高华：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于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前后 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 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 “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 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 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 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 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 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 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 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 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 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使得她 的叙述更贴进历史真实。
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姊姊，另一只手怀抱着 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国民 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 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 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材，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 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毫不奇怪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 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相比之下，这些知名人士可 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小知识分子虽然和社会及底层百姓接触多，却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 对新思想或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 “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 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 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 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 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美国和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 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 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 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 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中学，以后又 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上世纪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 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 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 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 密切的政、经、文化沟通的管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 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坎。
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60年，60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10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暮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 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惶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作为蒋的机要秘书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 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10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曾经战斗过的抗日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曾关押“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60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 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 关连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 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60年前和30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 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 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60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2010年2-4月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