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３０日抵达纽约后的第一个上午１０点，即按约与１２３街的玛丽老师见面，玛丽老师虽然在中国没教过我英语，她是应联合国之聘在贵阳教书一年的，但经过贵阳朋友介绍，８７年，８８年的圣诞都是在她家过的，第一次，第二次的享受了美国人的节日气氛。而从那以后，虽然她去了新墨西哥州，亚立桑那州，欧洲爱尔兰，纽约，但每年总是最早寄来我家的第一张圣诞卡，２００３年还和丈夫回安娜堡一次，到舍间小聚，与我女儿合影留念。听说我要去，电话里十分兴奋，告之地铁出来后如何如何走，又把门前的圣诞灯点亮，给我引路。
根据女儿的 GPS 指点，从４７街地铁乘 A 次快速车，９：３０既抵达１２５街，出站台后朝后走两条街，即看见玛丽老师的住处，那房子还是和当年那样，收拾的十分干净，虽然是从街沿走下三个台阶，但朝南的客厅，卧室阳光明媚，没有上海一般地下室的灰暗潮湿的感觉。更为喜欢的是另一头的门通向个小巧的花园，有椅，有花坛，有树，实在是个玲珑精致的去处，在那小桌前坐下，翻上本书，阳光暖暖地照着，倒是闹中取静的意境，很替她开心。玛丽老师的女儿就住在楼上的三层，其就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就在附近，走去就行，而对８７岁的老人也可有个照应，不至于孤家寡人，象我父亲那样，要自言自语保持语言能力，也是可怜。
打电话告诉玛丽老师，我们已抵达，看得见她的灯时，她立刻开门，给我和我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带我们进屋入座，再去她的客房，客厅走走，女儿见她的客厅里都是书，一面墙上还排列着她出版的八本小说， 不禁对我说她喜欢玛丽老师的艺术品味，佩服玛丽老师的辛勤笔耕。玛丽老师说，她是三十岁有了儿女后，再去密大完成她的大学和硕士学位的，后来又到哥大完成了博士学位，以后就在大学教书，写作。７９年应联合国之聘在贵阳教书一年，教授英语口语和写作。
此时她的女儿从楼上下来，问好闲聊时说，她的母亲是怎么认识我的，据说在贵阳没教过我英语，我告之是８７年圣诞由贵阳朋友介绍相识的，去她那 ALBION 家中过的第一个美国圣诞，玛丽老师取来她８７年，８８年的相册，立刻翻到８８年和她丈夫到我家作客，合影的照片，＂那时你没有女儿，我昨晚总算找到这些照片。＂我说我记得你 ALBION 家中铺红布的桌子，以及你的儿子比尔夫妇，玛丽老师又翻到８８年的圣诞照片，我和妻子正在其中，她女儿见了，也是宽心，似乎一块石头落地，不是歹徒来骗其老母，想来在大城市中要多点警惕，人老糊涂了，容易成为坏人的目标，被骗钱骗物的，而且其母近来健忘，说着说着会忘记要说的话，玛丽老师也说，她学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费时许久，前学后忘，我说只要记得自己，记得回家的路就好，只要充实的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有回味的酒，人生的苦乐经历就会是种财富，不必为年老而发愁，不会无所事事的等死。我希望我到８７岁还能记得今日的造访，于是大家大笑。玛丽老师还是如以前那样慈祥，知道我女儿的梦是到曼哈顿大学学音乐时，便说如果录取，一定住在她的客房里，不收钱的，走去三条街就到，十分方便，我也希望女儿能有此能力，实现她的梦。此时玛丽老师的女儿说，只要努力，刻苦，人生的梦想总会实现的。
久别重逢，难得的机会，大家话题不断，笑声不绝，格外兴奋。人生有知己是福，老年有友是宝，或许与玛丽老师的聚会也是人生最后一次，可是只要今日的欢聚能带来快乐，带来笑声，千里万里，最后一次也是值了。此生成为朋友，就是缘份，人生能成为伴侣，更是不易，过日子时虽有磕碰，但真的不在了，携手渡过的日子，有过的感受无人可以代替，无人可以共鸣。
正在说话间，已是中午，玛丽老师问想去附近就餐吗？又请她女儿叫上另一位８１年至８３年在北大教过书的女教授，于是一起向哥大校园内的餐馆走去。经过哥大图书馆时，我告诉玛丽老师当年她们夫妇带我去密大东亚图书馆的情景，可是她说记不得了，又问是否记得她带我开飞机的情景，那橘黄色的单引摩飞机，她又说记不得了，想不到玛丽老师在丈夫去世后会如此快速的衰老，真希望我老了以后，能象老父亲九十岁时那样，对许多事情还记个清楚，不要摸不到家门。
因为正是假期，哥大校园的餐馆内人不多，很快入座后即看菜单，三明治，通心面比洛克菲勒中心的便宜，但比密大的餐馆贵。玛丽老师问我要红酒吗，估计是她买单，退休金再多，也不好意思，于是摇头。问到她和贵阳的学生们是否还有联系，尤其是那位当年由她担保出来念书的，却已是断线的风筝无踪影了，想想当年凡是贵阳来人，无论是否认识，都是她和她的丈夫从 ALBION 乡下赶来三四小时接送，节假日还接去她家过节，转眼间人走茶凉，过眼云烟，而可贵的是，她对这些不置一句非言，似乎正常，有我这朋友之朋友在，已是开心，很是满足。
她女儿和另一位在北大呆过的女教授都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当年的反资批修，走后门等故事，其实中国是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因为第一要取消千年流传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中央任命的各省政府不可能，集权政治体系带来的好处特权人人想要，无法短期取消；其次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办不到，权力的基础还是人治，许多地方还有家族治，真象美国那样，总统没财权，政府服务型，当官的不但要公布个人与家人收入，还要列出赴宴，收礼，娱乐的次数，与公司交往的次数，更不可能；议会，工会代表各种团体要争利益，政府没有一言九鼎的威权，随时要被查账，那是办不到的，政府无法与民平等；第三是社会的思想基础还是封建集权人治的一套，没有民主，法治，平权的概念，对皇权专制，独裁垄断倒是习惯，容易臣服。而反皇上，反专制，反独裁，反党国的，走到社会前面的人，走到社会前面的人，是注定要吃苦头的。
其实这不罕见，欧美资本主义早期，也有这样的倒霉人。１７７５年１月，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九个月后，大陆军司令华盛顿白天和＂红袖子＂英国远征军激战，晚上还为＂英王陛下的健康干杯＂，因为当时的美国革命领导人是在拖着个君主制的猪尾巴和君主作战，只反强征恶税的贪官，不反皇帝，后来是读过汤玛斯潘恩出版＂常识（ COMMON SENSE ）＂一书后，才知英王是贪官的总后台，美国今后的国体不能选择君主制，而应选择共和制，＂权力归民＂才能取消社会不公。
可是这位潘恩毕竟是书生，是个理想主义者，只顾抬头望月，却一脚跌入路边的臭水沟，不久得罪美国革命集团里的权贵，只能辞去权力中心的秘书长职务，狼狈下台。１７９２年法国的革命者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巴黎人满城空巷地迎接他，使他成为议会权贵的座上客，但是当他指责革命家罗伯茨比尔的滥杀无辜，暴君恶魔统治，一年中杀人一万七，把皇室成员从９４岁到１４岁都砍了头时，便象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克尔一样，被以＂反革命罪，叛国罪＂投入死牢等着砍头，所幸是１７９３年７月的＂热月政变＂砍了罗伯茨比尔的头，于是他才能活命。马克思说潘恩写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但他却被美国人抛弃，英国人通缉，法国人打入死牢，最后被好友杰佛逊邀请返美，又因反宗教立场被批，寂漠潦倒中死去。我讲这些故事时，把文革与法国革命对比，无政府思潮和集权专制基础相比，倒把这几位教授听呆，心里难免得意，＂反正也是一点常识，不足挂齿＂，若在哥们前我或许会这么说了，可是对美国人说不通，只是她们都能理解我的意思。因为倘若你在７６年的中国人面前影射毛泽东是个复辟的秦始皇，就象在今日的朝鲜民众前反对权力世袭，制造金太阳一样讨打，要被枪毙了。
结账时，不出所料，还是玛丽老师付钱，她女儿感谢一下完事，此时我女儿要去 SOHO 大街购物，已问好如何坐地铁，于是她们三人送我们到地铁进口后，拥抱告别。玛丽老师说以为我会回去的，可以在哥大图书馆的台阶上合影留念，现在你知道我住那里了，常来常来，我可以送一套我写的书给你。微风中玛丽老师的白发漂动，倒令人伤感。
在地铁上我翻开带去的玛丽老师写的书，看来看去，没见到玛丽老师的签名，白跑一趟也是怪哉，女儿说你该提醒她，能记住你是谁，能每年寄圣诞卡，请你吃饭很是不易了。你说如果你来这里上研究生，她会让你免费居住吗？那是客气的话，她肯了，她的女儿不知肯不肯。哈哈，你上学一学期，对社会的人情也懂些了，很好。这是位好老太太，希望她长寿，开心，健康。女儿有如此见解，也是不易，令我心安。
离开纽约时与玛丽老师电话中告别时，她还是朗朗大笑，为我在时代广场上的苦熬迎新高兴，更为我们的相逢欢乐。送的礼物她都喜欢，几听茶叶送了她女儿和她们的朋友，而丝巾和巧克力是她的所爱，留下了。＂以后常来，希望你女儿能进曼哈顿大学，住在我家。＂不知怎的，心里有些难过，见一次少一次，那年刚考出驾照来纽约时，父亲的同学哥大经济学教授王念祖要我去府上，我在纽约转了几个圈便没了方向，只好告之去不了了，至今十分歉意，想不到今日倒圆了旧日的欠债，不知王念祖教授在天堂上，是否还生我气，乡下人进城又没 GPS ，晚上十点找不到方向，只能回新泽西朋友家了，莫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