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寒与方舟子之争想到写作小组
【（谢盛友／德国专栏作家】
纳粹德国时期的写作小组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非他一个人完成，除了鲁道夫•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ß，1894－1987）主要执笔撰写外，还有Claus von Pape、Theodor von der Pfordten、 und 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 和Dietrich Eckart 等人。
这本书影响着二战前所有的德国年轻人，因为它是法西斯主义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希特勒1933年掌权后，这本书成为德国中小学的教材。1934 年上海黎明书局推出了该书的第一个中文版，董霖、佩萱合译。
而白玫瑰（Die Weiße Rose）是反抗纳粹极权最著名的写作班子和组织之一，其成员包含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库尔特•胡贝尔教授（Kurt Huber）和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所领导。而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乃是因为其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陆续发送了6张未具名的传单，而其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
中国大陆的写作小组
中国大陆的写作小组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1960年代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时，就形成了写作小组的雏形。196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为康生，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该小组专门从事“批修”的文章起草工作。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了领导学术批判的小组，彭真为组长。后来便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成员姚溱、许立群于1966年2月起草了二月提纲。
同一时期，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了一个写作班，位于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写作班包括文学组、历史组、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专门撰写各领域的批判文章。
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就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写文章批判吴晗，1966年6月以这批人为主正式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其成员与之前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有一定的重合。
文革期间，原上海市委写作班主要成员则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由吴瑞武任组长，负责市革委文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论等。1968年一度解散，姚文元主导下在上海成立了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由朱永嘉负责。1971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等）重新成立，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各种批判文章。
“梁效”
197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化名“梁效”等）成立，由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等负责。此批判组与江青关系密切。
“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
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其活动结束于1976年10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以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一外国专家招待所的幽雅小楼为驻地，门禁森严，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物资供应享受外宾标准。组织成员最多时有三、四十人；清华大学10人、北京大学20多人，还有个别从中国人民大学抽调。
该写作班子除了有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外，主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181篇为他们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其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也在他们掌握之中。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显赫。其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而《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文章，为梁效的代表作。
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相比，它权威更高，后台老板更硬，政治影响力更强，消息来源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参加该写作组活动的，年轻一代有范达人（组长，著有《比较当代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1980年代以后也成为国内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文艺学家。
梁效不见于报端的活动，还有搜集、整理江青等订购的材料（30多种），供他们作为攻击政敌（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的“炮弹”。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梁效的写作、活动达到高潮。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多次与梁效班子工作人员接谈、合影、宴会，送文冠果、点心等。该写作班子有四人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
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班子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都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研究著述、出席各种会议、旅行出访。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1977年12月29日，如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开除党籍；
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
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
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据范达人介绍，当时北大党委对这样的处理与上级有争论。他们强调，“梁效”中有许多成员，在“文革”初期是受打击迫害的，他们后来成为“梁效”成员是当时的组织派去的。但上级没有采纳北大党委的意见。
后来，一些曾经是“梁效”成员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还是获得了重新发展的空间，有的成为著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担任了系主任乃至副校长等领导职务。
据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在《访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小记》一文中谈到“梁效”成员不同命运的原因时说：华国锋以御林军翦除“四人帮”后，要务之一就是将毛描写成与“四人帮”对立。为此当局需要“梁效”人员指认“梁效”是奉“四人帮”之命反毛反中共。“钦犯们”愿意按党的需要说谎，替毛背黑锅的有赏，坚持按事实说话的则重罚。历史系范达人教授如实陈述“梁效”不过是执行毛通过“四人帮”传下的旨意，被认为“抗拒从严”，系狱逾年。历史系教授何某按中共的需要给自己罗织罪名，因而被认为“坦白从宽”，后来甚至获赐北大副校长职位。哲学系教授叶某，毛泽东在世时向“四人帮”上条陈效忠，毛死后则按当局所定调子检查认罪，居然也官至全国政协常委。此文遣词虽不无情緒，但还是触及了某些历史真实。
文革时的化名写作小组还有：
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谐音“螺丝钉”，其他化名还有丁学雷（“丁香花园学习雷锋”）、宫效闻、石仑等
石一歌：《鲁迅传》编写小组，隶属于上海市委写作组，谐音“十一个”，指小组十一个成员
初澜：文化部写作组，谐音“出蓝”（“青出于蓝”），其他化名还有江天、洪途、小峦等
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组，谐音“党校文”
洪广思：北京市委写作组，谐音“弘光寺”，写作组所在地
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谐音“持之以恒”中的“持恒”
辛文彤：北京市文化局写作组
安学江、皖敬青：安徽省大批判写作组，取自“安徽学习、敬仰江青”之意
文革之后的一些写作小组仍沿用了化名方式，一些化名如下：
皇甫平：上海支持改革开放的写作组织，谐音“黄浦江评论”，同时取“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意
仲祖文：谐音“中组部文章”
任仲平：谐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
钟轩理：谐音“中宣部理论局”
当今的化名写作小组最著名的有：
“郑青原”意为“正本清源”
郑青原是谁？郑青原是什么人？
郑青原，正本清源的意思，是一个写作小组，类似于任忠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明社会政治制度根本问题认识时的署名。
2010年10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署名《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主题不断溶化。我们国家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实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民日报分别刊登署名郑青原的文章：
1、《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一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未来——二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4、《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四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5、《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五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为什么出现写作小组呢？
是《我的奋斗》版的“集体智慧”？还是白玫瑰的无奈？
是越庞大，越握有真理？还是胆小怕事，需要人多势众？
是小组一起写，一起承担责任？还是大家都不用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