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个地广人稠、民族众多、时代激变、豪杰辈出的中国,有生之年能做到纵横捭阖、过关斩将、万众敬仰、由人而神,实为异数。同为血肉之躯,在人们感叹人生短暂、世事惟艰、庸庸碌碌的时候,他却度过了多姿多彩、影响深远的一生。悬想晚年毛泽东,庞大而僵硬,不良于视、口讷于言,却思路清晣如常。回顾其漫长的人生,恐怕多次偷笑“这辈子真过瘾”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有没有计算过:谁在为他过瘾付代价、付了多少代价?
中国的传统文明,有儒家文化,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游民意识如“量少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之类。可以视为个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式。这些,毛泽东不仅兼而有之,而且善于巧妙包装。不然,说破大天也难一而再而三地,让亿万人民为了他的理念抛头颅洒热血。以推动历史、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毛泽东,非常人。其境界在九天之上、视野在地平线以外,区区温饱饥寒不屑顾念。一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解救大多数人的痛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让多少人热血沸腾。要是原汁原味地说“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就是一般的农民领袖了。
毛泽东与山大王的区别在于,他深谙人性,知道人的内心深藏忘我的殉道精神,只须设法让人感到精神境界与生命价值被提升、“天降大任于斯人”,人们就会按捺不住地秀出高尚与无私。与毛泽东同样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理想的人,各党各派都有,然而,其他人等不如老毛那么深通驭人之术,有话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只有毛泽东曾被歌唱成:毛主席的话像旱地下的及时雨、小苗挂满露水珠;句句说到我心坎上、照得心里亮堂堂……。
据说,搞政治的人都知道,若能来几句唐诗宋词,以示学问和境界,易使百姓折服。但是,他们多半只会引用别人的作品,自己不具诗人气质。而毛泽东则堪比隋炀帝杨广、唐后主李煜,以文采论也够资格当皇帝。在那个沉闷的时代,只有他能发表洋洋洒洒的演说、文章。自撰激动人心的警句格言,如: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文化大革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社会主流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是革命和奉献,只有在那样的氛围里,才会出现毛泽东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千百万少男少女便忙不迭地奔赴农村边疆的荒唐事。
没有超凡的禀赋和过人的才智,毛泽东不可能予取予求,过瘾空前。遇上这样的政治领袖,民众也很过瘾。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够大,给工农大众的面子够足。古往今来,公开声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毛泽东吧;号称志在“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只有毛泽东吧?到了文革,工农兵进而登堂入室,占领文艺舞台和一切上层建筑。虽然弄得他们有点不知所措,但是,被人看得起是要报恩的。不免: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做人也好、掌权也罢,到了这个份上夫复何求。但是毛泽东没有满足,他要从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于是:中共造神弄假成真,养虎自啮、自讨苦吃。因为,伟大、英明,离膨胀、固执比较近,容易走向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尤其神祉选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不是傀儡,取得无限权力、至尊地位之后更加无法控制。眼见他一步步地成为正义、政策的化身;任意而为改变集体决意,即使做错了事,也能指鹿为马、以败为胜。
中共的造神运动是从延安开始的,到了建国,毛基本上可以呼风唤雨、信口雌黄了。只见他指东打西、处处奇兵,全党全国眼花缭乱、疲于奔命:入朝参战、打败美国野心狼;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一死、争夺世界共运指挥权;三反五反、按指标杀人;统购统销、票证治国;阳谋整风、驱逐政府中的民主人士;跃进大灾而不言败,却道士气可鼓不可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归结成“三年自然灾害”;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整肃频繁、运动日复一日;“四清四不清”、纠党内走资派不解气,干脆来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角连连、战役不断……。
这其中,需要的见识和魄力、铺垫与启动、运筹与统驭……,在在是些大胆略、大手笔。若是寻常之人,参与其中任何一次的谋划与推动,就是一生最大、惟一的亮点了,但是人家毛泽东,是这一切的“始作甬者”。“其无后乎”?他无后也。起初,平民百姓以供这样的历史伟人驱使为幸为荣,紧跟惟恐不及;日久,凡俗之态就显出来了,付出的身家性命、温饱劳乏,都是他老人家的试验品,人民大众毫无所得。人们方才意识到:领袖不必是伟人,最好是个凡人,不然,多少社会民间资源,也不够他挥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