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有人说，半夜“子时”出生的女人一生幸福。
我的母亲就是半夜“子时”出生，而且生命之钟又停摆于“子时”的女人。她用蹒跚，踉跄，踏实，无奈的脚步走出了从“子时”到“子时”一个生命的圆周。在母亲逝世周年之际，让我顺着这个圆周，回顾一下我那享年八十六岁的母亲，回顾一下她那幸福与否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一生。
（一）
母亲在1925年，农历8月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山村农家。当时，她已经有三位姐姐，因而她的乳名叫“四妮儿”。这是一个既普通又稍不普通的家庭。这个家庭经历过四世同堂，昌盛繁荣，和以一口铁锅分家的潦倒（为了打一桩被冤枉的官司）。我的母亲就出生在那个潦倒的下一代。
我母亲前半生命运的幸福与坎坷，与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而我不得不先述说一下我的外祖父。
外祖父那四世同堂的大家既是农户之家，又是生意之家。家境破落时，外祖父就是那破落的第四代。那时，他尚年轻。通过朋友介绍去铁路局做了一名巡警。工作于郑州与汉口之间。他是一位性情中人。在铁路上工作的那些年结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2 月7日，他参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儿，“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当然，这事儿没成。罢工被镇压了，两位主要领导者就义了。外祖父为了躲避追捕，又回到了老家。看着自己的一家老小，日子还是要支撑着过。他没有再返回铁路，而是用所有的积蓄，置产买地，更重要的是他投资了朋友的生意。家境又逐渐好了起来。（他心里还是念着共产党，这是后话）。
现在算起来，母亲出生时，家境已开始好转。后来，母亲又有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外祖父也又从困境中起来，成了当时县里面的富人，名人，并担任了区长。外祖父的绰号“平光镜”，因为他待人极好，且不分穷富。据二舅舅讲，民国三十年大旱灾，他的村子没有一人饿死，他赊饭给每一个穷人。从外祖父重振家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中间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在这些年间，外祖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又开始结交共产党。当年共产党的皮司令，就曾是外祖父的好朋友，部队路过，就驻扎在外祖父家。临走时将我的那位大舅，母亲的大弟弟带走，以图培养，并送军官学校读书。结果，几个月后，我那浪荡不羁的大舅，腰里别着手枪，牵着一条狗，回来了。当年外祖父掩护过的那些地下共产党人，（有的以医生为名，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供养一切），解放后都在附近的县市官居要职。而外祖父却因为有家产，且又担任过国民党的区长而被捕。但幸有这些官员相救，以一纸便签“此翁对革命有功”，外祖父得以出狱，最后病逝家中。病逝时，家中又是一贫如洗。
（二）
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的。母亲相貌平平，却聪慧异常。外祖父没有专门供她读书。她只是在私塾中学过上论语，下论语。据母亲讲，那时外祖父主要供我的三姨读书，因我的三姨右手腕残疾。三姨上课时，母亲经常旁听。母亲要帮外祖母做很多家务。因而母亲做得一手好针线，同时还会做地里活。母亲曾自豪地讲，上下村十八位姑娘，她最能干。
其实，母亲最能干的是另一件事，她自学了打算盘。我不知她是否帮外祖父理财，但母亲对珠算口诀倒背如流，算盘打的可算是炉火纯青。双手十指舞动，算盘珠子也随之上下跳跃，似有指挥千军万马之势。她还可用算盘打游戏。小时，偶尔母亲也和我们游戏一二。但我们从未认真地向母亲学习过。而就是这个自学的算盘，奠定了母亲一辈子的职业。
母亲说，她小时候，外祖父的一位朋友会算命。一天，那位朋友要为我母亲算命，并开口就说“这妮儿将来不吃家里饭”。当时，全屋人愕然，都说他算错了，算成了三妮儿。因为我三姨一直读书，并且三姨很漂亮，家里人一直对三姨寄望很高。三姨虽然一辈子也不错，后来结婚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俊朗的林业局长，而且做了一辈子的优秀教师（总被评为优秀教师）桃李满天下。但，三姨果然没有离开过我们那个县，教书的地方总离家不远。
土地改革之后，家里已是家徒四壁。外祖父的共产党朋友没有忘记他。其中一位朋友介绍我的那位大舅舅，去一个新开发的城市工作。因为大舅舅有文化。介绍我的母亲到政府机关做会计，因为母亲会珠算，而且头脑极清楚。从而，母亲离开了家乡，应验了那位算命的话：再也没吃过家里的饭。母亲离家时，仅带了一只小黑皮箱，并一直用到我们长大。这只皮箱还存在我的记忆里。
（三）
母亲 很能干。这个能干显示在她的工作中和照顾我们的生活中。母亲退休后曾说，她做会计一辈子，没有错过帐。因为也不敢错，家庭出身不好，一分一厘都小心谨慎。每次政治运动她都能保全自己，靠得就是个认真。母亲工作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她经历了“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每个运动都是触目惊心。别的运动我都没有记忆，但“文化大革命”时，我已上小学，已经有了记忆。
“文革”初始的一个晚上，母亲拿出来一身粉红色的缎子棉袄和棉裤，让我和她一起拆开。然后母亲又用黑色颜料将漂亮的粉红色缎子面染成黑色。我问为什么，母亲说怕红卫兵抄家。父亲是位教师，我也亲眼看着父亲将他珍藏的名著，辞海付之一炬。果不其然，几天后，一队红卫兵真的到我家来，虽然没有抄出“封，资，修”，但我家的一个红花细瓷小碗差点被当场摔掉。幸好，那个带队的红卫兵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我们经常换读小人书。她年长我几岁，已经在上初中，两家住很近。她很照顾我的说：“这个碗是四旧的东西，你把它摔了吧，别用了”，说完带着人走了。真的是好朋友，我好感激她，不知我那位好朋友现在哪里。后来我一直放着那只碗。结婚时，我把它带到了我的小家。出国时，先生还把它带了出来。结果在一次搬家中给丢掉了，很是惋惜。
那时，母亲每天回家都会教导我们不要乱说话（父亲也是如此），不要到处乱跑。那时我很怕看到戴高帽游街的小脚老太太，因为我的外祖母就是一位小脚老太太。母亲曾带我秘密地回老家探望她。解放后，我的外祖母一直是和我的二舅舅一起生活。二舅舅是我外祖父孩子中最争气的一位。二舅舅最小，读书最好，是解放后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教书。但，文革开始后，外祖母因为是地主分子，不能在城里“享福”，而被遣返乡下。那天回去看外祖母是在一个冬日。进村时，母亲还害怕别人看见我们。记得外祖母一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后面是一个院子。屋里，院里都空无一物，冬日的阳光也显得清冷。母亲说，那个房子是外祖父去世前住的。临走，离开时，看着那荒芜的农庄，我很难与外祖父家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连在一起。
（四）
母亲很节俭。她是会计，父亲是教师，我们姐弟三人。按理讲，经济条件应该不是太坏。但是，由于父母双方都有上学的弟妹，和老人要照顾，生活上也常出现捉襟见肘之时。加之当时的国家也是困难重重。国不富，家岂能有。当时母亲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挨饿，不受冻。记得自然灾害时，母亲在离我家不远的地边，开了一小片地，种红萝卜。萝卜长的极好，那盎然翠绿的叶子，红的透明的身子，增加了我童年的喜悦。我和母亲一起拔萝卜时的欢欣，仍依稀在目。母亲每天上班前，将萝卜煮好，放在炉边，我们姐弟可在饿时分吃。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把大的红萝卜给弟弟吃，小的留给自己，但心里却觉得委屈。岂不知妈妈却因吃野菜，结果全身水肿，而差点送了性命。那野菜的名字叫“灰灰菜”。据母亲讲，当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我的父母亲有很多家乡的亲戚朋友。记得“文革”那些年和“文革”刚结束的那些年，我家几乎每日都会有客人。可能是由于农村那时更穷吧。每次客人来时总会带来一些家乡的柿饼，红薯。母亲总会对客人夸奖一番，还是老家的红薯好吃，老家的柿饼甜。然后这些客人们就会在我们家小住几天。因而每个月，母亲计算着花钱时，都会把这笔预算放进去。记得当时我的祖母（我父亲的母亲），总是夸奖我母亲，无论经济有多困难，都会把家里安排的很好。但是我和妹妹却并不喜欢那么多客人，因为家里只有四张床，两个房间。每次来客人，我们家人都要挤在一起睡，很是不方便。虽然如此，母亲总是告诉我们，要善待客人，因为他们生活更不易。有一天，母亲居然买了两只很大的碗，她称为“大楼碗”（我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楼”字），专门给客人用。母亲说，我们用的碗小，客人吃完一碗时，不好意思再盛第二碗。从此客人来时，就有了专用碗。这一点，我想母亲完全秉承了外祖父的血脉。
五
其实母亲在性格上，很多也秉承了外祖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生活中确实如此，母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我的父亲从小生活优渥，一介书生，遇到事情时，会一筹莫展，没有母亲有主张，也没有母亲刚毅。母亲虽读书不多，但写出文章条理分明，有理有据。记得有一次妹妹在外面惹祸，让我那还未过门的妹夫打了一位拨弄是非的人。其实，当时也是双方打架，我那英俊高大的妹夫自然沾光。结果对方状告妹妹及妹夫。母亲得知，一边痛斥妹妹，一边挑灯夜书，将事实的前后陈述清楚，勇敢辩驳，最后化险为夷，保护了妹妹和妹夫。还有一次是弟弟惹祸，因为别人做了错事，殃及了弟弟。弟弟年少，讲哥们义气，结果险吃官司。弟弟是家中的唯一男孩，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但在等待处理难熬的时间里，母亲却显得比父亲镇静，理智，直至弟弟安全回家。
从我记事起，母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父亲多，因为父亲教书的地方远。特别是在“文革”的那些年，父亲又因为历史问题住“牛棚”。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在“反右”运动中留下的。父亲不是“右派分子”，但反右时，他在一个学校做校长。在一次给全校老师讲话时，他说了一句“教师要像一只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而惹祸上身。文革时又老帐新算，加上出身不好，父亲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检查上了。母亲从未埋怨过父亲。“文革”父亲住牛棚时，赶上冬至。母亲做好饺子，用铁饭盒装着，毛巾包着（那时没有保温杯），让我姐弟三人去给父亲送饺子。我们做一段公车，还要再步行很远，才到郊区父亲的“牛棚”。那年冬天特别冷。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到身边，问我们愿不愿意同他回农村种田，我们姐弟异口同声地说愿意。父亲很是感动，接着说，他只是想试试我们，看我们愿不愿意吃苦。其实，他已被“解放”了，没问题了，不用再住“牛棚”了，可以继续教书了。当天晚上，我们全家真的是喜从天降。这样的喜乐，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不会理解。这都是由于有一位好母亲，才支撑了一个好的家。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隔壁邻居，家庭情况和我们相仿。但是，他们的母亲不喜欢父亲，女儿还去学校揭发父亲。真不知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
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国家的蒸蒸日上，日子好过了。母亲在退休年龄准时退休。父亲则一直教书，退休后还被返聘，直至突然因脑溢血去世。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我们又看到了父亲当年写的检查。父亲可能是想留着以往的资料，以便再有政治运动时，作再写检查时的底稿借鉴。
父亲再也不用写检查了。他这只蜡烛已经燃尽，但是，蜡烛的滴滴泪痕还点点犹存。不知他照亮了多少人，至少他在三尺讲台奉献了一生，从青丝到白头，何错之有。希望那个时代，随着老一代人的去世，不要再回来了。
现在想起父亲要回乡务农的事，我都不禁莞尔。我那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父亲，何时学过务农。两只手除了右手中指上面因常年执笔留有茧子外，其余皆写着“无用”。即使回乡，操锄者，也肯定是母亲外加我们姐弟。
六
母亲退休后，曾经照顾过我年迈的祖母，和重病的叔叔。后来主要是照顾孙辈。父亲去世时，母亲居然还写了一首诗予以悼念。也就是从那时，母亲才开始有白发。父亲漂亮儒雅，是母亲一辈子的骄傲，而母亲的聪慧能干则是我们全家人的依赖。以至于我那长相还算周正的儿子第一次给我介绍他的女朋友时居然说：是姥姥级别的。
母亲干事情总是很好。她种的菊花绝对在秋天迎风摇曳，花团锦簇争得几分秋色。她种的朝天椒，绝对是昂首挺立，其辣无比，是我父亲的最爱。她养的小狗，小猫是孩子们最好的童年伙伴。她还把黄河大鲤鱼，炸成许多黄焦松软的大鱼块，让孩子们当馒头吃。至今我还十分想念那连餐馆都不易买到的美食。当听说哪一位怀孕的人做了人工流产时，她还会惋惜地说：唉，毁了多少人民子弟兵。
母亲在晚年患了脑中风，但当身体恢复的能以行走时，她每天都坚持在屋内散步，并计算时间。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她去世的前一年。那时，她因二次中风而完全卧床不起。我回去看望母亲时，她在医院里，已经失语，不能交谈 。但她头脑仍很清醒，会用眼神和头势表达意愿。
因为职业关系，我很能理解病人的心愿，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愿。在那年休假陪伴母亲的头几天，我每天都扶母亲在床上坐起来。我告诉她，我们共同努力，目标是能够坐上轮椅，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哪怕一次就好，结果以母亲咳嗽而放弃。看着她那痛苦而又不能言的状况，我告诉科主任，如果母亲再出现危急情况，不要抢救了。我想如果她会讲话或会书写，她可能也想解脱这样的痛苦。休假结束，临别时，母亲在睡觉。我轻轻吻了她的脸颊，一转身，泪水夺眶而出。那是我和母亲的吻别，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去年，四月二十六日，似乎有心灵感应。一早，我正在去中国领馆拿回国的签证，在路途中接到妹妹的电话，母亲不行了。此时我没有多余的话要问，也没有流泪。因为，母亲解脱了。她是在差五分钟午夜十二点时走的。母亲又选择了半夜“子时”。
母亲的一生像那个时代每一位女性一样，既平凡又伟大，以最朴素的良知与道德，为家庭为社会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像一株小草，历尽风雨仍坚韧不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但却是社会构架中最安定的一块石，最可靠的一块砖。社会由于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女性而和谐，家庭由于有这样的母亲而幸福。在母亲去世一周年之际，以此文作为祭拜。
母亲，走好。
来时夜幕沉沉
走时沉沉夜幕
月明星稀
又开始一个人的旅程
您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
来时的道路可还记得
走时的故事可理的清
八十六年的书页翻的不易
字里行间已写就春夏秋冬
拍拍往日的世尘
紧紧御寒的衣扣
母亲
走好
脚步不要太匆匆
见到父亲问个安
来世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