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集团，通天中央，有钱，有钢材，财大气粗，我想“如能定期拨给我们厂一点材料，就等于钢铁深加工，利润会更丰厚，好事啊”。于是托我们一个付厂长的哥哥是首钢的职工，通过他了解情况并索取资料。
文化大革命前，中央下令，为防首都污染，首钢要建一个化肥厂，用炼焦煤气，就是从焦炉放出来的黑煤烟，收集，净化，冷冻，分部冷凝，液化，液氮洗涤除co，分离成3H2加氮，进合成炉制造氮肥；技术设计是化工部第四设计院设计的，我们厂负责工作图设计和设备制造，我是该项目的我厂的主任设计，参与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这个项目是周总理抓的，装置出了氮肥，后来为了根除污染，干脆用了几年把装置卖了。所以说我与首钢曾打了一段时间交道，觉得他们很难缠，有毛病；现在要与他们为伍，倒有点迟疑了，但考虑到十几年来，他们也在进步吧。
于是我们向市府，省机械厅，机械部，农机部里汇报，不知多少次来回北京，省厅，市里，几乎把汽车的轮胎都磨光了一层。那段时间，我们同时在厂里召开党委扩大会，扩大到党员中干，厂长办公扩大会，扩大到全体中干。厂里，市里，省里，众口一词：“大好事，办吧”。唯独一机部，农机部有不同的声音，当时的农机部长项南同志，对我说：“进去了，把你撤了，怎么办？！”，我说：“个人被撤，没有问题，只要厂子得到发展就可以了。。。。”，还有人讲， “首钢是不安常理出牌的，受骗上当后，悔之晚亦？”，话是非常中肯的。由于农机的市场情况很好，资金是唯一的出路，只要有投入，厂子才能立即翻身，眼前似乎没有其他路可走啊。
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再开全厂职工大会定夺了。接下来，便是我们几进北京，谈判，起草文件，签字划押。北京来人清点了厂里的固定资产，浮财和各类仓库。并且派来了一批人员，按首钢管理模式，重新更换了厂里所有管理条例和岗位职任制。
从此，我们厂便变成了首钢集团下属机械工程总公司的一个分厂，张着大口袋，准备接受集团公司的投资和材料调拨呢。可是半年多后，非但不见资金，不见材料，反而要我们大量派人到首钢干活，他们给工资，要我们的技术工人去干他们的杂活；要我们派技术人员为他们设计工装和非标设备等等，我派了一点人应付应付，上级的命令要我加大力度，最好倾巢出动，还要我们安排他们的傻大黑粗配件，我不理！从首钢集团下到厂里的一般人员，什么都不懂还很趾高气扬，俨然教师爷的嘴脸，硬压恨训。
因为我们是联合收割机厂，我们的技术员和工程师的专业都是设计薄板零件的，我们的技术工人是做薄板活的，钢厂的一个罗母，说句夸大的话，一个齿轮快有半吨重了，不只我们的人员适应不了，我们厂里的装备也适应不了的啊。送来很多图纸，可以在厂里加工的，留不几张，都被退回去了，可他们以为我故意不做。加入首钢一年，观察了很多情况，越看越离谱，再通过与几个先我们并入厂子领导们的交谈，方才知道有点上当了。
首先，首钢兼并其它厂不是为了某个厂子的发展，而是为了它首钢集团自己，想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做准备，把十多个并入厂的固定资产，加到它现有的基数上，并入就算完事，根本不顾具体厂子的死活，与当初的合并协议，大相径庭。不少并入厂大声疾呼，上当受骗，怨声载道。
摸到了底细和真实情况后，我开始有点反抗了。利用北京开会，在接受任务时，对机总公司的领导说：你们不管我们的饭，还整天要我们干这干哪，4000职工不是向你伸手，而是向我要饭吃！如果你管饭，我全听你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旁边听到的几个厂长，惊出身冷汗。忙对我说：不能这么直，在这里要吃亏的！！。
机总公司下文调我去西北兰州附近的天水市，任仪表公司行政一把手，还让我兼着开联厂厂长，除开联厂外，下管六个军工厂，七个厂的职工加起来三万多人，住房暂时安排在军工厂招待所，五个卧室加一个厨房。这些厂是“深挖洞广积粮”年代的产物，地处深山的三线建设项目。现在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处于两难境地。有的厂，因为山水有毒，吃水，粮食，素菜，小孩就学等方面都有问题， 困难重重。
谈话时，我只是打哈哈，不来真的，“我有困难，家有80老母，我不能离开开封”，古人云：“母健在，子不远行！ ” 。每次开会，会后立即离场回汴了，决不多呆。我看到，集团总部，好多人都是从外厂调入的，办事心狠手辣，嘴高手低，嘴上工夫好，用我们无锡人的话讲：“宜兴山里的夜壶，嘴上光，底子坏”，很多人都是原厂推出的“边角余料”。我不能与他们为伍，去淌这汪混水，若一调，把我的老根一刨，无家可归啦。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他们不顺心了，加点什么罪名，再一撤，我一辈子完蛋。
集团第二把手，赵付总经理(就是宋丹丹现在的先生)到开封厂视察我厂，我参与接待了，他回北京不久，听说被免职了。我看到了他在开封的“十大罪状”，竟没有一点是 事实， 首钢说他在开封放着厂里的招待所不住，一定要住在1000多元的宾馆里。天哪！开封小地方，当时，最好的宾馆也没有1000多元的房间，最多200元一个标准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京开会期间，我拿着这张盖有机总公司印章的罪状信，找到机总领导，说： 谁给你们的这张纸？这不是出于开联厂，这张纸上的东西，全是假的，我参与了接待工作，我有第一性资料，我清楚；我不管他有其它什么罪状，也管不着。可他在开封期间，十条罪状里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不能这样搞人的嘛？！！！后来好多厂长给我说，不要书生气十足，不能太直。这里是没法讲理的。我谢谢人家友好善意的提醒，但是我不怕！人么，无欲则刚。
大概又过了半年吧，也许领导看来：王志良是软硬不吃，搪塞派人到北京干活，不听话，不接加工图纸，升迁不上套，还敢强词夺理，犯上作乱，罪过累累了，不可救药。于是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撤！！
一天机总公司通知我开会，“火车来，不要带车，会议较长”，一到机总，还没等我坐定呢，正在等我的人就开口了，“你被免职了”，我说：好啊！你有权！我不想再听他的屁话，站起身来就想走，“哪里去？！”，回家啊！“我认为你最好10天半月不要离开北京，因为，厂里今后发生的事情与你无关了，否则，说不清”，我想，这不就是软禁吗？又想，乐得清闲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回到旅馆，立即与党委书记通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人都被免职了，我被软禁在北京！不让回开封。当时，由于消息突然，他还有点接受不了，我说：“不要婆婆妈妈的，要有骨气，即使今后要饭，也不会要到首钢门上，我们都有老人，有我一碗吃的，会分你半碗，放心好了”。在北京会会同学，看看朋友，走走亲戚，整整休息了12天，我回开封了，回到家里后，再也没有踏进厂里半步。
首钢集团在我们厂选了三个工人，正付书记都是工人，厂长也是个机修工，还有严重的 “羊颠疯”毛病，平时都爱吹牛，说大话。听说他们用首钢的警车开道，一个车队，大张旗鼓，浩浩荡荡，从北京直奔开封，大有捉拿“越狱逃犯”的阵势。他们领着北京的去人，到开封挖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我的罪行。先财务查账，后找总工程师，纪检干部，分厂领导，中层干部等谈话。
问总工：“王志良，与国外谈判很多次， 出国也很多次，出卖国家利益了吗？”，
“让我说实话还是假话”，
“当然实话”，
“他非但没有出卖国家利益，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坚持原则，会谈经常到晚上12点才结束，甚至迫得外宾临上飞机前才签字。。。。”，
要整一个人，无非是从经济上男女关系上开刀，可是这些人在开封忙乎十多天，没有找到一顶点儿我的罪证，无功而返，所谓调查只能不了了之。
他们问行政科长，“听说王志良家里像宫殿一样？好几套房子”？
行政科长说：“他有两套房子，住房面积，70平米，一套两间，一套一间半，一间半是开联，用同面积的房换来的，他出钱。稍加拆通改造，老人一间，他们两口一间，半间是饭厅，中间一间是会客室，他家不远，我们去看看吧“。
于是他们先到厂党委书记老李家，看后，老李说：”老王家在二楼，除了比我家干净一点，什么没有，你不要感到寒酸就是”。结果他们没有去我家。宫殿之说破灭！
想起部里有人当初提醒我的：“首钢不安常理出牌，到时候，受骗上当了，恢之晚兮”；看来还是他们了解首钢的习性，看法入木三分哪。
经过这次首钢集团带着一定要从鸡蛋里找到点什么骨头的心情，到开封对我背靠背的挖地三尺的审查，等于是对我进行了政治，经济，生活，工作作风，领导能力，为人等全方位的肯定，换句话说我还真要感谢他们呢！。
审计结果，我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没有经济问题，没有出卖国家利益，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搞“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独立王国。他们到处问，到处搜寻，总以为我当了九年厂长肯定能挖出一些问题来，他们的信条是，“常在河边站，必定会湿鞋”，他们来开封的阵势，就是认为很有把握的抓捕我这个“逍遥法外的逃犯”的啊！
他们没有挖出我任何问题，但是我不傻望首钢集团在公开场合会为我说半句公道话，历史已做出了结论！！我站得稳，立得正，毫发无损；我是怎么样的干部？？一目了然，不须任何言辞了。
凡企业更换领导，必须审计，这是国家规定，无可非议，但首钢集团当初的做法近乎胡来，肆无忌惮，鱼肉干部，这就非常不正常了。
过了一年多，厂长又换了，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过很听首钢的话，大量派人到首钢，岂知，技术工人去干首钢力工的活，例如，首钢全公司的暖气管道刷漆，炼钢炉渣的清理等等。有一次，五个开封联合收割机工人，正在炼钢炉前深坑里清理炉渣；你别意会炉渣凉了，虽放置了半天，没一点热气冒出，但它的温度还很高，水泵操作员没看到有人在里面工作，便合闸上水，几十秒钟工夫，滚烫的沸水快满坑了，逃都来不及的！！一场大事故发生了！！！当场被煮死了一个，几乎被“烧熟”了四个，经治疗，最后四条人命是保住了，听说，直到现在，几个伤员还靠高压氧窗，维持生命呢。12年了，罪孽！活着还不如死好呢！此事，在我任后，与我毫不相干，但我心疼啊。
对厂里的班子，职工们早就议论纷纷，早有过结论了：再换也不行，他们与王志良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差几个档次呢？要说他们之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们能搞好吗？
在1992年初，我自愿退休了，当年我才62岁，应该还属身强力壮；国家规定，高工可以发挥余热到66岁，但我觉得没必要再在那里干下去了。在我退休不久，北京来人还在厂中干会上说：王志良呢？谁让他退休的？我们还要用他呢。 不管是真是假，我意为：首钢的做法非常不正常，你有权，可以由着性子免去你不喜欢的，任何人的职务？但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不了解情况偏听偏信而为之，那是受骗上当；了解情况，吃过亏，而再为之，再受骗上当，那是，这个人傻，蠢，浅薄。说什么我也不陪他们玩了！
我们这个厂由国家化了大钱引进专利的大企业，我们将曾几千个零件国产化，设计制造了几千套工艺装备，出国培训百余人次，这样一个厂，好端端的厂，被吃光分净，到2010年，干脆破产了，可惜！！。
树倒猢狲散，为了生计，工程师们，技工们都高薪流进了各地小厂，留下厂里的都是老弱病残。
人说：官场险恶，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沉浮难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险象环生，世态炎凉，情薄如纸，一点不假！！
退出官场并不意味着我的事业就此结束，到1993年，我和原厂党委书记老李(对他是兑现我在北京被软禁时的承诺)，加上一个搞销售的干部，三人成立了一家农机备件公司，从此我下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