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了陈希同访谈录《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一书，该书在“六四”二十三年纪念日前夕出版发行，引起了轰动。陈希同作为当事人，在文中对“六四事件”作了具体的叙述，声称自己不是戒严总指挥只是傀儡而已，一切身不由己。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2009年已经出版的由赵紫阳录音整理成的《改革历程》与未出版却已广为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他们作为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六四事件直接决策者，对六四是如何记录或看待的，他们眼中的六四有何不同？
赵紫阳如何看六四
赵紫阳在其2009年5月29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中开门见山地直接谈到了六四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赵紫阳同情学生的态度在书中表露无疑，他在书中称赞胡耀邦清廉，并对胡耀邦的改革深表赞同。对学生有举动也表示认同，认为学生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对学生上广场悼念胡耀邦的行为也是支持的。
书中披露，在对“六四事件”定性过程中，在李鹏的住持下，李锡铭与陈希同将学潮情况汇报的非常严重，说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他们是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始作俑者，他们的汇报也影响了邓小平的想法和最终拍板。
书中称，在决定首都戒严的表决上，李鹏、姚依林是强硬派，乔石和胡启立则是温和派，而邓小平则对学潮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于是在听了汇报以后，邓小平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
同时在书中称，“六四事件”的发生最先是因悼念胡耀邦引起的，但是是可以平息的学生运动，最后转变为“反革命暴乱”其中的转折是“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书中说，本来已经平息并复课的学生们因为“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愤怒上街，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流血事件。
四•二七大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李鹏眼中的六四
李鹏的“六四日记”是他在7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之间所记的日记内容。李鹏在日记中保持了他一贯的强硬派作风，他对六四的表述中一直是用的“动乱”一词，认为学生的游行是资本主义要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学生运动是中国又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另外，在他的日记还表述了他与赵紫阳之间的矛盾，并认为是有人事前预谋，把他推到最前线。日记中他还对赵紫阳及其政治改革进行了抨击。
李鹏在日记中认为赵紫阳将中国“六四”前的经济不振与“六四事件”的发生都归罪于邓小平：李鹏“六四日记”说，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日记说，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
5月16日，中苏两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这是赵紫阳在中共电视上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然后，李鹏六四日记说，“对于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料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的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
李鹏六四日记接着说：“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
李鹏认为，在派军队进京实施戒严的决策中，是邓小平拍板决定的，其日记的电子版文件中原文表述如下：“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
无论在赵紫阳和李鹏眼中，“六四事件”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他们对整个事件是如何看待的，他们对事件心里有无愧疚，作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他们一起经历了并处理这件事，那么他们与“六四事件”被历史永远记录在一起，但不知李鹏和赵紫阳眼中的“六四”与历史的真相究竟有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