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成本和受惩罚概率问题
有人说我们要加强官员的道德建设，这个是正确的，但不是最紧迫的。
这个世界上能够经得起“利”和“色”两个字的，占总人口的1%都不到。“道德”在这两个字面前，是苍白的，这个是人性，骂他们也没用，你上去了和他们一个样。我们要做的是从根本上面去了解这个社会规律，因为这个是属于社会学的一个范畴。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现在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需要制度建设。
然后我们来看制度建设后这个里面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就是犯罪成本问题，一个就是受惩罚概率问题。
我们研究一下大部分比较廉洁的国家，什么高薪养廉都不是核心，关键核心在于犯罪成本和受惩罚的概率，假如犯罪成本够高，受惩罚的概率够高，他们就会望而却步。就算给他年薪100万，但是一个县委书记常常和身价10个亿的老板吃饭（那个老板还带着3个小蜜），你说100万够用吗？不够用。你说一个老婆够用吗？不够用。所以制度约束是先行，其次关键就是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执行，当他们知道犯罪成本的高昂和受惩罚是高概率问题后，道德约束才会起作用。
一般来说官员的薪资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就可以了，关键是打开他们的升迁通道，这方面我们会在后期的如何建立“中央集权地方民主公检法司垂直管理”的模式的文章中详细讲，这篇文章已经写好了，预计在十八大后发出来，这篇文章主要是讲制度建设的内容。
下面先讲犯罪成本问题，比如新加坡有很高的犯罪成本，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特别是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每月个人出资20％，政府出资13％，存入公务员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一切顺利，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它渎职违法行为，凭借这些公积金与退休金，他们就可以保证自己及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倘若出现违反国家法律和公务员准则的行为，他们必定会被开除公职或判刑，公积金和退休金一笔勾销。所以一旦犯事，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和很多损失都相当大。而我们很多出事的官员在避过风头后换个地方继续任职。
然后看受惩罚概率问题，这个是所有的根本，你犯罪成本再高，受惩罚的概率只有1%，那么我很难相信我就是那1%里面的人。在新加坡，犯事后的受惩罚概率是一个高概率事件，所以具有很强的震慑性。
因此我国后面对于官僚体系的制度性建设里面，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假如受惩罚概率很高，那么地方层面管事的能活着的就不多了。因此可以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那种模式，重点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是查以前的大的贪腐案件，一个是查从新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后发生的贪腐问题，一定要形成震慑性。这个动作在建立了监督体系后，配合有效的监督体系可以开始快速执行。
其实道理就是这么一句话：当你不能去抢的时候才会去谴责抢的人，这个时候是比谁谴责的声音大；当你能去抢的时候你会奋力去抢，这个时候比的是谁抢的多。所以要让他们不能去抢，他们才会坐下来比谁更讲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