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用她的真名字，但这个故事是千真万确的，我叫她格蕾丝。
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部门的人都穿绿颜色的衣服，翠葱葱的一片。我们这个部门的人极喜欢热闹，出主意找乐子的天才俯首皆是，又常常在服装和头发上花样翻新，并且一呼百应。例如“T恤日”，人人穿着五花八门的T恤，我就是把女儿高中时的一件厚嘴美人套在身上。而“套装日”又个个衣冠楚楚，像是曼哈顿第五大道办公楼里出来的白领。我们更是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着装非凡的节日，在万圣节很有些群魔乱舞的味道，而在圣帕特里克节自然按习俗穿绿，我想幸好只是穿绿衣服，而不是戴绿帽子，要不然就更有意思了。我们一伙爱闹的人还一起合影，记下许多美妙的瞬间。
这时候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出现在部门，黑乎乎的制服与我们身上的颜色很不协调，他们神情严肃地打听主任的办公室，我们的轻松快乐被他们搞成了惶惑不安，照片也拍不下去了，或坐或站地打量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很快把格蕾丝叫了进去，关上了门。我们面面相觑，努力透过玻璃窗往房间里张望，我看见格蕾丝捂着脸哭，之后主任出来把她的手袋掂进去，她哆哆嗦嗦拿出手机，又抽泣起来，整层楼鸦雀无声，有人把手按在嘴上，有人直愣愣地看别人。后来警察先出来，格蕾丝跟在后面，哽咽着走出了楼。我们迅速围住主任，主任说：“不要多问，现在事情还不清楚，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们。”主任离开后，人们三三俩俩地议论，没有所以然。
格蕾丝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二十多年，我来这里也有两三年，两三年中我与格蕾丝一共说过不到五句话。
我上班时只喝白开水，起初那些同事们没有不一惊一乍的：“白开水？开水，不加茶？水，不加冰？”后来尽管他们见怪不怪了，但每天当我端着个大杯子到后边的休息室接开水时，他们还是会故意问：“白开水？”“对，白、开、水”我肯定地说，“好喝极了！”
我去接开水时路过格蕾丝的办公室，总会在门口停留一会儿，不是和格蕾丝有什么交流，是和她同一间办公室的卡罗尔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嗨！”卡罗尔叫住我，“你知道我周末干了一件什么事？”他一如既往的煞有介事。“让我想想，你化成超人，把那架就要坠毁的飞机托上了天。哦，不对，那是上个周末的事。这个周末我还真不知道你的惊人举动。”我一本正经的回答。“我去了芝加哥我父母家，”他说。“到了之后，你发现他们也出门了”，我正要说出“他们被坏蛋劫持了”，又觉得不该拿他家老人开玩笑而临时改了口。“不，他们在家。”他故意停顿了一下，“你想不到的是，他们开门让我进去了！”系了一个大“包袱”，抖开来，原来如此，我哈哈大笑，一边说：“他们没有放出狗咬你？”“这次没有，很幸运，上次把我的腿咬瘸了，你不会忘记吧？”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格蕾丝从来不参与我们的说笑，她一进办公室就戴上耳机，两眼盯在电脑屏幕上，无论我和卡罗尔如何吵闹玩笑，她眼皮都不会抬一下，也从来没有烦厌的意思，视我们为空气。刚进这个部门时，我以为他俩之间有隔阂，互不答理，卡罗尔叫我别介意，说格蕾丝就是比较孤僻，其实人还挺好。
我很快发现格蕾丝的孤僻在美国人中相当罕见，即使走路碰了面，她头一低就过去了，招呼都不打，平时在路边见到陌生人，无论是遛狗的还是跑步的，都会说声“哈喽！”这个格蕾丝真有些另类。不过她对所有的同事都是如此，我也用不着在意。
有一天是“假发日”，每人头上顶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假发，红黄蓝紫，惊世核俗，然后互相指着脑袋嬉笑。我戴了顶金发，看着镜子里的人似我非我，好生惊讶，头发的颜色原来可以如此改变人的相貌。卡罗尔戴着一个红发套，蓬蓬勃勃地爆炸出去，像个牛魔王，却配着副两米高电线杆样的身材，十分滑稽。格蕾丝的假发蓝白相间，两条粗大杂乱的辫子拖在腰下，够别具一格的，我直想夸她两句，看她注视电脑不容打扰的样子便咽了回去。她对集体活动倒是不拒绝加入，但她背上的两条大花虫样的辫子与那张目不斜视的脸实在不般配，让我有些忍俊不禁。
一次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她的协助，意识到我在跟她说话时，她一把扯下头上的耳机，非常认真地听我的解释和要求，我发现她的脸长得很细致，尤其是她的眼睛，清澈水润，但眉目间有些悲切，也许是她从来不笑的缘故。我告诉她我比较急用，如果她能第二天给我就再好不过，她回答我了两个音节：“O-Key”。吃过午饭后，我要的东西已经在我的桌子上了，她很在行。
格蕾丝一直都是不声不响，她的存在与否不会让别人特别注意，直到三月的一天。
我记得是三月，因为我们楼前那棵丰盈的樱桃树正在开花，没有人会忽略樱桃花，它的萱争锦绣太夺目。那一天，我收到格蕾丝的电子邮件，不仅是我，整个部门的二十几个人全都收到她群发的邮件。她写道：“很不幸地告诉你们，我从家里搬出来了，迪克‘看着别人家的草地绿’，我们很难生活在一起了，决定分开一段时间，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我非常伤心，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我看到这个邮件时的惊讶可想而知，不是因为听到她的婚姻有问题，每个婚姻都有可能出现挫折，而是因为这么一个从不与人交谈，不，是从不与人说话的人，向所有的人敞开心扉，暴露自己的私人生活。不过话说回来，也许正是由于她平时不与人交谈，没有接近的朋友，才会向所有人倾诉。我见过迪克一次，前一年情人节，迪克捧着一盆很耀眼的花亲自送来给格蕾丝，很招人羡慕。
我给她写了封回信，也就是泛泛的几句话，跟她太生疏，不好深写。我说，我觉得很遗憾，希望她挺住，如果需要帮助我一定尽力。其实我想给她一些更直接的安慰，譬如听她诉说，或者拥抱一下她的肩膀。但她的耳朵仍然被耳机隔开外来的声音，她的表情仍然不流露一丝一毫愿意接受谈话的信息，她身上的那种气场在她周围划出一面看不见却感觉得到的围墙，别人无从靠近。我私下问卡罗尔，卡罗尔说他知道的和我一样多，部门里的同事也好像不大在意这件事，或者是在意而无能为力，对于别人的私生活，没有人强行介入。
不过，她走过去之后，我会留意她的背影，她身材不错，窈窈窕窕，背后看不像一个五十岁女人，我觉得她一定很苦，不说出来更苦。大约两周后，她给所有的人再次发信，说她已经搬回家去住，她和迪克准备接受心理治疗，为挽救他们的婚姻共同努力。我写了回信祝福她，真替她松口气。
没有多久便出现反复，她又一次发邮件告诉大家，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她再度搬出家。我给她回了封较长的信，表示很愿意听她聊聊，如果她乐意的话，欢迎她来我家里。她回答说：谢谢，过一阵子再说吧。大概是个推辞，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谁都没有想到她突然会被警察带走，是否与迪克有关呢？几天后，我们收到主任的电子邮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格蕾丝暂时不能上班，她的一个家人暴死，只知道不是她儿子。那么是谁？是她丈夫迪克吗？怎么死的？格蕾丝是否有牵连？主任没有说。疑团重重，笼罩着整个部门。
那天我看见卡罗尔与秘书戴娜凑在一起，诡诡密密的，估计是谈论格蕾丝。他们多年在这个部门工作，关系相当好，戴娜又是主任的心腹，可能知道一些内部消息。我逮住个机会去问卡罗尔，他有些支支吾吾，最后在我的追问加保证下，他告诉我死者是迪克，已经查清是自杀，格蕾丝已回到家中，至于迪克为什么自杀，主任也不知道。我惊得瞠目结舌，是迪克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或者移情别恋，如果有人自杀，最有可能的是格蕾丝，怎么会是迪克？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一个月后，主任通知大家：格蕾丝家里的事可能各位都听说了，她将很快回部门上班，她想专注在工作上，希望大家不要向她问短问长。格蕾丝的这个要求符合她一贯的做法。
她苍白得可怕，瘦骨棱棱，同事们最多给她打个招呼，并用怜悯的目光打量她像纸一样飘过的身影。她依然全神贯注在电脑上，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迪克的自寻短见。五月末的“国殇日”来临，我收到她的电子邮件，这一次她不是发给部门的所有人，而是发给包括卡罗尔在内的六个同事，她希望我们能在晚上把点亮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以悼念爱着的远行人，我回信说我一定会的。看得出格蕾丝对迪克感情很深，到底有什么样的郁结无法解开，有什么样的苦难无法承受，有什么样的坎坷无法走过，让一个须眉大汉自我了断生命呢？这个谜被格蕾丝埋在了心底。也许，格蕾丝是那个‘看着别人家草地绿’的人，或者是那个认为他们婚姻失败的一方，而迪克无法接受格蕾丝的离开选择了一了百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家庭悲剧，婚姻可以幸福，也可以悲惨，有时候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取决于当事人如何操作。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偶尔想起格蕾丝，只希望她生活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