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童年:五 河潭埠中学


1

四人帮倒了,家里生活并无大的变化,依旧很困难。

七七年春节刚过,父母决定让我转学,转到离家较近的河潭埠中学,为家里节省一点开支。

一开学,我就赶到贵中,办妥了转学手续。当时同学们都在礼堂开批判大会,我未能和他们道别。

正要离开学校的时候,看到了在礼堂外等候批斗的张仁木老师,由王辉同学陪同。四人帮倒了,张老师成了四人帮在本校的黑干将,笔杆子。

怎么说呢?张老师学的是文科,教的是语文,笔杆子过硬,县里的头头要发言,通常得有人代笔。张老师不幸常常被选为代笔人。实际情况是,两派的人都找他代过笔。因此,不管哪一派倒台,他都没处可跑,无路可逃。用洋人的话来说,就是No Way Out。很奇怪,为什么不是不管哪一派还在台上,都有人保他,替他说好话,无忧无虑双保险?上学期张老师已经被大会批过几次了,刚一开学,又批斗上了。

我告诉张老师我要走了。张老师有点木然,我也有点木然。望着张老师,我默默地走了。刚走不久,就听到礼堂里喊:“打倒四人帮的黑走牙张仁木!”幸好,我不用再跟着举拳头喊这折磨人的口号。

离开学校,买了张从贵溪到河潭埠的火车票。河潭埠是一个小火车站,河潭埠垦殖农场总部就设在那里。那里有一个商店,一个饭店和一个理发店。还有粮店和邮电所。河潭埠中学离那里还有几里地。

2

在河潭埠中学的第一天,张金财老师就决定给我一个下马威。

张老师是文革前的高才生,乡下人。高中毕业正准备跳龙门,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没办法,只能回乡闹革命。几经波折,当上了民办老师,也就是赤脚老师。后来恢复高考,张老师成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张老师数学好,心算奇快,自然教的是数学。

一上课,张老师连问十几个问题,指名道姓要我答。问的是很基本的问题,但对当时的我,可是刁钻古怪的难题了。

张老师问:数的单位是什么?

按我当时的理解,单位主要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工作的地方,比如,工作单位,哪个单位的?另一种就是某种度量单位。如时间单位:时分秒;长度单位:尺米寸;重量单位:斤克两;等等。数学还有单位?没听说过。书上有没有说,我不知道。说实在话,那时也从没有仔仔细细从头到尾读过书。大部分时间是,老师黑版上讲几个公式,告诉如何用,然后练习几道题,就算学过了,其实并未真正弄明白。

数的单位是什么呢?不知道。单位的两种用法,第一个肯定要排除,只能照第二种解释去想,去蒙。就是其它的量可以轻易表示成它的倍数。从零到九共十个数,只有一最有可能。我回答说一。

嘿,蒙对了。后面的几个问题都类似,乍一听起来古怪,仔细一想都蒙对了。说是蒙,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正确答案。

一堂课下来,张老师就大致了解我了。他对其他同学私底下说:县城中学的教学水平还真比我们高哇。

班上有位女同学,表弟在贵中读书,叫饶志跃,刚好和我同班。她打听明白了,原来我在贵中成绩也算不错的。

河潭埠中学座落在山岗上。两排平房做教室,中间隔着几十米空地,是大家活动的场所。课间操时间,就在那里做广播体操。山岗上稀稀啦啦长着几棵矮小的松树,其间还时不时的有几栋矮坟。天黑下来的时侯,几颗流星,几声狗叫,阴森森的间或有几声狼嚎,挺吓人的。

黄昏降临的时侯,灰黄的电灯就懒洋洋的亮起来,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然后,电灯熄了,一片漆黑。

离两排教室百十米处,另有一栋房子,食堂和男生宿舍都在那里。所谓宿舍,就是一个大厅,一端是大家买卖饭菜的窗口,另一端摆着上下两层的大通铺。草席挨着草席,棉被顶着棉被,几十个学生依次而安。

吃完晚饭,除了偶而到场部看露天电影,就到教室晚自习。场部离学校有几里路。有不少同学家在场部,还有一些在附近的农村,他们不住校。离家较远的才住校。做完当天不多的几道作业,大家就聊东聊西,扯南扯北。这里男女学生隔阂不深,大家有说有笑,有时还要起起哄,说谁谁谁和谁谁谁好上了,于是推推打打,咦咦呀呀,热闹非凡。

每天中午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无聊的日子,我们会结伴去场部。理发,看火车,或者到那家饭店看菜牌。饭店是国营的。看到菜牌上的肉丝面,鸡蛋汤,口水都能流出来。口袋里没钱,只是看看,过过瘾。

我们之所以常去饭店,是因为里面有位大官。多大的官呢?抗美援朝的时侯,指挥过一团的人马。他的手下,有的已是师长军长了。

大官在饭店里做厨师。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说是他管不住自己的下身,老爱犯作风错误。每犯一次错误,就往下调一级。最后就降成了厨师。虽是厨师,工资却不低,据说有好几十,甚至上百元,一听叫人吓一跳。那时的厨师也是好差事。别人面黄饥瘦的,厨师可一个个油光粉面。你要是认识一位厨师,在帮你做菜的时侯,多放几滴油,可就赚大了。因此厨师还有人巴结,还有犯错的资本,往下调的空间却不大了。厨师还能往哪儿降?

团长胖胖的,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裙,有点官样子。大家想,手下都是军长了,要是不犯错,那得是多大的官哪?

3

到了河潭埠中学,贵溪中学那种特有的人人都得发言的政治学习课没了,这对我真是一种解脱。当然,政治课还是有的,政治是生命,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嘛。那时正在学《论十大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剪刀差,弄得大家晕头转向。当时的考试题,都有标准答案,得一字不差的背。

阳春四月,微风轻拂,百花盛开。这时毛选五卷公开发行,到处敲锣打鼓,披红戴绿,隆重迎接这一盛事。由于我们是毕业班,学校要求我们人手一册,非买不可。价格不菲,好几毛钱一本,红宝书嘛。

说心里话,我天生愚钝,除了爱看故事,读小说,再背一些自以为是诗的顺口溜,对政治书籍不是很感冒,也看不大懂。不是全然不懂,是似懂非懂。比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我懂;“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我也懂。两个合在一起,弄不太懂了。分开好懂,合在一起似乎有点不太和谐。马克思主义还未普遍实践,如何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有一天晚上,大家在教室自习。两盏昏暗的电灯泡一前一后摇晃着。一个男同学正聚精会神写着什么,后面一左一右两个同学蹑手蹑脚走了过去,其中一个在他的后脑勺拍了一下,迅速把手缩回,若无其事地看着大家。被拍的同学回过头来,弄不清哪一个打了他,正要发作。这时有人高声朗诵:与人斗,其乐无穷!大家哄堂大笑。

班上有位出身过硬的同学,常常会有一些令人吃惊的举动。有一天,我和他在教室里聊天。聊着聊着,只见他拣起一个小石子,对着硕果仅存的几个玻璃窗瞄了一眼,将小石子飞快投了过去。

啪的一声,一片玻璃碎了下来。我心里一阵紧,他却若无其事,面有得色,象是在佩服自己瞄得准。成份好真是不赖,做坏事都可以毫无顾忌。这事若是换我做,大概要扭送公安机关了。我在想,那些破玻璃,都是这样给弄坏的吗?

4

日子过得飞快。刚开学时,大家还表演文艺节目,唱绣金匾,一转眼就要毕业了。毕业了,得给学校留下点什么做纪念。留什么呢?打土砖。

于是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靠近水塘挑好一块粘性足的地,挖一个大小适宜的坑。去掉表面上的一层土,余下的土质较好,捣碎了留在坑里。坑挖好后,就用木桶挑水往里灌。剁一些干稻草,匀匀的撒在土里面。找来一条水牛,牵着在里面踩。把土和稻草踩匀,找好模块,就是砖头大小的长方形木头格子,四周木板,上下是空的。挑一块平整的土地,放平模块,将调好的粘土放进去,用力压紧,末了用手在面上抹平,再将模块取出来,做下一块砖。砖块晒干之后就可用了,当时学校都是土砖砌的墙。

随着毕业临近,毕业聚餐就提到议事日程。一提聚餐,大家马上双眼放光。为了把聚餐办得有声有色,大家集思广议。鸡肉鱼蛋,是大家能想到的最高档次的吃食了。鸡名列首位,只能象征性买几只。肉是指猪肉,学校里养了猪,算是有现成的。如何解决鱼的问题?好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分成四个小组,每组七八个人,大家展开友谊竞赛,比谁抓到的鱼多。

怎么抓?就是到旷野之处,切断一段小河流,或是找稻田旁边的一汪水洼地,运用各种淘水工具,把里面的水戽干,里面的鱼虾就成了我们的盘中餐了。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毕业餐!

酒足饭饱之后,有领导和老师提期望,有毕业生代表表决心。最后是学校给毕业生赠送礼品,每个毕业生又得到一本红宝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样我们就每人有两本一模一样的红宝书了。

班长刘虹和一些班干部同时还是三好学生,每人又有额外的奖品。奖什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那时不兴物质奖励,注重精神奖励。最好和最可靠的精神奖励自然是毛泽东选集了,哪管你已经有好几本了。

大家捧着红宝书,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和同学。

而我,到底还是与那枚闪亮的团徽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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