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相机的日子可以追溯到我上幼儿园的年代。
那个时候，照相机是很贵重的设备，也是操作起来技术性要求很高的东西，能拥有的人家很少。人们想要拍照，大抵是要上当地的照相馆里去的，而能够去照相馆拍照，通常是要记录人生大事，比如年轻人结婚、参军、同事们调动、全家福、孩子满月、周岁等等。
站在亮亮的灯光下，被照相的师傅摆弄过来，摆弄过去，听他讲：“要这样站，头要低下来，往那边侧一点，好好好，就这样，来，笑一个！”。就当人们紧张地一呲牙，一咧嘴，算是笑了的时候，就听见师傅手中的快门“咔嚓”一声，一张照片就算照好了。
除非照片洗出来，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在照相的那一瞬间眨巴了眼睛，或者咧歪了嘴。若果真如此，你就看着一群人的照片里自己的傻样子懊恼吧：我怎么看起来这么难看，这么傻！
我们家里就有我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我似乎很不高兴，挤在奶奶和一位表姑之间，头发蓬乱，撅着小嘴儿，眼睛半闭。我是无论如何也回忆不出当时拍照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境。虽说如今再看这一张，瞧着我可笑的小摸样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想必照片刚洗出来拿到手上的时候，但凡看见这照片的人都得惋惜地感慨：可惜了！这照片照坏了，这小家伙眨眼了！
在我年幼的心中，能够玩得转相机的人，都是身怀特别技术的人，是特聪明、特能干、特令人佩服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是矿工报的摄影记者的小马叔叔，手里有一只报社发给他的照相机。
他那时刚刚结婚，他的新媳妇儿是我们学校里的老师，所以有机会在我们家属大院里分了房子，和我们做了前后排房的邻居。
小马叔叔出来进去总是背着这只相机，除了工作之外，我们家属院的这群小孩子们也是他平日里练手的免费模特。
那些年，他可没有少给我们照相。在我父母的相册里，有很多我和我弟弟童年时代的黑白老照片都是他拍的，如今翻看那些老照片，童年的点滴瞬间，就被他的那只相机定格了。
他一定没有料到，他无心拿我们练手的结果，竟然在那个贫穷的、人们少有机会照相的年代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与见证。
我父母的相册里，有一帧放大了的我的黑白照片，四五岁大的我，圆圆胖胖，扎着两只短短的麻花儿辫儿，额前飘着几撮儿不听话的自来卷的刘海，正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手里的一架玩具飞机。我的神态自然，活泼，十分生动。这帧照片有个名字，叫：“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能隐约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个刚过完年不久的冬日下午，小马叔叔来我家拜年聊天，习惯性地背着他那架视为珍宝的相机。
我被大人们的谈话声吵醒，坐在我家热乎乎的土炕上自顾自地玩起来。
我记得窗外是明亮的冬日的太阳，伴着塞外高原呜呜呼啸的北风，家里地上中间的铁炉子刚加了炭块进去——我们在矿务局，穷得只剩下煤，从来都烧炭块，不烧煤糕的，各位别嫉妒——正噼噼啪啪地烧着，暖洋洋的。
我穿着那年的新衣服，一件淡粉色的灯芯绒的小褂子。那褂子是我姑姑赶在年前给我从省城太原寄来的。褂子偏大，是为了让长个子的我能够穿两年的，所以，照片里我的衣服袖子足足挽起两寸长来。
不知道是我的哪个表情或者动作吸引了小马叔叔，他摘下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捕捉了我开心玩耍的一瞬间。
这张照片也是小马叔叔早年得意的作品之一，曾被他拿去登在矿工报上，也拿去参加过山西省的矿工摄影大赛，并拿了个奖回来。
因为这是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资讯不够发达，我最多在矿务局这小地方“红”了几天而已。那段日子里，凡是看了矿工报、并认出我的人，都会问我爸我妈：“贺大夫，李老师，你家闺女上报纸了？真好！闺女胖乎乎的，挺喜人！”当然，说不准，他们在跟我爸妈说这话的时候，还得先背一小段毛主席语录。而我爸妈呢，一定也是笑咪咪地，先回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心里乐滋滋地却要表面假装谦虚地道：“呵呵，我们丫头丑，让你们见笑了！”无论如何，我肯定让我爸我妈那段日子多背了很多段的毛主席语录，并滚瓜烂熟，政治水平由此大大提高。
想起来遗憾，若我的这一张照片可以是在资讯如此发达今天来发表，小时候那么可爱、那么萌的我说不准能就此红遍大江南北。小马叔叔的这帧照片会在网上广为流传，会被人评论转载千百万次，我会瞬间成为“网络小红人”，说不准还会被哪个星探看中，拍几部儿童片出来，从此摇身一变，成为“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说不准还能成为中国知名童星，冲出中国走向好莱坞。那该有多励志呀！
可惜，如今已年过四十的我，早已被生活的艰难磨得满脸沧桑，只能抚着自己早生的华发与满脸的皱纹，仰天长叹道：生不逢时，生不逢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