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思考，哲学探索的目的是什么？是“知”还是“用”？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的训导，说明人是能够以“知”为最终目的而追求真理的。“用”是“知”的目的还是“知”的副产物是一个看似微小，实际有本质区别的大问题。以“知”为目的的求知，人是客观的、包容的、多元的，“用”只是在“知”的基础上的一个自然的推广。以“用”为目的的求知，人是敏感的、批判性的、唯我独尊的，一旦无“用”或者不能为我所“用”则无需“知”甚至不可“知”，不可被“知”。
宗教或者哲学观点大约有以下几种用的目的：
1． 为了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
2． 为了获得心灵的慰藉
3． 为了获得通向成功的方法论
不论哪种目的，对世界观的追求中，认识都会产生偏差。
首先看为了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否妥当。如果怀着这样的目的，研究和传播哲学（宗教）就变成了请你相信世界是这样的。那么问题是思想的传播者自己是否相信世界就是这样的呢？以前封建社会宣传的君权天授，客观唯心主义者描画出来的神及神的旨意，以及修来世等等哲学（宗教）观点就包含这样的目的。以这样的目的来谈哲学，不仅获得正确的认识难以想象，而且有时甚至要故意歪曲或者通过深奥难懂表述增加神秘感以达到目的。可笑的是作为思想继承者的门徒们，要么为搞不懂老师到底要说什么而苦恼，要么为让人们相信一个自己都怀疑的说法而发愁，所以要么照本宣科，期望后来人可以搞懂，要么胡乱批注，离创始者的观点也就越来越远。
其次看为了获得心灵的慰藉为目的的哲学（宗教）。这一类人通常是第一种思想传播者的接受方，他们通常没有能力或者拒绝独立、理性地思考，为了摆脱对现实的无奈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通过麻醉自己而满足于所带来的精神的愉悦感。如果能有这样美妙的感觉，即使不是真的又何妨？
对于前两种目的的哲学探索（甚至怀疑探索一词是否妥当），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牵扯到统治、社会这样的非学术性的问题。当然，如果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这种哲学所带来的积极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它能否成为哲学探索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它能否成为自己骗自己的理由呢？如果说知道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是要让我这个生物个体有个好心情，荷尔蒙分泌正常，多活几年。以此作为一个人认识的主导思想行不行呢？显然从人类认识这个角度看，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
我们再看第三种目的，为了获得通向成功的方法论。和前两种目的相比，它的先进性在于，它是需要追求真理的。错误的世界观所带来的错误的方法论通常会把人带进灾难性的失败。例如，希望获得浇庄稼的水是跪求龙王降雨还是开渠引水，这在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一个选择题，因为求雨对于解决浇庄稼的用水问题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古代人没有认识到，人们跑到龙王庙前下跪和天上下不下雨根本没有关系，所以就成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对于改造世界这种目的，求知是必须的，而且是对于改造世界最为有用的知识。
但是为了获得通向成功的方法论，或者说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寻求真理，它的局限性在于它只会挑选那个最好用的世界观来推崇。世界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我们或许能获得不同的认识，不是每一个认识都可以用来当作改造世界的工具。无用是否等于谬误？我们难道不能仅仅为了满足于好奇心而去追求真理吗？这个问题甚至涉及到人生的意义这样的话题，出生、吃饭、睡觉、死亡，谁都一样。改造世界可以使人过得更舒服，谁都愿意过得舒服，但是死亡总在前面等着你。
当一个人临死前回首往事，回想我这一辈子得到了什么。临死前的人们看金钱或许会看得开一些，看得很淡一些。金钱说到底不过是一堆数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某种游戏规则下，钱可以使人得到资源，可以使人过得很舒服。我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己过得很舒服，我通过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使自己过得很舒服，似乎有一些满足。但是什么是舒服呢？物质对于躯体的作用产生的一种生物化学反应通过神经系统传递到大脑而上升为一种精神体验，这种体验被躯体定义为多多益善，而这种定义是通过DNA被传递和固定下来的。它和不舒服的唯一区别就是，不舒服这种体验被躯体定义为越少越好。当然DNA进行这种定义也有它的道理，躯体的可持续工作时间不同。如此一想，似乎又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有钱时体验舒服，没钱时体验痛苦和困扰，其实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痛苦和困扰，苦乐自知。而人们追求金钱的执着却不可理喻，且无法改变。
另一个人临死前回首往事时想，我来了，我知道了。如果人仅仅是物质的，这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但人是有精神，人是可以感觉到主观自我的存在的，这是我实实在在的感知，我知道自己没有骗自己。我并没有搞清楚这东西怎么用，我能做的只是把这个领悟传递下去。但是我又何必用它呢？用它干什么，干什么还能比“知”本身更有意义？于是我满足了，满足于这一世的领悟，满足于我把这个领悟告诉了大家，满足于对于社会我尽到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