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杨绛先生翻译的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每次翻阅《杨绛散文》，这些诗句就会攫住我的心，让我沉吟良久。杨绛不热衷于政治，正统的文学史上也许找不到她的名字。然而在三四十年代，她却是沦陷区剧坛独具特色的剧作家，《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一部部剧作连续在上海公演，为她带来极大的声誉，远比她的夫君钱钟书影响更大。但是，杨绛不爱出头露面，更不善交游。在兵荒马乱、高压禁锢的旧上海，杨绛夫妇注重出处大节，洁身自爱，不愿与俗浮沉，更不愿在上海这个“万牲园”里跳交谊舞。中国文人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拒绝同流合污的精神，在他们夫妇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抗战胜利后，时局更复杂，杨绛把对人生、爱情与理想的严肃思考，全部融入了剧本《风絮》的创作中，借剧中人物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幻灭感。也许正是这种幻灭感，使正处于创作高峰的杨绛过早地放下了手中的笔。为了丈夫的学问事业，杨绛心甘情愿做起了“灶下婢”。可想而知，出身优裕人家的杨绛，干起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粗活来，肯定没她写文章那么得心应手。因此，给煤烟染成个大花脸，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菜切破手指，就成了她生活中常有的细节。娇小的杨绛，用瘦弱的双肩，挑起的不仅仅是家务，更是一种帮助丈夫登上学术巅峰的责任。钱先生的成就愈大，我们对杨绛的感激愈深。其实，在杨绛单纯、柔弱的外表下，隐含的是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她的学问比不上钱钟书，但她的聪明、成熟却不在钱钟书之下。她对人情的观察认识，对人世的体会感悟，对作品中人物的把握描摩，都比钱先生更加细腻自然，不像钱先生那么刻薄和锋芒毕露，那么情绪化。 五十年代，一女生在清华大礼堂，咬牙切齿地控诉杨绛“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女生怀着无比的仇恨，控诉着杨绛，大讲西方文学给她们的“毒害”。台下的杨绛倒能沉得住气，效法三十年代旧式新娘对付闹洞房时的作派，戴着蓝色眼镜，装着不闻不见，木然默坐。以前的熟人，见了她，逃税似地从旁匆匆溜走。《人民日报》点了她的名。这一番屈辱，倒增强了她以后接受无休止地批评甚至批斗的韧劲。 读杨先生的《干校六记》，常会我陷入深思。在对自身命运的彷徨和无奈中，是什么因素和力量促使作者把人生的辛酸淡化，用一种含泪的笑，掩盖心灵的创伤？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沦为荒郊僻野的农人，没有让她抱怨命运的坎坷与不公；甚至，当她的女婿王得一含恨自杀后，她也没有愤世疾俗的感喟；就连她每天打扫的厕所，也被她看成可以避难的教堂。卡夫卡曾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杨绛不仅做到了，同时还让我们透过她平淡而自然的文字，领略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坎坷命运,领略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即使在举世罕见的精神劫难中也从未泯灭的良知。她那种与世无争、独善其身的宽容与淡泊，浸润着我们的灵魂。 文革期间，杨绛与钱钟书又一次搁下了笔，沉默了十多年。十年的劫难，十年的缄默，十年的荒废，对于惜时如金，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该是一场多么痛苦的灾难，一种多么罕见的浪费。曾有人问杨绛先生：“你们有没有为自己当初没有离开大陆而后悔？”杨绛说：“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十年“牛鬼蛇神”生涯，让杨绛对民族、对民生、对苦难有了最深刻的体验。噩梦醒来，痛定思痛，杨绛写出了被人们广为传诵的《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所有这些，竟成了那个荒唐年代孕育的“副产品”。 读杨绛的散文，让人感到她似乎不是在“创作”，不是有意识地“做”文章，而是一个饱经风雨的智者向我们娓娓道来。《回忆我的姑母》，平淡的话语中透出浓郁的人世沧桑；《傅雷》中寥寥几件小事蕴含极大的容量；《老王》中松的笔触，显示了对下层人物的仁慈之心。作者的笔墨很淡，纯用白描，按着生活本来的样子写人叙事，极为自然本色。但普通的经历在她笔下极为随意地迤逦写来，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智慧和情感渗透字里行间，好似一杯清茶，平和冲淡，又很耐人回味。 今天，当我们捧读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的时候，谁又能想到这是她在不间断的运动、开会、被批判的几年里，挤出零零碎碎的时间起早贪黑赶出来的？当我们翻开《斐多》，和先哲柏拉图对话的时候，谁又能想到，这是杨绛90高龄时闭门谢客，潜心译著的杰作？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但却从不慕名利，求闻达。在《将饮茶》中，先生有《隐身衣》一文，反映了她对世俗追求的淡漠乃至厌恶。陈寅恪为王国维碑撰写的碑文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此语似可概括杨绛的志趣。“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语），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纯净本色，大象希形，先生默默地烤着生命之火，将宽容、从容、雍容奉献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