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专栏文章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 即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极盛”，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大唐盛世，以及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 这三大盛世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尽管都是盛世,但三大盛世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自秦皇以来2000多年中国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这套制度在汉唐时期有其优越性,当时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或仍处于蛮荒,或神权统治,或分裂割据,而中央集权使国家可以整合、动员全国的人力和资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遇到一个或励精图治，或雄才大略，或最少不瞎折腾的好皇帝，则国家平安，百姓温饱也就为期不远了。所以汉、唐两朝的盛世是建立在优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汉唐的衰落祸起于内忧：在汉是农民起义，而在唐则是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造反，再加农民起义的最后一击，使辉煌的大唐帝国土崩瓦解。
康雍乾盛世则不同,尽管这是繁荣的100年，但却是中国沉睡的100年。这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在政治上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康雍乾三朝都大兴文字狱，钳制言论，钳制思想。经济上仍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为主。而同期的欧洲大陆陆续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建立起君主立宪或共和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18世纪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乾隆死后仅仅40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年轻的资本主义的大英帝国以船坚炮利轰开了老迈而腐朽的清王朝，拉开了100年来中国饱受外来侵略的序幕。康雍乾盛世之后的清朝历史说明，不能沉醉于表面的经济繁荣，更要比较制度的优劣。单从GDP来讲，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经济总量大大高于当时的英国，但一个是腐朽落后走向没落的封建帝国，而另一个则是如“早晨8、9点钟太阳”蓬勃向上的资本主义英国。制度的优劣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人治”的结果，连着出了几个好皇帝，这几个好皇帝或不折腾（如汉文帝、汉景帝），或励精图治（如早期的唐玄宗、雍正皇帝）或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把自己的江山治理成盛世。但一旦皇帝无道昏庸，则盛世难再。更不幸遇到一个昏君暴君，则忽喇喇如大厦倾，庞大的帝国三两下就土崩瓦解，如隋炀帝。这种“人治”的传统贯穿历史几千年，是中国社会跳不出从大乱到大治，又从大治到大乱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几百、几千年前的先人，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法治优于人治，中国大陆却依然沉溺于“人治”，没有超脱几千年来的窠臼,也注定这种靠人治达到的一时的经济繁荣难以持久.
中国历史上除了上述的三大盛世外,还有一些时间较短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它们因为时间短而够不上“盛世”而被称之为 “中兴”,如19世纪下半叶的 “同治中兴”, 其代表是为 “洋务运动”,它与日本的 “明治维新”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内容差不多,都是建设近代工商业、发展军备，即“富国强兵”， 但结果却大不同. “明治维新”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使日本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并以1895年战胜它长期的老师中国、1905年击败俄国而震惊世界，宣告日本正式登上了世界强国的舞台。中国的失败、日本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比较范例。中国的“洋务运动”只是想把西方的技术和工业移植到衰朽的封建帝国，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注入一些新血，目的还是要保护和延续这种制度。洋务派们相信中国的传统还是好的，只要引进一些西方的工业和科技，就可以“师夷之技以制夷”。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我看来更多地象清末的“洋务运动”：发展市场经济，引进西方的科技和管理，但在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更深的文化层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改变。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后，中国大陆又转向传统文化，企图拿儒家文化来构筑现代中国的价值体系。30年来的改革开放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真的会达成中国的复兴，还是如“洋务运动”一样以失败告终，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我相信只有经济的片面繁荣，没有相应的政治变革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单一的经济繁荣就象一条腿走路一样不可能持久，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更如无根之浮萍，现在中国大陆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按历史说法叫“民变”）就是明证。
(10/29/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