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如何新帐老帐一起算?

冼岩：腐败是一种刚性需求   习近平要新帐旧帐一起算？

多年来，虽然腐败在中国呈扩散蔓延之势，但反腐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官方民间从未遭到过质疑，“逢贪必除，有腐必反”一直是舆论的常识与共识。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多个主张“特赦贪官”的声音。这一情况的最新呈现，是自称天下“第二聪明”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据他说，“第一聪明”是江泽民）建议：反腐以十八大为界，搞特赦算新帐：十八大后不再腐败的官员既往不咎，继续腐败的则新帐旧帐一起算。

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是：官员腐败在中国十分普遍，腐败的“存量”很大，如果揪住旧账不放，反腐将难以推动，甚至难以启动，只可能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确实，经过几十年的蔓延后，中国腐败的“存量”不小。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贪腐官员的比例在县处级是48%，厅局级是40%，省部级是33%。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仅从参考意义看，也足可见官员贪腐现象之严重和普遍。但是，从这种腐败的普遍性、蔓延性以及愈反愈烈等现象中，可以推导出的结论不是应该特赦贪官，而恰恰是相反；这说明，在官员群体中，腐败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很难因成本的大小而发生改变，“特赦”也不可能改变贪官的行为模式。

腐败的这种刚性化，源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官本位、政治（行政）权力独大的结构特征。由于官员权力过大，管的事情、控制的资源过多，整个社会中政治（行政）的力量压倒了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呈现一元化特征，只是一元化程度较之改革前有所削弱，对其他方面的管控有所放松而已，但“政治管控一切”的不平等结构特征并没有被根本改变。官位高低、权力大小作为衡量人身份地位的首要标准，也没有变。正如在一些社会，经济力量独大后经济就欲干预、左右政治一样，政治在社会的独大，也使得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自然趋向于凭借手中权力攫取“相对等”的经济利益。某贪官在“悔过书”中曾写到：看到一些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的商人，花钱时大手大脚，在社会上有气派、有面子时，心理就不平衡了——自己的权力、掌控的资源比他们多得多，为什么不能变得像他们一样富有呢？而且，作为官员还要考虑退休后如何维持现有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也只有通过在位时占有大量财富才能解决。按照官方推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决定意识，既然腐败在客观上具有刚性，就很难通过意识的熏陶来改变。所以，种种针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收效甚微，甚至沦为自欺欺人的把戏。那些以为只要特赦了、安全了，官员的贪腐动力就会减少，反腐阻力就会减弱的人，不是为贪官开脱的别有用心者，就是同样没有认识到腐败的这种刚性特征。

腐败刚性化的另一源头，是官员的家属问题。在职时，官员享有权力，一切无需外求，但其配偶、孩子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是个问题。作为官员家属，享有巨大荣光、在社会上拥有崇高地位后，他们已很难再甘心做个普通人，凭自我奋斗来逐渐实现自我；他们有条件，也必然有意愿通过利用权势，获得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对等”的财富，来加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以权谋私就成了普遍现象。可以说，这是一种植根于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心理冲动。要克制自己的这种刚性需求，官员确实必须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行。可惜，现实生活中“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毕竟太少。所以，官方推出的各种清廉样板，如果是真的，确实值得表彰。从公开披露的案件看，不少贪官本人并不想贪，但管制不了家人的“人生追求”，最终被拖入法网。

可见，要根治腐败，首先必须破除腐败的刚性特征，必须改变官本位的一元化社会结构，重点是必须调整两个关系。一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商人曾抱怨说，再大的老板，与一个小小的县长吃饭时，坐首席的也是县长而非老板。这确实不正常。权力大小、官位高低成了衡量人身份地位的首要指标，其他成就标准都必须退避三舍。只有大幅削减少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干预经济事务的权力，如项目审批权、资源掌控权等，让经济从政治（行政）的管控下真正独立出来，官本位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才可能打破。当商人无须仰赖官员时，权力兑换利益的通道就不再畅通无阻。存在决定意识，如此一来，才能遏制贪官的贪心和贪性，腐败的刚性才可能消解。

二是调整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官民关系的倒悬，是民众监督无力、贪腐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到过台湾的大陆人士，大多会为台湾的官民关系，官员对老百姓的小心翼翼，民众在官员面前的趾高气扬而惊诧。在这种官民关系下，民求诸官少，官求诸民多，官员再贪腐，程度也有限。同为中华文化圈，台湾能做到的，大陆当然也能做到。关键是必须改变“官由上出”的权力授予方式，认真落实民众的民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真正做到“官由民出”，则官对民知所敬畏，民对官有力制衡，贪腐的直通车自然步步难行。

现在的情况是，这两种关系都在调整中，变化正在发生，但由于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特征和半市场化性质，由于中国政治的复杂语境和固有惯性，两个关系的调整到位还需时日。在此之前，其他反腐措施虽能有利于遏制腐败，却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反腐必然是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它只能随着两大关系的调整而逐渐推进。在现阶段，人们只能期待，新领导人的反腐决心足够坚定，能够利用和发挥网络和民众的监督作用，尽可能多地揭露腐败案件，并且及时重拳惩治已经发现的腐败，尤其是要敢于“打老虎”，使腐败分子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威慑而不是侥幸，以此遏制和延缓腐败的扩散与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