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很少跟人斗气，跟玛丽亚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十来年以后了，so far也就这两次，也许算我运气好。
我感到沮丧的原因不仅是“跟傻瓜打一架”，还有其他。
这个时候是97年，我出国7周年，从国内大学毕业9年了。我当年毕业时多数同班同学都分到深圳，进了深圳证交所。刚分配的时候大家还都不大愿意去，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证券交易所，谁也搞不清是干什么的，发财对我们来讲还是没想过的事情。而且当时深圳还象个大农村，分去的都是些不大得宠的同学；真正得宠的那些去了北京，进了各大部委，大机关，最差的也是五矿公司。到97年时，去深圳的那帮都发达了，已经有几个赚饱了退休的人士，据说有一个发达到“每天打高尔夫球”(这是同学的原话)，还有一个傲气到老同学找他见面都需要预约，这两个都是当年班上的土鳖级人士。当年班上一个话都说不清的家伙，这时也上电视成了“股评家”，话说得非常顺溜。当然，也有一两个因为发财的事情进了局子的，属于运气不好吧。
我大学时的铁姐们儿当时就在君安做事，每次通电话便给我讲在国内股市赚钱的的各种方法和渠道，以及哪个哪个同学又高升了发达了，听得我很晕，想人家都在官场或者股海里自如行舟了，我还在外国的一条小河沟里当黄花鱼呢，惭愧得很。
李约翰特别想让我成为一名顾问，他说“咱俩合作，我会教你的”。我揣摩他招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去开发讲国语人士的市场。在IG很多年轻的顾问都与老顾问合作，年轻的负责找客人，老的负责销售，成绩对半分。如果我愿意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结果也许不错的，因为那个时候基金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信息尚未发达，投资者也不像现在这么sophisticated，应该比较好做的。
可是我还在犹豫，虽然IG是个正规大公司，但我不能确定卖基金是我想干一辈子的事情。
刚出来念书的时候我曾在一家数一数二的中餐馆打part time，那个老板也挺喜欢我。强烈推荐我把餐馆干下去，他“可以教我”，将来再把他的餐馆卖给我。我当时也是同样的心理，他的餐馆的利润很好，但是我不能想象自己厨房里跟饭打一辈子交道，老实说咱心里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开餐馆呢。回想一下当年要是听了老板的话开餐馆，或者听了老李的话卖基金，可能我早就发财了。但是咱那时候还没有被资本主义彻底熏陶，还有些视金钱如粪土的精神。
李约翰对我的不确定态度不大高兴，他觉得因为我不确定，所以只愿意做助理，不肯真的去销售。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当然，也许咱徒有鸿鹄之志，扛不过燕雀的命。
这位仁兄把他那点绝活捂得很严，做他助理几个月，我始终没有现场观摩过他是如何做销售的。每次客人来了，他都不让我参与。他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客户经理朋友，经常会来和他一起见客人，当时我很好奇为什么其他银行的人会跟他一起见IG的客人，不过想想也不关我的事，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就好了。我的一个优点就是不会去想太多。
老李虽是大能人，但是跟现代科技不沾边，连电脑都不大会用。IG给每个顾问配备有Laptop(当然是顾问自己出钱)，所有的客人信息都在上面，交易也都是通过电脑进行。老李不会查询，也不会下单，只会开机。我每天八点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机，把今天老李约见的客人信息打印出来，放在他桌子上，就可以去和前台秘书聊天儿了。通常10点李约翰才会来上班。
有一天早上来到公司，我照常打开电脑，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总有一个小窗口跳出来说我的密码有错。我百般挠头了，不可能啊，昨天我还用呢，肯定是公司系统出了问题。
马上打电话给公司的电脑服务部，我说明情况后，对方说“现在系统有问题，正在抢修中，你再等两个小时”。
等一会儿，李约翰来上班了，我告诉他电脑现在不能用，所以没法打需要的文件。他说没关系，正好总公司有个紧急会议他要去参加，上午约的客人全都要改期。说完，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刚刚给上午约的那些客人打完电话，戴安走过来，说：“你忙着呢”
“没有，没有”
“要不要一起下去喝杯咖啡？”
“？？”
“我有点事情要问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