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最后几天，我心里有点慌，觉得回到英国事情很多，而自己似乎又没有彻底休息过来，于是我就争取不做事情，有空就在街上逛，最常去的就是铜锣湾和油麻地一带的二楼书店。
二楼书店
在2008年，一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叫《门槛上的香港》，讲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大陆人，对香港社会的观察，当时我做责任编辑，对其中的介绍的二楼书店，印象很深。所谓二楼书店，因为香港寸土寸金，二楼铺面租金低廉，适合利润不高、生存空间狭小的书业来租赁。
在我第一次去香港时候，我曾经去过一次，买了两千多块的书，花了一千多块寄回到英国。这批书，是我和中国保持联系、更新认识的重要渠道。比如，香港能够买到很多大陆的禁书。上次买来的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至今在休息之余常拿起来看。
我爱读政治评论，就好像很多人喜欢读报纸的体育版的球评。政治是人类智力的竞技场之一，政治的魅力，都可以在体育之中找到，陈水扁的两个子弹改变了2004年台湾大选，就像一记突然的组合拳，放倒了一个夺标呼声很高的选手。而追随了两三年的民调测验的轨迹，95%地坚信一个政党的胜利之时，总有人，比如我，期待一个突然死亡的进球，瞬间把一支豪门球队送入地狱。上次还买了一批林行止先生一年一本的专栏结集，就好像看着一名铁人三项赛运动员，每年参加一次比赛一样，而且运动生涯能够到60岁。
所有这些都是受朋友那篇二楼书店的启发，这也是自己去香港一个最大的心愿之一。这次去香港，我每次出门，都到二楼书店消遣。在二楼书店，常常能够看到老板和干部模样的大陆人，偶尔走过身边，嘴里谈的林彪、薄熙来。相比之下，香港本地人很少。
这次到香港，我还是买了很多回忆录回来。除此之外，还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的《汉书》，三百多块港币，简直是捡来，不过比1989年，我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那次还是有点贵，当时是一块人民币一本，我凑齐了12册，12块钱。
打算下次去香港之前，我一定把《汉书》读完。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不管是生着炉火的不列颠的冬夜，还是英格兰之夏的草地，读《汉书》，喝啤酒。
其实，香港的书，也不便宜，二楼书店的书即使有折扣，一本也要在90港币到120港币左右，折合英镑8、9镑。不过，偶尔可以淘到一些很文学的图书，可能在大陆已经绝版，或者没有出版，在二楼书店，品相价钱俱佳，那就买下。这次就买了几本王安忆和北岛的散文。
离开香港
拎着一塑料袋的中文书，在铜锣湾、骆克道一带闲逛，有点大陆。偶尔累了，去一家车仔面或者路边摊吃饭，不好意思说英文，普通话讲得很清楚，却还常常碰到粗声粗气的民间粤语。
于是，如果实在迫不得已，我一般都去购物中心或者餐馆吃外国餐。相对来说，做西餐、泰国菜、日本菜和韩国餐的餐馆，都是下了力气装修，投了本钱，要吸引客人，服务态度都不错。如果生意太忙，态度实在有些差，你只要眼皮都不眨，盯着菜单，冷冷地点菜，服务员态度立马会有所改观，这是我这次去香港的经验，很奇怪。
香港的美食确实多元。有一次，我想吃点海鲜味道的汤面。菜单上看到一款，叫蚬壳面，就点了。上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意大利的conchiglie（贝壳型的意大利面）。面汤很鲜，却是来自雪菜的味道，蚬壳的软度，很有中国面的尺度，而不是意面嚼头的标准。于是，再来一杯港味十足的奶茶，与英国茶不同的是，奶味过足，甜中带焦。看着浮现在雪菜汤里的“蚬壳”，咖啡色的奶茶，我暗暗赞一声“这才叫征服”。
就这样子，香港一周很快就要过去。临行前，我整理买来的图书和礼物。以前不喜欢父母每次旅游带着超重的行李，甚至衣服里都塞满了瓶瓶罐罐，让自己行动不便，走路不够从容，带着侥幸而卑微的心情，试图逃过乘务员的检查。如今的我，却变本加厉，买一个崭新的行李箱，用外表掩饰内在的沉重，理直气壮地超重闯关，也要给家人带一份旅行的礼物。
越想早早地结束这样的尴尬，却越不由自主地加入了父母的行列。
回到英国，很快就是中秋。上次送父母回家，回来的路上，月大如斗。初时，曾笠还时常问起爷爷和奶奶。不到一年的时光，他却已经是满口英文。那段故乡的时光，却如沉入深海的泰塔尼克一样，也许已经被不发达的童年记忆储存在无法唤醒的冰海之底。每每听到电话里母亲充满期待的呼唤，小曾笠若有所有的沉默。我总是诅咒时光的残忍。初次恋爱的人，在分手之时，不相信感情就此结束，以为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残忍。为人父母之后，才明白生与养的分离，也有一种特别的残忍。
第二次去香港，我突然感到这个城市有点变了，也许是我有了做父亲的经验，看事情的角度变了。香港之于大陆与英国，大概也是生父母与养父母的区别，而这个城市的未来，应该在于他自己的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