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静）
在早期自由女权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和 Harriet Taylor Mill (1807-1858) 夫妇可谓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前者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不平恒的家庭教育。 其父在他年仅3岁时便送他入学，并极度强调理性思维的培养，而忽略了他情感方面的需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由一位高产的学术天才，政治活动家，同时长期与情感抑郁症搏斗的这三部分组成的联合体。从情感抑郁的长期困扰里解脱，获得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成了他生活里的一个重要任务。与Harriet Taylor的认识，交往，沟通，以至最后结合为一体成了治愈他抑郁症的最有效的药方。Mill夫妇的结合几近完美，既浪漫又忠诚，而且志趣相投，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他们合著的”The Subjection of Women” 和 “Enfranchisement of Women” 等关于男女平等自由的学术著作可谓二人心灵碰撞的结晶 （虽然对二人中谁是主要作者，至今仍有争议）。”The Subjection of Women” 是一本关于妇女压迫，自由，男女两性的关系等主题的论说文集。该书极具煽动性，它的出版（1851）引发了十九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妇女参政或选举权运动（British suffrage movement）。同Wollstonecraft 所著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样，至今仍是研究女权主义的必读文选。
在同时代的作品中，关于女权的自由主义观念在Mill 夫妇的论说文集里得到了最为完整的表述。 按Anderson （2006）的分析，他们的自由主义观念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思辨的逻辑，男女性别差异，工作与家庭，以及现代化与社会改革。
其一，思辨或探究的逻辑显然来源于启蒙主义时代的理性观念。Mill 夫妇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辨才能获得真知。人人都应有表达自己思想和被听见的自由。尤其是，要建立起关于女性的知识，必须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这些观点为近代的一些社会政策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均等就业机会等等提供了哲学依据。
其二，关于男女社会性别差异的问题。Mill 夫妇认为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学习或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他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具有创造性的，自由的，平等的。男女婚姻关系要以自由选择，自主为基础。
其三，工作与家庭。Mill 夫妇吸取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Adam Smith 的市场经济观念。即自由市场的供求关系会靠“一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整，勿需人为干涉而维持平衡。他们还认为要实现市场公正，关键在于自由竞争。此外，Mill夫妇虽然在妇女解放的大方向上观点一致，在妇女择业的问题上却意见相左。丈夫认为妇女最理想的职业是婚姻。由丈夫挣钱养家，妻子在家养育孩子，美化家庭生活，各尽其责，皆大欢喜。女人们没有必要因为具有在外工作的能力就非得要出外工作。管理好家庭就是最适合她们的职责。他还认为妇女由于本性（母性）使然，比男人更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此更想要婚姻生活，而且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法则。从这里可以看出，J. Mill 实际上是十分不愿意改变传统性别分工的：既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在这个问题上，H. Mill 则比她的丈夫更激进，走得更远一些。她认为，女性的本能（母性）不能成为她们择业求职的障碍。在市场经济里，无论男女都应有平等机会从事他或她们可以胜任的工作。
Mill夫妇的观点是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公正合理，自由竞争，量才录用取酬为前提的。这也正体现了他们的局限性。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权势，财富，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强势群体和统治阶级手里。各阶层，种族，和性别之间在教育，工作机会，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是制度性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所谓的个人自由选择也只能是相对的。社会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Mill夫妇那种以为随着个人自由而带来社会进步，进而实现男女平等的愿望只能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空想。
2013 7 12
其四，关于现代化与社会变革。Mill 夫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进程，持启蒙主义时代的乐观态度。简言之，相信今天比过去进步。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将取代暴力作为世界上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方式（不知他们对今天仍遭受战乱蹂躏的种种恶性循环的以暴易暴作何感想）。他们还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种排他的种族主义中心论调，蒙蔽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见在社会下层挣扎的弱势群体遭受的剥削，压迫，和其他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在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时期，这种种族主义中心论把现代西方文明凌驾于世界所有其他文明之上，成为殖民主义强攫掠夺的一种理论依据，让殖民主义者在其他民族的地盘上可以为所欲为而无罪恶感。因为，在殖民主义者眼里，先进的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民族的落后文明是天经地义的。
Mill 夫妇对妇女的未来也是直线式乐观的。他们相信，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妇女的地位将日益改善，实现男女平等。但是，女权主义学者Kelly-Gadol （1976）指出，西方妇女的社会境遇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一直在改善，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和科技领域，以及男权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时进时退的。
尽管有他们的局限性，Mill夫妇对自由女权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功不可没。他们难能可贵地把性别的不平等同专制下的个性压抑，以及其他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他们关于妇女解放的呼吁可谓是震撼当时时代的强音，其影响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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