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

        追忆父亲 
 

     一直想写一篇追忆父亲的文章。
 

      今年6月16日，恰逢父亲节。身在异国他乡的我，被当地商家的广告和这儿中国传统家庭气氛的影响，深深地感受到人们对父亲节的重视和对父辈的敬重。生平第一次不由地怀念起逝我而去50年的父亲……。近几天来，眼前叠映的是父亲那平凡而伟岸的身影，心田折射的也是他坚毅与执着的目光，萦绕我脑海的都是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思绪。自己那思念感动的泪水，常常情不自禁地悄然而下，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情感，促使着我提笔写下了这些。

对父亲的遗忘是可悲的

 我10岁那年，父亲逝世了，他享年77岁。父亲一生命运多舛，晚年孤独凄凉，他没有给我们后人留下一点纪念的痕迹。很多人在小时候就喜欢自己的父亲，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倒是从小就以父亲的不优秀，不称职为由，讨厌他，甚至背弃他。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老很老，是我同学爷爷辈年龄的人，我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年纪？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60年代），一份有着“家庭成分”的表格，让我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恼中，父亲的历史是不光彩的，在户口簿的家庭成分登记栏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旧军官兼地主，这在当时家庭成分划分中应该夺得“魁首”了。我甚至曾痛恨父亲，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呢？为此，几十年来，人前我很少提及“父亲”， 父亲埋下的种子，让我们后辈尝尽了苦果，家庭成分使我们饱受委屈和歧视。就我成长时期而言，不能参加文革期间的“红小兵”、“红卫兵”，失去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更不要奢望得到入团，入党、参军、提干等政治待遇了。虽然父亲给了我生命，但要说爱父亲是假的，说感恩父亲也是不情愿的，这是为人子女的我的悲哀。都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多少年来对父亲似乎还是遗忘了，可父亲却总是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就象现在，不管我愿意与否，还是挤进了我的记忆里，浸湿到我的感情中。
 

重识父亲，心动无限

父亲的一生对我来说，始终充满着无穷的诱惑，在他约八十年的风雨人生中有着太多的谜团，让我难以破解！退休后， 自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了解和追寻很多关于父亲的事迹。最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旧房拆迁时，我们发现了一些破旧不堪的教材和书籍、发黄和边迹缺损的证书及一些信件等，是五、六十年前或更早时候父亲心爱的东西。其中的一本书，是民国十三年四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的“復滇錄”，此书记录了昆明著名的“重九起义”，第3页上确实有父亲的名字和一段记录。十几本像是教材类的书，是关于剑术、拳术、棍法、刀法及汽车驾驶技术等等的课程，应该是当年讲武学校的教科书。还有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编写的《國术必備》；手抄的《陸軍講武學校手簿》和署名父亲编写的几本教程；世界书局的《寫真少林棍法》、上海大东书局的《三義刀圖說》；商务印书馆的《萬有問庫•叢書》；张之江先生著的《國術与國难》。一本保存较好的《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记》，书中人物唐继尧的几幅像片清晰、威武，并详细记录了唐继尧的生平事迹，这可是我爸生前最钦佩的人。二十多本装订成册的“訃告”中，留有历史名人的笔迹，如蒋中正的题词，分别是“懿範長留”、“ 桓孟清芬”；孙科的题词“懿渠流芳”；孔祥熙的题词“翟弗遗徽”，及龙云的长篇题词等等，体现了各名人的书法和文学功底。其他还有：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发行的一张还本付息五万万元的救國公债、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由昆明市中医公会颁发给父亲的《行医证书》、民國三十一年九月由云南省卫生实验处颁发给父亲的《成药登记证》。让我最为惊叹的是父亲在民国二十至三十年间创办的“昆明市國術分館”资料，如完整的教学档案：“招生简章”、“教职人员名单”、 “国术馆组织大綱”、“ 國術館組織章程”等。

在昆明翠湖西路的“昆明陆军讲武堂“，我查到了有关父亲当年任职技术教官的事实。有史料载明，父亲1928年是讲武堂第十九期术科教官。接着， 我上网搜索了大量“讲武堂”、
“护国运动”、 “云南重九起义”、 “蔡锷”“、 “唐继尧”等有关信息，得到了上百篇与父亲相关的文献。这些宝贵的资料，对我来说是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文字，或许以前这些历史在我的眼中如同教科书般枯燥无味。可是，此时我却感到是那么的珍贵，稀罕！
我逐一保存、认真阅读、细细思考，并定要对父亲的生平有深透的了解！何况，自己也应该对那段历史进行补学和探究。忘却父亲是可耻的！忘却历史就是背叛历史！我不得不一头扎进回忆里，每天翻阅着父亲留下的手记，闻着纸张霉腐的气息，要把与父亲有关的记忆拾掇起来，用心串成最能表达我心意的文字。每当我面对电脑屏幕，打开一个个文件阅读时，好象从上面看到了父亲的整个人生！
此时，我泪水潸然，那个枯瘦面庞的父亲顿时浮现在眼前，我的手抚摩着键盘，除了止不住的眼泪，半天也打不出一句话来。难道只能用眼泪来诉说父亲的人生吗？不！我要自己动笔用心写出此时对父亲的感受。这时，我眼里又仿佛闪出一道自豪感，心酸涩难忍，实实在在地后悔！惭愧！自己的情绪已经完全融进了对父亲的追忆之中。
 

父亲的生平（1886-1963）
 

我父亲的原名：杨秀靈，字纯澄。30年代以后的姓名：杨纯澄。父亲是在我10岁时因病去世的，那时父亲几岁呢？按理母亲应该知道的，可母亲却一无所知。母亲说：“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年龄，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他多大年龄”。前几天，母亲突然回想起父亲曾经有一次和朋友闲谈时，无意提到自己是属“狗”的。我立刻查了属相和年代的资料，给我一个惊奇！父亲是1886年生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差距竟然是35岁。接着，我又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信函，是父亲写给堂兄楊秀瑄的信， 精美的信笺上有着父亲隽秀的笔迹，它是那么地熟悉，就像看到了父亲的性格、品质、思想和能力。就我的古文水平， 还不能完全看懂信中的内容，但信中有一条最最重要的记录，父亲告诉堂兄，他是在光绪丙戌年(1886年)5月29日卯时（早晨5-7时）出生的。那我父亲今年应该算是127岁的人了，那我就是在父亲67岁时出生的，真不可思议！

在一份 “家谱”中，记录了父亲的父辈以上的家庭成员名单，他们是湖南凤凰县人，父亲的家族世代显赫，家庭成员庞大复杂。很多人的身份是太学生，有三名举人、两名知县、一名候补知县…。值得一提的是：和这份“家谱”同放在一起的一份名叫“楊秀瑄”的简历，杨秀瑄应该是父亲的同辈人，有这样一段记载：
“楊秀瑄 ……湘水校经堂岳麓书院……”。 “湖南鄉试卷 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倂科中式第三十一名舉人”，也就是说杨秀瑄是在1902年中试的举人。而父亲简历中明明写着没有兄长，名字辈又同于父亲，再细细查看，果然有记录，此人是父亲的堂兄。

父亲与云南陆军讲武堂
 

父亲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考入云南武備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毕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讲武堂肆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毕业；四月考入陆军学兵营步科排长，宣统□年□月毕业。毕业即奉委七十三标二营右队三排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蒙云贵总督丁振铎以剿匪立功，奖给五品顶翎。 在父亲的经历中有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十一月奉都督唐继尧令派往两湖谍查员并任联络事，主要负责上海、长江一带联络起义事宜，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回滇。二月奉令委任步十七团第一营长；八月奉令到广西百色接运由日本购办枪械万余箱；十二月奉令以滇省首义拥护共和在事出力奖给二等紀念章一枚；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一日蒙大总统（黎元洪：中华民国五年六月（1916年6月）至中华民国六年八月（1917年8月）在任）颁到以首义在事出力功绩卓著应晋给二等银包奖章一座；二月改编为步八团第一营长；三月十八日奉都督唐继尧、大总统令以二年首义拥护共和应分别奖叙给予五等文虎章一座；民国七年（1918年）六月奉委陆军兵站总监本部运输科科长；十一月奉令奖给拥护共和二等奖章纪念章各一枚；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兵站部裁撤奉令调任谘议处少校处员。

父亲的出身是云南武备讲武堂毕业生，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技术教官、主任技术教官。1931年成立“中央国术馆昆明分馆”时， 父亲就参与筹备昆明市国术分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昆明市国术分馆第一次董事会议举行，讨论议题，并推定父亲任副馆长。在当年的《昆明市国术分馆成立大会特刊》上，有父亲的<昆明市国术分馆成立献词>文章刊登，后父亲升为正馆长兼教务。父亲授课的内容也是沿用讲武堂使用的教材，还集录了许多自己的手稿，作为教学用的武术教程。父亲的事业称得上是步步高升，可谓功绩傲人。
 

父亲的行医生涯
 

 1935年，父亲对中医很感兴趣，还曾到过什么地方学习中医。从父亲留下的书籍中，《伤寒论》、《金贵要略》、《医学金鉴》等保存完好。如果要论中医派别，我想父亲应归属于张仲景伤寒派了。父亲积累了大量的中医诊治手稿，中药的秘方和单方。父亲是1936年取得了昆明市中医师公会颁发的《中医师证书》的，并多次得到重审认定。其间，父亲在中医中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就，他的中药秘方“伯霸丹”也有着“云南白药”的功效，并在1942年也获得了由当时云南省卫生实验处颁发的《成药证书》。父亲还为战伤救护研制了《跌打损伤药酒》等。父亲的遗物中有印刷精美的《伯霸丹药方使用单》，上面有我父亲的近照、“伯霸丹”的主要成分、适应症、用法和剂量等详细说明。据母亲回忆说：那些日子里，父亲在昆明宝善街33号的铺面诊所行医，前来就医和买药的人很多，母亲和另一药工整天都忙于碾药，生活还算不错，隔三叉五家里能吃上荤菜。母亲回忆到，我大姐出生时（1940年）父亲用全部的积蓄在瀓江河间铺，买了大片山林，母亲带着哥哥和大姐在乡下生活。以后几年，家里生活很拮据，父亲紧缩了日常生活开支，积攒了行医的收入，又购买和扩大了山地的面积，据说周围几座山都被父亲买下了，同时还买了村子附近的耕地和几间房屋。那时，家里除雇佣了人帮忙外，母亲也要下地干活，地里的庄稼收成刚好能维持一家的米粮和蔬菜，并有余粮堆放。在父亲的遗物中，我们还发现有购买土地时的绵纸契约，上面有当时省府要员的签字并盖有印章。这些财产应是合法的，但日后却成为我们家庭的罪恶依据。

1950年，随着昆明的和平解放，父亲在瀓江购置的土地、山林都归公有，我家也就一贫如洗了。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了昆明，以后几年，在长春路如意巷口，父亲靠与他人合作的诊所里行医，父亲的收入难以维持家中的日常开支，家里生活非常贫困。后来，随着父亲老之将至，家里生活就艰难了。1958年后，父亲再也不能行医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母亲微薄的工资支撑。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凄惨的，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瘫痪在床。由于无钱买药，最终未得到医治而在家中过世。父亲晚年心中的无奈、悲凉、愤懑和痛苦，少不更事的我们哪能真正理解啊！更谈不上如何去宽慰他的心。但父亲的一生正像他给自己起的名字那样，是纯澄的！
 

是不是因为我年纪最小，父亲还是疼爱我的，记忆中他从来就没有动手打过我。我对父亲叫“爸”，不愿像哥哥姐姐们叫“爹”，原因是我感觉“爹”是旧时的称呼，我希望父亲显得年轻一些。每当我把考试成绩单给父亲看时，他总是显得很高兴！拉着我的手，每次奖赏我5分钱。记忆中父亲只有牵过我的手，再没有更亲昵的动作，我是在母亲的怀里和背上长大的……。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太短，这也给我人生留下了很大的缺憾！时至今日，在我父亲离开50年的此刻，我想以这篇文稿代替鲜花，以此寄托我对父亲最深切的怀念！ 

                                                                2013年7月10日     于LAS VEG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