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泽东暂离领导岗位 发生在红四军中的一场争论

王国忠



图为毛泽东1929年以“朱毛”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部分)。


　　编辑同志:

　　今年是建军80周年。近日热播的军史题材历史剧《井冈山》中有一个情节: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的异常激烈的争论。争论导致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后来陈毅表示，就是三拜九叩也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朱德让陈毅转告毛泽东:朱毛不能分，也不会分！历史的真实情况如何？能否让有关专家作一详细介绍？谢谢

　　北京东城区谢玥

　　本刊特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王国忠同志作答。

　　谢玥同志:

　　您好！关于红四军中的这场争论，我一直在注意搜集有关文献材料。前段时间，我曾到福建参观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又见到一些材料。接下来，我还查阅了龙岩、古田、长汀等地方文史资料和傅柒生同志的《军魂》一书，现将此事前后经过整理如下。

　　围绕军委要不要“暂停办公”，红四军内部意见不一

　　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1929年5月，朱毛红军打到闽西，好多人还认为朱毛是一个人。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湖南省委恢复前委(前敌委员会的简称)，毛泽东为书记。接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4日来信，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又指示“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以后机构设置虽然仍有变化，但红四军的决策领导层里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

　　1929年2月初，朱毛红军入闽前夕，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项山召开前委会议。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军委会开过后，还得向前委汇报，前委又得开会；或去前委开了会，军委又得传达贯彻，人呢又是同一批人，军委与前委显得重叠，还不如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不一定好。这个建议和反建议，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的一份书面意见　引起争论进一步深化

　　到底在前委下要不要设军委，争论没有结果。于是采取投票方式来解决。总共41票中，36票表示不设，5票表示要设。最终红四军前委集体通过了取消红四军军委的决定。

　　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能够消除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和激烈。这是由于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后引起的。

　　6月8日，红四军决定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马送给毛泽东。林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尚未开，林彪的来信让毛泽东感到宽慰。虽然在会上毛泽东不露声色，但在一周后即6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

　　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

　　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3个“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也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

　　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离开:“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然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把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3期上，全军将士都能读到。本来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于《前委通讯》上公开刊登，上上下下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

　　客观形势的发展，都不是以朱毛争论为转移的。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获胜，随即调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妄想消灭红四军。大敌压境，红四军必须尽快结束党内争论，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陈毅挑起解决朱毛争议的重担

　　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如何解决双方的争论，历史重担压在28岁的陈毅身上。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陈毅宣布了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七大”上未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在红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无可避免会发生争论、分歧和经历曲折。陈毅在两位领导人发生分歧时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七大”只开了一天就匆匆落下帷幕。落幕前，通过了一个决议，并进行了前委选举。选举结果一半对一半，陈毅立即声明，他投毛泽东的一票弃权。关于这些，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赴苏联留学

　　“七大”不欢而散，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发出的53年后，军事科学院党史部的研究人员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原来这封信竟被误认为《中共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的指示信》，由专人负责交送河南信阳了。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正式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老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闽西，一部分部队离闽西”。朱毛合作已久，配合默契。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泽东觉得说话太过刚硬，又机警地说:“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

　　前委会议后，毛、朱、陈三个分头行动。毛泽东在闽西山沟沟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

　　朱德独挑重担，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功勋卓著。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深为忧虑。所以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毛泽东继续深入群众，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运、妇运、军运、共青团等方面深入调查，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觉得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

　　陈毅再三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

　　前委会议后，陈毅带着重任，秘密赴厦门，由厦门经香港再到上海，敞开胸怀如实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经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由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政治局让陈毅代为起草一份中央决定，再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发出。陈毅思路明晰，下笔极快，很快交给周恩来同志签发。

　　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

　　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

　　周恩来对陈毅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现在要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有影响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胸怀坦荡地说:“我回去后还要请毛泽东复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

　　1929年10月1日，陈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轮船，行色匆匆回闽西革命根据地。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不折不扣、坦坦荡荡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立即表示:“同意。”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连接三信，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接纳了陈毅的爽直和大将风度，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

　　毛泽东回到长汀和朱德、陈毅见面，态度都很客气。陈毅、朱德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领导紧紧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