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如何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

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如何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21日 14:09 | 来源：北京日报
[ 字号 大 中 小 ] [打印] [ 我要纠错 ]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的枪声和号角中，诞生6年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建立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该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指挥着更为年轻的红军，在战火硝烟、血火考验中，探索着前路。1929年12月底，这支新生军队最为骨干的一部——有“朱毛红军”之称的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九大”，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从这一刻起，人民军队军魂铸就。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宣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正在进行的战斗，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任何一次暴动、起义或者“国民革命”。这个枪杆子要为人民打江山，这个政党要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

　　1929年12月底的闽西山区，朔风凛冽，隆冬的寒冷浸人心骨。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的一座祠堂中，几堆熊熊炭火驱散严寒，映红了周边120多名红军身上的灰军衣。正在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古田会议”。

　　80多年过去，祠堂的地面上，至今仍留有当年炭火烧黑的印痕。而这次会议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像曙光一样照耀着新生的人民军队，指导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四军的一次党代会，为何会在党史、军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解决了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哪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答案要从古田会议之前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寻找。

　　而这场争论，爆发在这支被称为“朱毛红军”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和朱德之间。

　　二月来信

　　1929年4月初，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找到了刚刚抵达江西瑞金不久的红四军军部，拿出了一封《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这封来自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二月来信”。

　　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根据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

　　“二月来信”出自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之手。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对红四军这支中共领导的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寄予了特别的牵挂。

　　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中央获知红四军的情况，更多地来自新闻报道。而1929年初，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

　　那的确是红四军创建以来最危难重重的时期。

　　1928年5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历经劫难，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红四军由此诞生。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在先后多次“进剿”(由一省敌人发动的进攻)、“会剿”(由两省或三省敌人联合组织的进攻)失败的情况下，1929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向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朱德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侵扰敌人后方，以打破敌人封锁。

　　然而，强敌面前，这个“围魏救赵”的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围魏”的朱毛主力反而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连战连败，且战且退，几乎是时时、处处濒于绝境。红四军的领导核心数次被敌人围困遇险。一次战斗中，陈毅被身后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急中生智，顺势把大衣往后一抛，恰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这才得以脱身。

　　那年3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汇报信中还这样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个团紧跟身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转折发生在大柏地一战。毛泽东、朱德率军布好口袋阵，一举歼灭了像狼群一样追着脚跟的敌军两个团。

　　那是一场悲怆而壮烈的战斗。此后不久，陈毅向中央作《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留下了这样的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经此绝地反击之役，红四军扭转危局，攻兴国、战东固、下长汀……纵横赣南闽西，为此后开创中央苏区打下了基础。

　　短短两个月，红四军从艰难跋涉的逃亡之旅，蜕变成了捷报频传的胜利之师。

　　恰在此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

　　从“二月来信”写成到送达，两个月过去，时过境迁。信中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已经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自然在红四军领导层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反应最为强烈的是毛泽东。他在接信后第二天，就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5000多字的复信。

　　复信的一开始，毛泽东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

　　对“二月来信”的两个核心指示，毛泽东表示，分散红军，用意固然是为保护红军，却不切合实际，“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

　　中央要调朱毛二人去上海，毛泽东并不坚持，但“望即派得力人来”。他还向中央推荐了刘伯承和恽代英，“两人如能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毛泽东的这封复信是经红四军前委讨论后，以前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作为军事单位应有的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在红四军中已经“暂时停止办公”。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形式上集党务和军权于一身。这成了此后不久爆发的争论的一个伏笔。

　　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毫不客气的批评，也被一些人冠上了“不服从中央”的帽子。

　　临时军委

　　“二月来信”迟到了两个月，已经“不合时宜”的指示并没有被盲目地执行，带了这封信来的特派员刘安恭，倒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29年5月，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被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仅次于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位居红四军第三号领导人的重要职务。

　　前委是前敌委员会的简称，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在军队里的代表机构，主要领导人及其组织成员由中央指定。前委是各支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红四军内部，前委直接领导军委即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红四军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军委，相对于需要远在上海的中央指定人选的前委，军委的成立倒是早了半年多。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先后任过军委书记。直到1928年11月，中央的任命才下达到井冈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任党代表，成为红四军最高领导人。前委委员朱德兼任红四军军长、军委书记。

　　这个领导体制确立后不久，红四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一路血火。没有根据地，部队要应对的敌情瞬息万变，前委和军委“并存”，不利于迅速果断的指挥。所以，朱毛红军决定暂时取消军委，全军行动归前委直接指挥。

　　而刘安恭到来时，正赶上“好时候”。红四军刚刚度过了那段艰险，赣南、闽西根据地迅速发展，红军人数由3000人左右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难以兼顾，所以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由刚刚到红四军才一个月的刘安恭担任。

　　在党史、军史上，刘安恭都不太为人所知，他何德何能，初来乍到就比肩这支部队的灵魂人物？

　　有资料记载，刘安恭确实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刘安恭是四川永川县人，生于1899年，18岁时前往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与朱德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秘密工作。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他刚刚学成回国，就被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苏联的理论、指示和经验，有着天然的尊崇。那段时期，有共产国际身份、有苏联留学背景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被委以重任，刘安恭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也不足为奇——虽然事后证明，他们的理论、指示和经验，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给中国革命起到好的作用。

　　刘安恭身上多少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傲慢与偏见。他精通多国语言，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反观眼前的朱毛红军，装备落后，衣着破烂，在穷乡僻壤中辗转游击，基本上是一支没有任何正规训练的农民武装。而毛泽东的那套带兵方式和作战原则，刘安恭更是不以为然。

　　当了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机制。在一次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议上，甚至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这明显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必将引起党内的混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和批驳。

　　矛盾终于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上爆发了，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成立正式的军委。

　　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机构。再加上有刘安恭试图以军委限制前委领导的设想在前，成立军委更被看作是和党领导的前委“分权”，毛泽东对此断然反对。 刘安恭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他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身上，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党代表，还是特委书记，大权独揽。”

　　湖雷会议争吵了一天，没有结果。这时候敌情突变，红四军被迫转移。不久后到了一个叫白砂的小镇，前委召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举行41人扩大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争论了三天，意见还是不统一，最后只好全体表决。

　　36比5，毛泽东的意见以压倒多数的高票获得支持。刚刚成立的临时军委随之取消。刘安恭被派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按照一般逻辑，有了这个结果，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似乎可以终结了。然而，争论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愈演愈烈，几近不可调和。

　　点燃这个炸药桶的是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的他在白砂会议上做了一个让很多人瞠目的决定：辞职。

　　不生不死的书记

　　“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干这种不生不死的书记，请求马上更换，离开前委。”

　　这是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辞职时的表态，看上去多少有些“赌气不干”的样子，但在党史专家何群看来，毛泽东更大程度上是在用一种坚决的姿态，表明自己在红四军党内严重思想斗争中毫不妥协的立场和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大问题。他是想通过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来加深部队官兵进一步认识党要绝对领导军队这一基本原则，并不再有所动摇。

　　毛泽东是在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人民军队建军方略，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而愈演愈烈的争论过程中，在红四军中一直作为军事主管出现的敦厚长者朱德，却和毛泽东意见不同。一时间，红四军的两位最高领袖针尖对麦芒。

　　这场争论虽然略带有个人意气，却涉及这支中共领导下最重要武装力量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如何领导的问题。

　　现在来回看毛泽东、朱德两人在那次争论中的发言记录及书信，会发现一个颇有趣的地方：两人在言辞中都有尖锐锋利的一面，但仔细揣摩两人的观点，在不少问题上其实是一致的。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都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分歧主要在领导方式。朱德更多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同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的政权。这同毛泽东的主张有差异，具体就表现在对前委和军委关系的认识上。

　　在两位最高领导人有分歧的情况下，又有两个人推波助澜，把问题进一步激化。

　　其一是刘安恭。他仍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继续坚持建立军委，而且把红四军分为两派，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安恭甚至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这无异于鼓动极端民主化，党的书记轮流坐庄，以此排斥毛泽东。

　　另一个人是林彪。

　　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辞职出人意料，林彪的举动同样出人意料。他在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

　　刘安恭在红四军内划分派别，林彪对德高望重的朱德搞起了人身攻击，明显超越了争论本身的范畴。这时候，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对待争论的态度倒是保持了高度一致。

　　白砂会议上，不同意见争执不下，林彪给毛泽东的那封信更是火上浇油。有鉴于此，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的意见。”

　　于是，在6月出版的红四军前委油印刊物《前委通讯》上，同时刊载了两封《给林彪的信》，作者分别是毛泽东和朱德。

　　毛泽东在信中说：“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红四军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四军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朱德在信中说：“我们四军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应有此次的斗争，要使四军变为全国一致的新的组织的党，也要有此斗争，要合乎国际共产党也必须有此斗争，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

　　可见,爆发于红四军灵魂人物间的这场争论,没有掺杂半点私心,两位伟人的坦荡胸襟展露无余。

　　不过，这两篇文章中，双方还是没有丝毫退让。毛泽东更在信的最后，再次重申了辞去前委书记职务的决定。

　　“陈毅主义”

　　毛泽东两次辞职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代理。

　　陈毅当时年仅28岁，血气方刚，坦荡直爽，却是这支部队自创立之始就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在部队中的威望仅在朱毛之下。

　　朱毛置身争论的风口浪尖，陈毅就成了众人眼中代理前委书记最合适的人选。

　　代理前委书记陈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必须了结朱毛之争。

　　争论已经激化到了失控的边缘。朱毛给林彪的两封信公开发表，本意是让两人充分表达意见，前委还发出了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结果适得其反，流言四起，很少有人去关注朱毛之争的理论实质，多是在讨论朱毛的去留。一时军心浮动。

　　更直接的危险来自敌人。随着国民党平息了蒋桂战争的内部分裂，蒋介石调动了闽粤赣三省军队再次“会剿”红四军，刚刚创立的闽西、赣南根据地风雨飘摇。 6月19日，红四军三打龙岩，击溃进犯的国民党军一部，军情稍缓。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肩负的任务，就是终止争论，化解矛盾。

　　“七大”主持人陈毅担子不轻。他殚精竭虑两个昼夜，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陈毅的出发点是要维护党内团结，弥合红四军两个灵魂人物之间的裂隙，这份《决议案》写得用心良苦。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曾诙谐地打比方来形容那个时期自己所处的境地：“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

　　左右为难的陈毅在草拟决议案时字斟句酌，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红四军“七大”梳理了争论爆发以来的各个焦点问题，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观点逐一加以分析评判。现在看，这份决议案基本上是公正、客观的，但却流于就事论事，没有在根本原则上提出明确的方针。最后给人的感觉，就是朱毛都有正确的地方，也都有不对的地方，“各打了五十大板”。

　　对事关建党建军原则性问题的争论，绝不可能以这种“和事老”的方法求得一致。陈毅后来也说，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

　　“板子”却是真的打了下去。因为党内严重争论造成的不良影响，红四军“七大”决定给朱德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付较大的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而在选举产生的新前委中，毛泽东落选了书记之职，当选的是正在代理这一职务的陈毅。

　　这个结果，很可能也出乎毛泽东本人的意料。直到1956年，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回顾自己的历史，谈到受党内各种错误的打击有20次之多，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等。所谓被“赶出红军”，就是指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自下而上”地落选领导职务。

　　实际上，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第二次提出辞职时，还表达了“希望经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学并休息一段时间”的想法。

　　红四军前委真的为此给中央写了报告。只是信件往来要周折几个月。“七大”之后，红四军前委派毛泽东去闽西根据地指导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同时等候中央批准他去苏联留学。

　　毛泽东前往福建上杭蛟洋，在那里又身染疟疾，不得不辗转在深山农村隐居养病，就这样离开了红四军四个多月之久。

　　不过，毛泽东与红四军前委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红四军前委委员的身份也一直未变。“七大”之后，朱德和陈毅专程到蛟洋找到毛泽东，召开红四军前委第一次会议，共商反击国民党“会剿”之策。正应了那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七大”没有根本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八大”准备继续解决。朱德写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参加，不料遭到拒绝。毛泽东的言辞甚至比以往还要激烈：“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验证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

　　“陈毅主义”，指的就是红四军“七大”上陈毅的折中调和。毛泽东在“七大”前《给林彪的信》中早就表明了立场，“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现在，不打倒这种“陈毅主义”，他是不会回红四军的。

　　此时的陈毅，却也不在红四军中。

　　五万言报告书

　　毛泽东提出“陈毅主义”这个“新名词”时，陈毅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着红四军的情况。

　　中央与红四军之间书信联络的迟缓方式，却让陈毅在最恰当的时刻找到了中央。

　　毛泽东4月给中央“二月来信”的复信，也是在路上辗转了两个多月，直到6月份才送到上海。虽然信的言辞语气并不客气，但内容和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红军的建设和作战。于是，中央再次发信，要红四军“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

　　这封信又过了一个多月才送达红四军前委。“七大”刚刚结束，三个多月激烈纷争的波折暂告一段落，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朱、毛各执一词，陈毅成了中央要求的“得力人员”的不二人选，启程赴上海汇报工作。

　　作为后来人检读那段历史，让人不禁感慨，历史选择了最恰当的人选。

　　1929年，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后来掌控着中国革命命运走向的伟人，正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

　　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的陈毅，年仅28岁。

　　10年前，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18岁的陈毅和他的胞兄陈孟熙从成都来到上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一段航程。

　　再过20年，48岁的陈毅第三次到上海时，他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并成了这座城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这是后话。

　　1929年那个夏天，28岁的陈毅来到上海时，是一支新生革命武装的年轻领导。或者说，是这座繁华大都市媒体上称作的“赤匪头目”。

　　陈毅从闽西经厦门，绕道香港，化装成一个日本商人，在8月下旬抵达上海。此时，这座城市正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就在几天前，党中央刚刚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等5人同时被捕。

　　险恶的环境中，陈毅靠着胞兄陈孟熙和堂兄陈修和的保护，才得以在上海落脚。兄弟三人原本都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三人选择了不同的信仰而分道扬镳。陈孟熙成了四川军阀刘存厚驻上海的少将代表，陈修和则在上海兵工厂任职。

　　虽然信仰各异，血浓于水的两个哥哥还是给陈毅提供了保护。陈毅身着高级西装，胸戴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繁华的大上海。

　　很快，陈毅联络上了党中央。

　　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这时正在紧张筹划营救彭湃等人，甚至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武装劫囚车的方案，可惜后来情况有变，未能实施。他嘱咐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写成书面汇报。

　　陈毅离开闽西时，安全起见，随身没有带任何文字材料。他完全凭借惊人的记忆力秉烛疾书，写成《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五份报告。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洋洋五万字，陈毅仅用了三天，一挥而就。

　　而今再观这五份报告，不但让人感慨身为诗人的陈毅运笔如神，更要赞叹身为革命家的陈毅坦荡无私。

　　这五份报告，梳理了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红四军的历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组织编制等情况作了准确的叙述，对在红四军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朱、毛争论条分缕析，作了翔实客观的汇报，对红四军本身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对他自己的任职，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坦陈自己难以胜任，“望中央速派人来”，这次又旧话重提，“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

　　陈毅撰写的报告，表现出了他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全面了解红四军的历史经验和存在问题，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指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联系到此前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激烈程度、陈毅当时所处的红四军最高领导职务等等外部条件，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报告中稍有偏颇，历史恐怕也会就此改写。

　　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后来被誉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

　　而陈毅自己则称此次上海之行为两个月的“训练班”，他曾表示，在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交流中，自己的思想境界获得了新的飞跃，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错误，并决心加以改正。

　　陈毅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在随后中央委托他起草给朱毛红军指示信时就开始了。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向中央建议：“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而到了他起草的指示信中，则变成了“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九月来信

　　陈毅在当时恐怕也不能预料到，由他按照中央精神起草的这封给朱毛红军的指示信，不仅对朱、毛二人，对于朱毛红军，而且对于红军建设乃至后来百万人民军队的建设，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毅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对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意见，对红四军的军队建设以及军队发展方向和战略，也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前委在军委设立问题上的争论，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

　　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主要意见，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也肯定了朱德的主要意见，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

　　同时，这封信也指出了朱、毛二人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问题，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陈毅将文稿送交周恩来阅定。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了一遍,只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随后，他在信尾签上了发信日期：9月28日。

　　这封信因此在党史中被称为“九月来信”。

　　10月1日，陈毅怀揣着“九月来信”，踏上了返程。行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你带这个指示回去，邀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可当他几经辗转，终于在10月22日找到了率部转战到广东松源的朱德时，却像此前“对毛主席打了一棒”一样，挨了毛泽东的当头一棒。

　　陈毅向朱德转达了中央的指示，朱德表示坚决拥护。可谈到要请毛泽东回来，朱德却有些尴尬。

　　朱德一个月前就请过毛泽东，毛泽东坚决拒绝。拒绝的原因就是折中调和的“陈毅主义”。

　　这时的陈毅，再一次展现了光耀其一生的光明磊落和大度豁达。他做了这样的表态：毛泽东同志说“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这次回来，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当时的红四军，正在按照福建省委的指示进军广东东江，后来这次战斗被称为“冒进东江”，连续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央特派员、后来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就在此役战死沙场。

　　朱德和陈毅率领着疲惫不堪、损失惨重的部队返回闽西根据地。期间，陈毅再次致信毛泽东：“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彼时，毛泽东正暂居在闽西一个叫苏家坡的山村。恶性疟疾虽未痊愈，却也无碍行动了。朱德、陈毅转来的中央“九月来信”，支持了他一贯坚持的正确主张，这两人言辞恳切的召唤，终于打动了毛泽东。

　　11月22日，朱德和陈毅率军第二次攻占长汀。饥疲交加的红四军在这个闽赣交界的繁华小城得到了给养和休息。

　　长汀有一座辛耕别墅，原属长汀一位富商，是当地的一座豪华院落。1929年3月红四军第一次入闽时，前委就在此办公、居住。8个多月过去，红军重返长汀。这座小城的四周已尽是红色的苏区土地，毛泽东、朱德、陈毅在这里制定的开展大规模游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辛耕别墅重逢了。

　　三双大手握在一起，前嫌尽释。

　　“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朱德这句广为人知的“朱毛关系”比喻，就出自这次重逢。

　　毛泽东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信回来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陈毅在上海临行前，思虑周全的周恩来曾为他的工作做出过安排，因为陈毅在“七大”选掉过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复职后，如果陈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据地或广西去。

　　陈毅有话讲在当面，把这个安排也向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挥挥手：“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风展红旗如画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

　　其时，漫天飞雪，挥洒苍茫。厅堂上一堆堆噼啪炸响的炭火，悄悄融解着天井里厚厚的积雪和坚冰，升腾起暖融融的春意。

　　大会经过两天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大会之后，适逢新年，红四军组织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廖氏宗祠南侧的大草坪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火把高擎，鞭炮炸响……

　　红四军还进行了一次阅兵式。围观的当地群众新奇地看着这支灰军装、八角帽、五角星的队伍一队队整齐走过。这支装备不一、衣着破旧，甚至着装都尚未完全统一的部队，军步迈得略显生疏，却步伐坚定。一个崭新的人民军队从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一年，朱德、毛泽东两路大军分头出击，调动敌军如无头苍蝇疲于奔命，最终彻底击溃了国民党的所谓第二次“三省会剿”。

　　红军气势如虹。其情其状，正如毛泽东在马背上所吟诵的——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责任编辑：葛燕燕热词： 红四军 七大 无产阶级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