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授不值得过分尊重
西方Tenure Track教育制度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给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动力，但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阻力，因为，走上这Track的人的动力大多（是大多而不是全部）是为了铁饭碗，某种程度上由于评职称造成垃圾学术文章堆砌（指西方；中国的则全部是垃圾和造假！），这种文章既浪费真正科研人员的时间，也浪费精力去甄别，造成人为的巨大成本。Yale和Harvard早就在推动Tenure Track制度和科研制度的改革。
由于科学探索领域的深入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现代科研与以前相比，有以下几个特征：
1，依靠新的工具
包括设备和新的科研手段。所以，设备和科研手段的创新也可以获诺贝尔奖，比如钱永健的红绿蛋白标志技术，高锟的提出光纤传输通讯等等。而以前，只有突破性的、被证实的理论贡献才可以。
2，分工更明细
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领域更细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已存在的海量知识，个人的能力显得时间和能力都相对不足，还有一方面是跨学科合作（这表明，随着更微观的理性深入和更宏观的整体研究，100年前群星灿烂时代的学科划分已经不适合现代科研了，比如物理、化学和某些生物类别的研究很难分清该属于哪个领域了，于是，有了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等），表现之一是，频频有多人分享诺贝尔奖，而且由于个人学习受教育阶段的延长和必须掌握更多知识才能出成果，年轻就出成果的天才少见了，出成果的更多的是年龄偏大。
3，组织化、程序化
基本上除了数学、理论天体物理等少数领域可以拿张纸就干，其它都要固定的、程序化的成本，比如医学实验、化学实验，化学药品所需的高精度，等等。这一方面造成结果相对更可预期、而重叠浪费已有资源，另一方面造成潜在可能性使得更好的观点由于没有实际资源支持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浪费。
4，必须合作
事实上，一些先进的技术都是商业界的研发部门组成自持续的团队在搞，比如INTC/AMD的芯片技术，PFE/JNJ研制新药，等等。另一方面，高成本的前端理论研究只有国家投资才能进行，比如NASA和欧洲的大型粒子加速器，等等。这当然意味着官僚作风在科研体制造成Counter-Productivity.
5，真正的人才被埋没
这是Tenure Track制度和大机构垄断科研资源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尤其是出成果有名的人年龄都偏大，由于年龄原因创造力减弱，变得更压制新一代的创造力。Perelman是个典型的例子，陈景润是，张益唐也是。他们能被认为是被埋没，是因为他们的确仅仅完全靠自己就做出了世界顶尖级的成果。他们能做出这种成果是因为科研成本为零，故而体制虽不支持却也不能阻碍他们出成果；而其它需要高成本的设备和人员互动的专业和领域，则肯定就被埋没了。肯定被埋没了，就不称为埋没了，因为无人去注意，这是恶性循环。
现今中国所有的教授、科研人员和工程师连当二传手都不合格。中国的教授、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的总数比以色列的总人口都多，却还要从以色列进口预警机和现代农业技术，进口了也学不会、玩不转。说中国的院士都是些水货都抬举他们了，因为水货至少不误导不害人，他们应该是下水道的污货！
现今西方99%教授也不过在做Research Business，纯粹是些学术包装的商人，弄点Grant，弄几个学生打打杂，写几篇Paper交差，一辈子都在发垃圾文章，既浪费自己的生命，又浪费别人的时间。这导致Tenure Track制度成本太高昂，效率低下，是时候清除Tenure Track制度并且分割教学和科研了。科学探索要回到修道院模式，科研就是科研，少沾大众化的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就是大众化的教育，少沾需要忘我严肃科学精神的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