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方[简介：顾准（1915.7.1—1974.12.3），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都是笔者的亲身经历。
初 识 顾 准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15岁。
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学部各个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为五连，经济所是七连。学部有十几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还有家属，一下子都开下去不行，得派个“先遣部队”打前站。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吧。于是我们就这样先行了一步。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里面用粗木头搭成类似脚手架的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大统铺。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窗，东西两扇大木门上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暗，白天大门总是敞开着。当地没有电，夜晚以马灯照明。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顾伯伯，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 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埃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很糟糕。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呼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顾在干校期间，对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绝不落井下石。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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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个小女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