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试图回忆哪个才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我指的是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包括那些连环画，以及那些故事会等少年简易读物。
它不是《水浒传》，不是《西游记》，也不是《林海雪原》，而是一本残缺的《风雷》。
那时我三年级。虽然喜欢看故事书，可对没有图画的厚厚的文字书还没有感兴趣。原因是，那些书看着不吸引人。
那年暑假，我去一个表叔家。那是个风景优美的水乡。对于喜欢游泳的我，清凉的河水，绿绿的水草，简直就是天堂。可惜的是，表叔家那里没有和我相同年龄的玩伴，村中有几个同龄孩童，多数已经辍学在家帮着放牛，有一两个还在上学的还是女孩子。我在河里折腾了几天后，便有些厌倦了，决定第二天回家。
表叔60年代初在镇上的一个农业技术学校读过书，后来搞“调整改革充实提高”，那个农业技术学校被砍掉了，变成了普通中学。里面的学生都被退回到原籍，表叔只好回家务农。表叔喜欢读书，但自己很少买，常从同学和朋友那里借。
听说我第二天要走，表叔给了我一本书。外面用牛皮纸包着，他让我交给我家附近的他的一位同学。他叮嘱我，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这个我明白，那时候好看的书都是毒草。
当天晚上下雨，很早我便躺进蚊帐里。但不知怎么着就是睡不着。本想起来，可一听窗外的雨声，知道无处可去，只好作罢。折腾了一会儿，忽然有了要看那本毒草的念头。
打开牛皮纸，那本残缺的书实在惨不忍睹。没有封面，头几页还没了。好在最后几页在，知道书的名字叫风雷，出版日期是1964年。
没想到，那本书强烈地吸引了我，尤其是开始那段淮北农村小镇的描写。书中主角吃狗肉喝烧酒的情节，还有他穿的那个硬底长筒皮鞋以及羊毛军大衣，给我很多遐想。那个时候， 我对鞋子有某种特殊爱好。连环画小人书中我常注意画中人的鞋子。当时我就奇怪，八路军把日本军官杀了，为何不把他穿的那个长筒军靴弄下来自己穿，难道那个靴子不比草鞋布鞋好。
那天晚上我读了那本书的一小半。回家以后，我便将书交给了表叔的朋友。后来我后悔，没有将书留几天读完才给那人。
从那以后，我便四处找小说看。表叔家里有几本，《林海雪原》，《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后来，有个同学家里有竖版繁体字的《水浒》和《岳飞传》，不过那书不能借回家，只能到他家里看。同学父亲在信用社工作，他给儿子定下这书不外借的规矩，估计也是怕借出去丢失了。
就这样通过各种渠道，到初三，我基本完成了各类小说的泛读，包括很多毒草，如《古今奇观》，《拍案惊奇》等等，朦胧的性教育似乎也是从中得到的。
尽管我一直有种想法，要把我那第一本小说《风雷》读全，可几十年来都没这机会。慢慢地，《风雷》情结也就淡化了。直到前段时间，偶然看见网上有提到陈登科的文章，忽然让我想起了《风雷》和表叔家那个湿晾的雨夜。网上一搜，居然将《风雷》的pdf版本找到了。
再次阅读它的确是很有意思的。 原先那些吸引我的描述已经不那么神奇了，小说中文学方面的技巧似乎也很平淡，比网上文章好不到哪里去。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小说中的谁穷谁革命，谁富谁混蛋的阶级 思维框架很浓烈。按道理，这样的小说应该和《金光大道》一样在文革期间得到广泛追捧才对，怎么会变成毒草呢？
然后我便看到了作者在再版时的一篇文章。《风雷》之所以被打成毒草，是因为曾经给予作者支持的原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与刘少奇关系亲密。而李葆华代替曾希圣主管安徽的主要政绩就是搞了责任田，让农民由饥荒回到温饱，被农民称为“李青天”。
李葆华对陈登科说了这句话：“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
给大家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前三年”指的就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三年饥荒。其实陈登科写的并不是那三年的事情，而是之前的54年左右淮北农村的事情。不过，当你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厄运便来了。
1967年，江青当中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于是陈登科便倒了，被关进监狱达5年之久。
接下来对作品的批判便是那些笔杆子们的任务了。我ZT了两篇当时的批评文章在后面，大家可以领略一下当时左派的文风。
其实，无论什么时期，有些文风总是相似的。比如，你现在要是说些李葆华提到的“前三年”的事情，也是会受到谩骂和攻击的。李葆华那种“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的愿望目前看来仍然是空中楼阁。
历史上很多事情如果没人提它，就会被慢慢地遗忘掉，比如文革。当经历那场浩劫的人（我指受害者）死去以后，谁会去管那场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刘少奇的儿子都不去管到底他老爹是怎么死的，别人还管什么呢。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的老爹习重勋倒台也是因为《刘志丹传》那一篇小说，那篇小说不是习老爹自己写的，他只是像李葆华一样在小说后面跟了个帖子说“顶，好文！”然后他便遭殃了。因为老毛不喜欢那小说，伟大领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习重勋就倒了。
当时，对某篇文章某部小说有生杀大权的只有一人，此人便是老毛。老毛说某个文章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说不好都不成，反之亦然，老毛说某个作品不好，那作品立马变成毒草不算，作者还得当“国民党特务”进监狱。
这不免让我想到习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 当全党全国的官员们都轰轰烈烈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谁来最终判定某件事情的对错呢？比如，野狼当省长，我批评省委书记某些决策不对，而书记不同意，反过来批评野狼无限上纲，搞人身攻击。我估计，最后便由政治局来定对错了。
政治局要是意见一致也没事，但万一意见不一致呢？最后可能要习总自己来定。如果之前野狼和那书记已经闹成水火不相容了，习总的意见便成了野狼政治上的审判了。
也许，省长野狼会因喜欢某本小说《风雷》或《刘志丹传》，惹翻有最高审定权的习总，从而像习重勋一样被打下去。过程自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习总麾下一定有很多义愤填膺的人士将野狼批评得体无完肤。
大家不要担心习总自己的安全，因为最高领导人从来就不会被人批评或搞自我批评的，你要是批评他，一定是篡党夺权搞造反了。
【ZT】两篇批评《风雷》的文章
一： 彻底砸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
安学江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动小说《风雷》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铁证。
一九六二年，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掀起的恶风浊雨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赤膊上阵，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猖狂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然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放厥词，扬言要象赫鲁晓夫“修改”“斯大林写过的”联共党史一样，“修改”中国的革命历史，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并且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
反动小说《风雷》，就是遵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之命，由披着“工农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精心炮制的颠倒“前三年的历史”、诋毁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一株大毒草。
《风雷》的初稿《寻父记》写成后，博得了周扬文艺黑线的干将邵荃麟以及李葆华们的一片喝采声。在叫好鼓噪之余，他们又担心《风雷》的反骨太露，特地向陈登科关照：“写得太露太实，不好”，要“加些合作化的情节”。陈登科领命照办，找人在书中加了一些“农业合作化”的词句。这样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是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一本书。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撇开书中时断时续的“合作化”情节，《风雷》便赤裸裸地现出了它的原形。这一点，陈登科自供不讳：“我写合作化，就是指责这三年。”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描写农业合作化是假，篡改“前三年的历史”是真。
现在，让我们剥去《风雷》的伪装，看一看这株大毒草所宣扬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刮的什么风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革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大刮单干风、翻案凤，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陈登科在《风雷》中刮起的黑风，打起的妖雷，正是刘少奇的这一套黑货。
在小说中，陈登科捏造了一个所谓“特殊落后”的黄泥乡，把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污蔑得一塌糊涂。在这里，“粮食紧张，烧草困难，人口外流”，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闹粮风潮。在这里，“军心不振”，“唉声叹气”，“失去信心”。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地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
《风雷》通过对农业集体化的污蔑，大刮单干风。在陈登科的笔下，黄泥乡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群众，都被灾荒压得“直不开腰”，“自私落后”，留恋单干，毫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要组织个副业生产组，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刚刚搞起来，“三朝不到晚，就夭折了！”那些拚死拚活拉到一起的“农业互助组”，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散伙了，不干了”。
在周围已经开展起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下，黄泥乡仍然一直是“空白点”。老贫农说：“俺庄上的人……你要叫他组织起来……在一起劳动，那就难了。”作为青年积极分子的陆素云竟然大言不惭地叫喊：“一人领三个孩子，过得比谁都强！”这不是在向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示威吗?
在陈登科的笔下，何老九、陆素云、万春芳等“贫下中农”，对乡里的领导者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迟迟不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根本无动于衷，从来没有抵制，倒是极为欣赏地说：“做个老百姓，一能不受地主富农欺压，二能不受地主富农剥削，三能有个太太平平安定日子过，就是天堂的生活了。”这分明是在宣扬个体经济的“天堂生活”！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风雷》仍然大刮单干风，显然是在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三自一包”、“责任田”招魂!
《风雷》还不断煽动“出气”，大刮翻案风。祝永康经常以“青天大人”的面目出现，打着访贫问苦的幌子，鬼鬼祟祟，煽动人们诉共产党之“苦”，出新社会之“气”。许多人赞扬祝永康，“这一来，把俺肚子里好几年的闷气，一家伙都出完了”，甚至连“解放以来”“还没有翻过身来”这样露骨反动的话都冒了出来。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在一九六二年前后，鼓动牛鬼蛇神攻击三面红旗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在“出气”的名义下进行的吗!什么是“出气”?就是反革命翻天!书中端出来的污蔑广大贫下中农解放后“只翻半个身”或“根本没翻身”的黑话，就是刘少奇和李葆华们黑话的翻版。
“祝青天”在他的神秘活动中，发现了一起所谓“冤案”。
书中描写的任为群，是个“任劳任怨为群众”的民兵大队长，“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可是，仅仅因为他捆打了反动富农黄龙飞，就被罢了官，缴了枪；仅仅因为他查获了黄龙飞的走私粮食，就险些被开除党籍。很明显，这是个受到所谓“过火斗争”迫害的典型。由于祝永康的出现，任为群那一伙的怨气便冲天而出，大肆叫嚷“撤任为群的职就是不该”，“对不平的事，俺就是要讲”；任为群“被人赶下了台”，“俺们还咋能好得起来”l为了替任为群平反，祝永康亲自主持“出气”“平反”会，在他的鼓动和支持下，任为群嚣张到了极点，大叫“我的心是红的”，明日张胆地诬蔑我们党错打了“好人”。
《风雷》为什么要大写特写“过火斗争”?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必须为任为群翻案?这个阴谋必须揭穿!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安徽大组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把干部分成“打人的和挨打的”两类，一笔抹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陈登科笔下的任为群，正是为了宣扬刘少奇诽谤党内斗争是“过火斗争”而炮制出来的一个“挨打”的典型。“任劳任怨为群众”而“挨打”，这岂不是“将我罢官理不公”吗l这是在为什么人鸣冤叫屈，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风雷》正是从属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它所刮起的黑风，就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是从舆论上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的篡党复辟活动动员力量；翻案风，从组织上、政治上为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单干风，从经济上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完成复辟资本主义的任务。刘少奇掀起的这几股黑风，彼此配合，互相呼应，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复辟，改变中国的颜色。
走的什么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风雷》一开篇，便描写了主人公祝永康在淮北平原顶着风雪走路，直到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还是在描写他顶着“逆风”走路。祝永康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中间，走的到底是哪一条路呢?
祝永康到黄泥乡不久，就发现了那里落后的根源，是由于朱锡坤放弃农业生产，组织人下湖打兔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改变”这种局面，于是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大搞编芦席的副业生产。书中描写，正是因为祝永康组织了大批的编席互助组，编了大批的芦席，赚了钱，救了灾，才带动了黄泥乡走上‘‘组织起来，，的道路。这里可以看出，编席赚钱，是全书作为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而加以宣扬的。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围着这个问题团团转。
祝永康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道路?揭开这批“互助组”的画皮，便不难看出它的本质。
这批“互助组”组织起来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为着做“一笔本薄利厚的交易”，使“手头活泛活泛”。
这批编席组的经营方式，是“自负盈亏”，“各编各的”，“编的多，多赚钱”。为了鼓吹这种经营方式，书中专门安排了祝永康的一大段演说词，又是讲技术，又是讲分账，又是讲“各归各”。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合伙搞单干！陈登科捧出这样的货色冒充“社会主义”，恰好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原来，祝永康组织编芦席和朱锡坤组织人打兔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走的一条路：资本主义道路。经过祝永康“改造”了一番的黄泥乡，资本主义的浊流不是减少了，而是泛滥了，不是隐蔽了，而是公开“合法”化了。
祝永康搞这样的“集体化”，依靠的是些什么人呢?他用秘密活动，私察暗访的方式收罗了一批心腹，掌握了黄泥乡的领导权。这些人，有的是被罢了官、缴丁枪的“翻案好汉”；有的是思想落后，迷恋单干的“巾帼英雄”；有的是爱情至上，多愁善感的恋爱迷’还有吃吃喝喝、吹吹捧捧的江湖弟兄。由这些人组成所谓的“领导核心”去搞社会主义，不是活见鬼吗!
为了标榜祝永康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风雷》中喋喋不休地宣扬，早在一九五四年，祝永康就在黄泥乡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明显，这是《风雷》在炮制过程中，随着刘少奇形“左”实右黑贷的出笼，而做的精心安排。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按照《风雷》的描写，“运动”面临的情况极其复杂，“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纠结在一起”，即刘少奇所胡说的“党内外矛盾交叉”。“运动”的方法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农村中的“破鞋”和懒汉，而对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则千方百计包庇过关。显然，这个“运动”所推行的是一整套的刘少奇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必须充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祝永康搞的这场“运动”处处都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黄泥乡进行的这场“运动”，是地地道道的假四清，真复辟。
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尖锐地指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岜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反动小说《风雷》中祝永康这个人物所作的种种表演，正是刘少奇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到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这条黑线的图解。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祝永康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寻的什么“父”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恶狠狠地把我国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说成是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反动小说《风雷》完全体现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恶毒用心，把所有的党组织都丑化得一塌糊涂，不是由外向里坏的“垡块”，就是由里向外霉的“花生仁子”。党的领导干部，不是蜕化变质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两面派、伪君子，就是“老事务”．糊涂虫。总之，就如同初稿《寻父记》中方艳艳唱《女起解》所暗示的：“洪洞县里无好人!”
《风雷》对我们党的攻击，特别恶毒地表现在对县委书记方旭东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方旭东，是“黄泥乡”这个“困苦凄凉”世界的最高领导者。陈登科把他所捏造的一切灾祸的根源，都归结到方旭东身上。说他“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蹲在“森严”的“衙门”里，忘记了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救助过自己的人民；说他“主观臆断”，”把矛头对着自己的同志”，残害了任为群那样的“忠良”，包庇，重用了熊彬、朱锡坤那样的权奸。还借贫农何老九之口，大骂方旭东：“你主观!”“你忘本！”“黄泥乡搞成这样，难道你没有责任，“
骂，陈登科还觉得不足以发泄他对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仇恨，在第五十一章中，又特地设计了方旭东“翻车”的场面，描写方旭东把社会主义的“大马车”陷入了淤塘，方旭东自己也弄成了“满脸黑”，“好似被人敲了一棒，昏昏沉沉地将头低下……”。这是反动透顶的政治黑话!陈登科做贼心虚，在《风雷》的第二次印刷本中，偷偷摸摸地把“好似被人敲了一棒”这段话删掉了，这样一删，不是更加暴露了他们一伙的反革命马脚吗！反革命分子田汉在大毒草《谢瑶环》中曾经叫嚣：“载舟之水也覆舟”，陈登科在这里也来了一个车陷于塘，人仰马翻的描写。一个要“覆舟”，一个要“翻车”，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大小娄罗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之“舟”快要“覆”了，社会主义的“马车”就要“翻”了，他们篡党复辟的日子就快到了。这批反动家伙的黄粱梦真是做得美极了！
果然，陈登科在《风雷》中经过精心设计捧出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理想“英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
祝永康是在“灾荒压顶”，“军心不振、士气涣散”，“粮食紧张”的所谓关键时刻，带着大批“救命”的粮食，从天而降，飘飘飞来的。祝永康的出场，使“阴霾满天”的黄泥乡马上出现了“积雪融化”、“河水解冻，大地回春”的场面，而且在他那“春雷一般轰鸣”的吼声之后，一场闹粮风潮，便立即烟消云散了。《风雷》中的祝永康俨然是一个力能回天的“救世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孝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最无私，最无畏，最聪明，最勇敢，再大的灾荒也能战胜，再大的困难也动摇不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陈登科之所以要烘托祝永康这个人物出场，目的就是要丑化人民群众，吹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我们伟大的党。
为了强化祝永康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回春”之力，陈登科从头到尾为祝永康安排了一条“寻父”的线素。《风雷》的前身就叫《寻父记》。人们不能不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在祝永康这个“共产党员”身上，安上封建的报恩情节呢?陈登科曾经自供过：“寻父不是一个生活命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寻父就是寻找党的真理。”“寻父”，一语泄露了天机，正是揭穿这部小说反动主题的关键。
什么“寻找党的真理”！在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们看来，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真理”了，这也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叫嚣的“党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党的威信丧失了”、“官越大，真理越少”这种反动谬论的翻版。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党的真理。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拚命叫嚷要寻找什么“党的真理”，他们究竟要寻找哪家的“真理”呢? 且看《风雷》的表白：祝永康走马上任的全部思想动力，是决心沿着“党中央领导人”在淮北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很深”的“足印”继续前进。
那个在淮北“足印很深”的人指的究竟是谁呢?查查历史，明白了这个“足印很深”的人，就是曾经为了逃避抗日斗争而躲在这里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刘少奇，不仅抗日战争时期有在这里当逃兵的“足印”，而且解放后还来淮北转过三次，留下了篡党复辟的“足印”。其中很“深”的一次，就是到濉溪县卧龙公社的卧龙湖。他在这里满口谬论，胡说八道，公然亮出自己的黑货，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相抗衡，破坏了淮北的水系，给淮北人民带来了灾难。书中写祝永康在“视察”卧龙湖时与任为群所商订的“治湖”计划，同刘少奇“指示”的精神是一路货。这不是在追寻刘少奇的“足印”又是什么?!那个祝永康怀恋的是什么人，寻找的是什么“父”，不是～清二楚了吗！
把《风雷》的反动主题揭到底，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伙反动分子看来，我们伟大的党已经“陷车”了；只有按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足印”走下去才能“回天”，所以他们要“寻父”。“父”就是刘少奇，他就是资产阶级“真理”的化身，就是那一伙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寻父”就是寻找刘少奇和他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刘少奇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寻父记》——《风雷》的要害所在，也是《风雷》包藏的全部祸心。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叫嚷要立的“碑”，就是这样一块篡党复辟的黑碑!
我们一定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粉碎《风雷》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摧毁《风雷》宣扬的资本主义道路，打倒他们左寻右找的“父”——刘少奇，彻底砸烂他们妄想“传给后代”的黑碑!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我们对反动小说《风雷》的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的继续。《风雷》中寻的“父”，就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风雷》的炮制者，就是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卵翼下的一伙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同他们斗争的实质。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坚决把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后作者略有修改)
二： 不准资本主义借尸还魂
——彻底抵制反动小说《风雷》
安徽大学中文系批判《风雷》小组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的《风雷》是一九六四年炮制出笼的。他曾供认：“我写合作化，就是指责这三年。”书中所谓“灾荒严重，粮食紧张，烧草困难，人口外流”“合作就是共产，千的一样活，吃的是一样饭，穿的是一样衣服”。“白天黑夜的干”，“不要命”，等等，显然是影射我国三年暂时的经济困难，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因此，它描写合作化，只是个幌子，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进攻，为刘少奇篡党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才是其真正的罪恶用心。
我国农村，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条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农业集体化，鼓吹发展富农经济，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是，刘少奇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拚命反对农业集体化，对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十分仇视。他胡说什么走集体化道路是“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直到一九六二年，他还公开叫嚷：“人民公社办早了”，“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风雷》紧密配合其黑主子的反革命嚎叫，大肆诬蔑农民不愿走集体化的道路。
《风雷》中的“老贫农”何老九说：“俺这庄上的人……你叫他一家一户，各搞各的，那是容易些；你要叫他组织起来……那就难了!”
“共青团员”秦三年说：“互助组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妇女积极分子”陆素云，一听到要组织互助组，竟然“惊讶”起来，吓得“脸色发黄”地“哭了”。
其他人呢？一听说动员参加互助组，“他们都摇头”“叹气”，没有“几个人赞成的”。
你看，《风雷'竟然把贫下中农诬蔑成这个样子！他们没有一个愿意走集体化道路的，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对贫下中农真是丧心病狂的丑化和攻击。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支柱，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作者的反革命立场，仅仅在这个问题上，即已暴露无遗。
《风雷》还无耻诽谤我国的合作化运动是死拉活扯凑起来的。群众参加互助组，只不过是为了到这棵“白杨树”荫下“过夏、乘凉”罢了，夏天一过，他们就会丢开这棵“树”。“大多数都不相信这种合作能坚持长久”。果然，互助组一个接一个地“散伙了”，“夭求了”，“收摊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谓互助组垮台的“一场风暴”，并不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而是由于群众的不愿意参加。
互助组“垮台”之后，作者更加反骨毕露，恶狠狠地借所谓老贫农的口，咒骂走集体化道路“撞得头破血流”，狂叫要“转弯”。
这是反动透顶的政治黑话。是对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叫嚣！
陈登科要叫贫下中农转到那里去呢?人们都还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曾叫嚷过：“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所谓“转弯”，那自然是转向单干，转向修正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复辟。
《风雷》就通过所谓的“老贫农”、“积极分子”的嘴赤裸裸地鼓吹单干。所谓的老贫农万寿余说：“种地人，啥叫好，地里长得好，生活就过得好。”何老九说：“能有个太太平平的安定日子过，就是天堂的生活了。”陆素云一个人单干，还要领三个孩子，可是作者说她“日子比谁过得都好”。
这是什么人的声音?是富裕农民的声音，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声音。但作者却强加到贫下中农身上，用心何其毒也！我国广大贫下中农都有切身的体会，单干就意味着“穷的穷，富的富，帮的帮，雇的雇”；单干就是把社会拉向后转，叫贫下中农重受二遍苦；单干就是要让地富反坏右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书中所谓的“天堂生活”，说穿了就是妄想实现刘少奇发展三马—一车的富农经济的美梦。你看何老九等三个“老贫农”，对集体化一向没有兴趣，可是当听到祝永康要给那个合伙单干的“编席组”“三匹马，_辆胶轮车”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欣喜若狂啊，竞要把“三剐老骨头也拿出来弥一称”，豁出去干。这正是刘少奇“三马一车”富农“天堂生活”的艺术写照。但这只能是刘少奇等一小撮阶阶级人的痴心妄想。“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已的后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我国五亿农民昂首阔步地奔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前途无限光明。“撞得头破血流”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正是刘少奇之流及其爪牙陈登科们，这些家伙岂止“撞得头破血流”，革命的车轮已经把他们碾得粉碎，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风雷》不仅大肆诬蔑贫下中农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恶毒地攻击党不能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书中左一个“群众落后”，右一个“干部无能”。党的干部不是被写成“从里往外坏”的“花生仁子”，便是“从外向里浸”的“垡块”。那个被作者写成“为人老实，对党忠心”、“最受群众拥护”的黄泥乡乡长万寿年，完全是盲目地按走资派朱锡坤的旨意行事，被人称作“一向是糊里糊涂，没有原则的人。”
乡长如此，乡党总支的其他委员呢？
他们都不懂得什么叫做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们领导下的黄泥多，阶级敌人那么猖狂，而他们却无能为力。合作化在周围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但黄泥乡却“从来没有人提过”。
他们工作靠的不是政治，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是在救济粮上打主意。总支委员黄学书说：“黄泥乡的工作，一不靠粮食，二不靠钱，应当靠人，这是空话。”
象这样一个窝窝囊囊、毫无革命朝气、毫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乡长，及其党总支委员会，怎么能领导农民去千社会主义革命呢？当然不能。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而《风雷》的作者却完全与毛主席唱反调。他百般抹煞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恶毒诬蔑农村广大干部无能，并以此说明，在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在《风雷》中，作者把祝永康组织的编席组，赞为“社会主义的种子”，“集体经济的幼芽”。其实，这完全是假集体，真单干，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贩卖资本主义黑货。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我们不能只看他打的什么旗号，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实质；不能只看他的组织形式，重要的是要看他所包含的内容。斯大林曾经深刻地指出；“问题不仅在于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本身，而且酋先在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现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因为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血的历史教训。祝永康组织的编席组也是这样。它虽然名义上叫“互助组”，但它的领导权，所执行的路线，经营的方式等等，却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气味，而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黑货。
把持编席组领导权的祝永康是什么货色?是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此人一到黄泥乡，就沿着黑主子刘少奇当年在淮北留下的“足印”“另起炉灶”。他按照刘少奇所提倡的“明察暗访”“扎根串连“，搞反革命的小凑合，扎下复辟资本主义的毒根；他按照刘少奇的“在干部使用上要依靠甄别干部”的黑指示，给“被打的干部”任为群平冤狱，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班底；他贯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熊彬之流过关；他对反动富农，演出了一出“周瑜打黄盖”式的假斗争真投降的丑剧。祝永康如此卖力地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他把持编席组的领导大权，不搞资本主义复辟才怪呢!
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资产阶级的利润挂帅，这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分水岭。祝永康的编席组，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是顽固地站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边，大搞物质刺激。祝永康说：“编的多，多分钱，编的少，就少分。”“老贫农”李学成说：“编芦席这个交易，倒是本薄利厚。”一群妇女说：“在这春荒当头，一个钱能当十个钱使。做做芦席，手头也活泛些！”“做一张席子要落好几千块钱。”左一个钱，右一个钱，祝永康之流，就是想用“钱”字来腐蚀广大贫下中农。金钱第一，利润挂帅，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破烂。其罪恶目的，是妄图使贫下中农在铜钱眼里翻跟头，只看到眼前利益，忘记走社会主义道路，忘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这是一颗裹着糖农的炮弹，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祝永康的编席组的经营方式，不是统一领导，合理分工，互助合作，而是利用组织起来的名义，骗取国家支援，实际上是合伙搞单干，“各编各的”。单千编席子，没有资金怎么办?祝永康说：“县里已答应，只要我们能组织起来，供销社可预借一部分钱给各个小组做基金。”单干编席子没有销路，有了编席组这个招牌。产品“不管多少，送到供销社就是。”由此可见，所谓组织起来是假，骗取国家支援是真。就连跟反动富农勾结在一起搞投机倒把的黄大权，也十分羡羡慕们：“公家出钱买芦柴，做出芦席归自己。”这消息传出去，别人都不相信。任安才老婆十分惊奇地说：“鬼才信你的。国家电没有摇钱树，拿钱出来培养你当地主啊!你财迷哩!”你看怪不怪?世间竟有国家“拿钱出来培养你当地主”的“集体经济幼芽”!这完全是披着组织起来的外衣，骗取国家支援的资本主义毒芽！
尤为恶毒的是，《风雷》把祝永康领导的编席组，同朱锡坤的“各找门路”对照起来加以描写，打着“批判”朱锡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幌子，吹捧祝永康的假社会主义。实际上，祝永康同朱锡坤都是一路货。朱锡坤赤膊上阵，公开宣扬单干，鼓吹“各找门路”，下湖打兔子“无本求利”；祝永康搞编席组，披着组织起来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的是“薄本厚利”的“交易”。他们跟反动富农黄龙飞投机倒把套购国家粮食，要“一本万利”，三者同样都是“利”字当头，有何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上的黑瓜，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不同的是，朱锡坤的“各找门路”，是露出毒牙的蛇，易为入们所识破，所警惕；祝永康的编席组，是化成美女的蛇，容易迷惑人，因而毒害就更大。
《风雷》为什么大肆宣扬冒充社会主义的“编席组”?联系到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大搞“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积极推行“责任田”，使资本主义在我省一时泛滥成灾的历史事实就明白了。祝永康的编席组实际上就是“责任田”的翻版。一个是打着人民公社的旗号，搞“包产到户”；一个是挂着互助组的招牌，千“各编各的”。何其相似乃尔!
《风雷》竭力推销祝永康的假集体、真单干的黑货，就是为“责任田”招魂，就是妄图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动摇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使广大贫下中农重受二遍苦。我们必须彻底戳穿和粉碎他们的罪恶阴谋。
三
自由市场和单干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单干的个体经营方式，必然要在自由市场上反映出来，《风雷》用自由市场的“繁荣”来烘托单干的“优越”，正是出于这样的反革命目的：在狂热鼓吹单干的同时，又大刮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黑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要“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遵照这一伟大教导，我们必须加强市场管理，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可是，刘少奇却叫嚷：“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风雷》的作者紧跟黑主子，为自由市场大唱赞歌，给投机倒把大开绿灯。
反动富农黄龙飞，用银行贷款套购国库粮食，放高利贷，一直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打击这种人，对他实行专政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当把黄龙飞“交给群众，监督劳动”之后，祝永康立即感到“不大好”；包庇黄龙飞的熊彬被他称赞为态度“正确”，敌我“分明”。最后只好让黄龙飞来个“金蝉脱壳”而逍遥法外。自由市场的吹鼓手朱锡坤，放了那么多毒，做了那么多坏事，当他做了一番假检讨之后，立刻感动了祝永康，连对他仅有的一点轻描淡写的批评也感到“过火”了。
更为恶毒的是，作者把那些弃农经商的人，写成受到表扬，“应予效仿”的角色。朱锡坤赞扬杜三春跑一趟生意“能赚几百万块钱”，祝永康听了之后无动子衷，没有半句驳斥。“不管什么生意买卖都让做”的“十大自由”的“经验”，竟然在全区乡干部大会上介绍，当场受到区委书记熊彬的表扬，并且“推动了全区的工作”。
所有这些资本主义活动，《风雷》给予打击了吗?批判了吗？没有，统统没有。作者玩的是假批判的把戏，虚晃一枪，然后就连篇累牍地大颂投机倒把分子如何有能耐，大赞自由市场如何“繁荣”。书中开头是自由市场，收尾还是自由市场。
你看，“整齐”的“一式草房”，屋檐上挂着“水晶般的珠帘”，“窗前的垂柳”，“街上的人流”，“不管天气如何阴冷”，人流“还是挤得抬起来”；“买的卖的，拥挤不动，争抢成交”，“三里听见人吵闹，五里听到买卖声”；“柴米油盐酱醋茶”，各种各样的“小摊子”；“百样俱全”，“一切应有尽有”。必须戳穿，这“一切应有尽有”的“生意”、“买卖”，都是在“私下成交”。“私下成交”一语就道破了这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黑市。
“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风雷》如此绘声绘色地描写自由市场的“繁荣”，哪有一点批判的气味呢?完全是满怀深情地在作淋漓尽致的宣扬!
《风雷》不仅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大肆宣扬，而且还散布种种谬论为其辩护。什么这“是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啦，赚钱买粮“是向灾荒斗争的一种手段”啦，“跑个小生意，做个小买卖，搞搞运输，做做散工，这有啥违犯政策的”啦!等等，不一而足。
“是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吗?胡扯!国家的物资在私人手里，买来卖去，货币和物资逐渐囤积到私人手里，造成国家金融流通困难，市场供应紧张，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如书中的黄龙飞，“买了两担小麦，放在粮行里，二年不到，就滚成十多担。”很明显，增加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财富，而是资本主义的财富，是反动富农黄龙飞之流的财富。
“是向灾荒斗争的一种手段”吗?瞎说！灾荒临头，革命者应该象大寨人那样，突出政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向大自然斗争，向大地要粮，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合作化后的一九五六年，全国遇到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这是最生动有力的说明。《风雷》却利用所谓“灾荒压顶”，乘机煽动群众“各找门路”，“各自谋生”，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书中不是有入拿买牛草的钱
去做生意吗?十分清楚，这根本不是向“灾荒作斗争的一种手段”，而是地地道道的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种手段。
“跑个小生意，做个小买卖”，“有啥违犯政策的”，完全是一派胡言!“生意”“买卖”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生意”“买卖”，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是统一经营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这样的“生意”“买卖”，不是什么“小做”；是要大做特做。而《风雷》里的“生意”“买卖”，不顾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自由经营，“私下成交”，任意抬高市价，到处是赚钱和剥削，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促使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投机倒把分子黄美溶，整天吃鸡鱼肉蛋，而一些贫下中农都几乎要“盖锅三天”了。这难道不违犯政策吗？
伟大的导师列宁尖锐地指出：“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活动”。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只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大搞投机倒把的自由，广大群众只有被盘剥压榨的“自由”。这样的“闹市”，闹来闹去，只能闹掉社会主义。《风雷》为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大力宣扬，大唱赞歌，大肆辩护，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毒用心，还不昭然若揭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已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今天，刘少奇及其爪牙陈登科们，虽然被我们打倒了，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着，他们所散布的流毒更远远没有肃清。当前在我省某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不是又有所抬头吗?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是又在利用自然灾害大刮资本主义妖风吗?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松劲情绪，必须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抓紧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不停顿地发动进攻，把他们刮起的资本主义妖风打下去，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红旗高高飘扬。
(载一九六九和月二十六日《新安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