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是一种习惯

说真话是一种习惯[图]

郭世佑 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哲学专业博导，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学科组召集人之一。著有《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历史不是小姑娘》、《史源法流》等。 郭世佑，个性直爽，快人快语。他不怕得罪人，宁可选择说自己想说的话，有一股子鲁迅先生当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劲头。点评历史人物，也是不遗余力尽显他的这种风格，他敢于揭示伟人孙中山先生做人处事中存在的一些瑕疵，敢于挖掘一些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部分……说到自己的历史，他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当年的高考经历，与自己钟爱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转角遇到了“历史”这个后来的“真爱”。与他谈话，你不知道他下面会出什么牌，这既是一种挑战，也预留了一份惊喜。 沉默很难，那就说点真话 新侨报：“这年头都不易，据说也叫盛世，修炼沉默真难，那就说点真话。”这句话出现在你微薄首页的签名简介一栏，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善于修炼沉默还是一个偏爱说真话的人？ 郭世佑：沉默很难，我是偏爱讲真话的人。讲假话还要动更多脑筋，讲真话其实更容易。 新侨报：你觉得，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敢于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正视自己以及这个社会？ 郭世佑：说真话容易，说假话不容易。但是说假话，听起来好听；说真话，有人就不爱听。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听真话，那么假话也就有了市场，越来越流行。 新侨报：敢于说真话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正直和勇敢的。你就是这样的人吧？ 郭世佑：说真话要受打击，说假话能占便宜，这是社会上的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一般来说，说真话舒畅，说假话难受，当然这和性格也有关系。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人，喜欢直来直去。研究后发现，他六岁的时候有一次说谎，妈妈就罚他下跪，还打了他，从此他记住了，不能撒谎。所以，这跟家教也有关系。我认为，说真话不一定是内心勇敢的表现，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个性，是自然而然的。别人经常表扬我，说：郭老师你胆子真大。其实我知道我胆子不大。 新侨报：很多人的性格、性情都是与生俱来的，但一个人的气质与观念是可以后天培养或者受环境影响的。在你的生命中，影响你最深的一个人和一件事分别是什么？ 郭世佑：是母亲，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她很正直，可惜没什么文化，但现在年迈了，反应的速度仍很快。别人有什么事，只要找到她，哪怕是要饭的找到我们家里，她都不会亏待。我父亲则比较小气，要饭的经常到我家里来，他就会很烦，会跟我妈吵架。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缺衣少粮。 选择历史，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新侨报：你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同时也教授历史，是从小就喜欢历史还是说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邂逅”历史，然后结下了不解之缘？ 郭世佑：我是属于“历史的误会”选择的历史专业。我以前理科成绩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中学的时候数理化和语文都非常好，就是没怎么学过历史。我们那时候，一段时间是停学历史课的。     新侨报：这边你提到了“历史的误会”，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郭世佑：我的两次高考分数都非常高，但是都耽误了，第一次说我体检不合格，第二次现在看来根本无法想象，现在聊到这个问题我愿意讲了，第二次高考，总分少加了我一百分，连体检资格都没有，一般的人碰到这样的事，估计要疯掉。等查出来的时候，浙江省里的录取工作已经关门了。后来去了河南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师大，当时是第二批过去的。因为我当时总分高，而河南师范学院的历史系分数很高，就这样进了历史系学习。 新侨报：你这次的讲题是关于“一个真实的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身上有哪些特质是可以供现代人学习和借鉴的？ 郭世佑：他是个很真的人，做什么像什么，他做儿子是个好儿子，做父亲是个好父亲，做老师是个好老师，做学者是个好学者。他不需要父母操心也不需要老师操心，一般的人学不来。不光是真还有才，一个家庭里培养出来3个院士。从为人的角度，近代的人里面，能够让我佩服的不多，梁启超是第一位，他比曾国藩都还要有亮光。在近代，毛主席评价过3个向西方学习的人，洪秀全一个、康有为一个，再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孙中山一个。我以为，3个人在做人的层面上略有瑕疵，梁启超就很阳光，做人层面非常阳光。 与梁启超比较，这个真不敢当 新侨报：如此欣赏梁启超，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特质跟梁启超相似？ 郭世佑：与梁启超相比较，这个我不敢当，真的不敢当。尽管经常有人，包括学者粉丝都会这么说我。 新侨报：敢说真话这一点，不就是相似处么？从你的微博上对各种时事以及现在社会的热点的点评就可见一斑！ 郭世佑：我确实是一个习惯讲真话的人，你可以看看《炎黄春秋》上第一篇就是我的文章。部分内容被删掉了，但剩下的我认为还是很精彩。我谢绝过《百家讲坛》很多次，为什么呢？考虑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我认为那里不是一个完全能讲真话的地方，因此也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新侨报：历史人物身上往往集结了许多那个年代的特征，比如说梁启超，再比如曾国藩。有人说曾国藩是“中兴名臣”，也有人说他是“汉奸、侩子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郭世佑：侩子手、汉奸的形容现在不太提了，绍兴的范文澜，是新中国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始人，他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过，那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提出的，后来对此曾作过检讨。 新侨报：根据你的了解，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个人的情绪的带入是不是很普遍的现象？ 郭世佑：我们把历史课当政治课这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必须改。现在改当然有些难度，但不改的话问题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