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1900年）
转眼百年，从高校走出的“少年”依然是中国的“将来”与“希望”。
夏日炎炎，各大高校的留念活动形式多样。如今，即便是教师的“毕业寄语”，也不再单一化、程式化。
目前，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举行了毕业典礼，很多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将毕业典礼演讲挂上官网。有评论认为，这或许也体现出大学之间的竞争，大学形象的经营也是要点之一。而在网络传媒发达的时代，一场“毕业致辞”也进入了信息传播与放大的渠道，为公众所热议。“毕业致辞”的集体观摩已不再是学子的最后一课，也成为学校在大众面前的一次自我检阅。
不久前，网上流行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老师的毕业致辞，不乏流行语和网络词汇，有人认为“不管说的对不对，起码思想是自由独立的，这应该才是大学的本质。”调侃之余，也道出了作为一名法学教师，对于即将走上复杂社会的学子的各种现实期许和教诲。
对此，曾经在浙大工作过的、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教授郭世佑认为，“虽以调侃嬉笑相始终，但演讲者没有放弃对大学之道与法治精神的真诚传递。”但是，教师课堂语或毕业致辞，“完全与网络语言打成一片，就易染‘媚俗’之嫌，遭人诟病。”
连日来，网上流传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老师的毕业典礼致辞，浙大老同事与昔日弟子也纷纷转发，或让我分享，或提供观感，希望互相讨论。还有从杭州到北京的媒体记者也在关注日趋热闹的校园文化，谋索高校同行的评论。显然，你想淡视也不容易。
一个师长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原本就是特定时空中的短暂交流，只关乎师生之间的情感与心智的互动，未必关乎外人之痛痒，同治国安邦之类宏大叙事之间也未必存在多少直接的联系。只因时当网络时代，即兴讲词也罢，底稿齐备也罢，一旦流传窗外，就容易形成公共性的文本传递，接受社会的分享与审视，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
我作为曾从浙大调离的高校同行，粗读高老师的致辞，遥想潮涌钱塘，之江东去，就难免多萌一份亲切，我无需掩饰自己阅读时的这份主观情愫。即使尽力撇开这一点，演讲者的某些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演讲者不仅熟谙年轻人的语境，了解他们的喜好与时尚，而且明了网络沟通的特点，用词造句与其说很随意，还不如说很讲究，对其中的每一个小话题，都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做比较完整的叙述，应该说是下了一点功夫。《学记》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我有理由相信，高老师平时的课堂讲授肯定不难赢得学生的喜爱。
其次，通篇演讲辞虽以调侃嬉笑相始终，但演讲者没有放弃对大学之道与法治精神的真诚传递，不失师长的本分，这是难得的。比如，高老师说：浙大每一个校区都带“水”字，“但是，我们的毕业生绝对不能做水货，我们今天不能做富二代，我们也不要去当屌丝”，“大学有相同之处，进来的时候，要学习做人，出去的时候，要好好做人。”他把迁居之江校区的学习生涯比喻为刑法中的“有期徒刑”，把学生毕业称作“刑满释放”，虽然未必很合适，但他仍在叮嘱学生以做人为本。他说：“你们经历了三年，两年的有期徒刑，有的人是打着游戏度过的，有的人是打着kiss度过的，有的人是打着酱油度过的，不管你们曾经打过什么，你们统统刑满释放。出去后，要记得，得人品者的（得）天下，要以德服人。”恕我妄加猜度，是不是因为演讲者估计不能用规范与精确的法学专业语言和教师职业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所认定的真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最需要普法的地方是中南海”（此论确否，自然还可讨论——引者），深圳河以外的任何媒体也不敢照登这样的个人之见，他才以要学生“做个大混混”的调侃方式，冲淡现场党政领导的压力或注意力，敲击毕业学子的心灵，还穿过网管的层层封锁，传递大江南北。如果我的这个猜测大致没错，那么，首先该批评和反思的，恐怕就不是演讲者，而是我们的言说环境了。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大学校园已经越来越淡然无趣了，说教式的报告与寄语也太多了，在钱塘江畔的梅雨季节，在伤心临别的毕业季，颇具个性的教师借助于网络的潮语，给即将踏上茫茫天涯路的学子解解闷，“一笑解百愁”，增加一点趣味与共鸣，我看未尝不可。还有，既然我国的教育权力部门已经把教育引入产业化的泥淖，那么，如果有的教师顺应产业的供求关系，偶尔避开师长的斯文，投其所好地让教育产业的买方——学生在毕业离校之前开心一下，不是恰恰同教育产业化的本质保持一致吗？
当然， “教育是以造就人的品质为其目标。”（H•斯宾塞语）就大学的文化品性而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学院派的、科学的观念，其内涵要比特殊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得多。它是一种能力，可以为了追求客观知识而暂时保留个人的价值观点，也可以为了不偏不倚地分析材料而将其偏见与嗜好搁置一边。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获得了完全不偏不倚的知识，并且我们的偏见也被重新审视。狂热与盲目被一扫而空。正是这种自我克制的经验，为真正的客观性奠定了基础。”不管教育权力部门是如何把我国的教育扔进产业化的绞肉机的，也不管如今的学风、校风是如何功利和浮躁，高等学府毕竟承载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特殊使命，社会大众也对它有着特殊的期待与要求，中外皆然，还不能过于随意。再说，庄重的毕业典礼还不同于私下的餐桌玩笑，高老师的演讲文本的确还存在某些可酌之处。
比如，用“甄嬛体”式的娱乐语言自称“朕”，称男生为“众爱卿”、女生为“众爱妃”，无论是作为法学教师，还是其他专业的教师，都不太合适。当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大时，我有幸加入由12位教授组成的校园巡回演讲团，也到过之江校区做演讲，已知那个校区毕竟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原之江大学的旧址，遍布司徒雷登等前贤的足迹，恐怕就更需要守护一份寂静。高老师还说：“浙大校徽的标志是求是鹰，校长看到我们的院徽设计，会很生气的（地）问：我的鸟呢？”“猫头鹰精神还有另外一种——能走猫步，能干鸟事。”此类演绎都是江湖气息有余，模糊了自己的教师角色与演讲者的责任。即便是戏谑，不仅要看场合，而且还得适度，如果超过了度，质就难免发生异变，本意的玩笑就容易让人哑然失笑。我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浙大校园会有多少学子特别欣赏这样的用词和语气来告别百年名校的求学生涯。
何况，年轻学生的可塑性还很强，以感官主义与享乐主义为主体的快餐式培养流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良性成长，包括他们的言语表达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内，还很难保证个个都能体面地走向社会，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引导，却要避免误导。教师的课堂语言也罢，毕业致辞也罢，如果完全与网络语言打成一片，就易染“媚俗”之嫌，遭人诟病。即便是如今所有浙大学子都喜欢娱乐化的师长用词，恐怕也不能一味迎合学生的口味，教师的职业决定了教师的矜持与孤行。《礼记》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大学教师其实就是校园文化的引领者之一，即便是毕业分手时的轻松一刻，也只能适可而止，否则，不啻放纵矣。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就说过：即便是做一般的朋友，也“不要靠馈赠去获得朋友，你必须奉献你诚挚的爱，学会怎样用正当的方法来赢得别人的心。”作为教师，那就更需要讲究了。
毋庸讳言，数十年不变的官样文章与套话频仍的校园文化，恰恰不难彰显高老师的个性与魅力，这恐怕也是不少网友赞赏致辞的重要原因，高老师的致辞至少不空，也不乏味，不会使人昏昏入睡。他的用词与表达固然存在某些可以商讨之处，但最需要改进和反思的，恐怕还得从源头开始。例如，表面上很热闹，实则千人一面的“红歌式”表达，层层听话和便于领导的自娱自乐，形式整齐内容却平庸的文字游戏，还有只要政治正确，BBS上可以随便发泄，脏话也行，但会议与典礼场合依然官模衙样说废话，互不妨碍，各玩各的，除了这“一分为二”的两种情况，好像就没别的了。凡此种种，恐怕都不正常，至少容易抹煞青年个性，有悖于高校文化的特质。即使在学府，在同一个文本里，领导报告也像两会中的党政要员一样，常用“基础”、“重点”、“中心”、“枢纽”、“要害”、“关键”、“硬仗”、“至上”、“头等重要”、“重中之重”、“当务之急”等词漫天飞舞，甚至还喊出“三个至上”来，使人不知所云，你能断言他们的词汇量很丰富吗？包括北京在内，很多历史文化名城造出的“城市精神”就像我国许多校训一样千篇一律，用词也过于浅显，大白话，还找不到其中的并列关系或层次感，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文化”。
就校园文化而言，我的杞忧其实还不是浙大高老师毕业致辞中的调侃瑕疵，而是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相匹配的院长、校长以及大小书记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的致辞竞赛，把服务师生与苦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改成大练口才，刻意追求听众的掌声，同许多强词夺理的学生辩论赛好有一拼，唯恐校园宁静。据说，已有一些平时并不特别擅长演讲的大学校长也在同秘书一道，潜心研究网络的流行语，以便在新生开学典礼与老生毕业典礼的演讲竞赛中显露一手，其实就是在营造另一种官样文章，取悦学生，一反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蔡元培、罗家伦、蒋梦麟、竺可桢等人少说多做的传统，以多说少做为时髦，不以精心育才与护才为目的。此风之俗，亦不足称道矣。
2012年7月1日晚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