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芳的愤慨
吴惠芳是挨饿的年代里出生的。我们原来叫她“五妹”，看着她从一个七八岁小姑娘，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文革期间，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八十年代中期，她们才匆匆忙忙读完电大、函授之类的大专班，然后又想方设法拿到本科文凭。
五妹从一个沉默不语，只会用眼睛看着大人说话的小姑娘，弹指间，变成一个口齿伶俐、嘴巴厉害的大姑娘。仿佛上帝安排好了似的，她找的男朋友则是沉默寡言，非常老实的男青年。每次见到小吴和她的男朋友并肩而行，停下来总是听她一个人噼哩叭拉地讲，她的男朋友小张只是像木头一样立在她的身边，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我去省防疫站找一个同事，见已经结婚的小吴正在楼前乘凉。省防疫站宿舍在山脚下，三面环山，绿树成荫。要不是楼房林立，窗口灯光闪烁，电视机的音响不断传来，要不是市中心的灯火通明，人们还真以为这里是个深山老林的隐居之处。
小吴见到我，夫妇两人约我上楼去坐。他家住二楼，后窗临山。走进新房，只见新房布置得很有现代气息，屋内日本冰箱、日本彩电、组合柜、棕红色的沙发、席梦思床，还有书柜里摆得整整齐齐的书，这一切说明新婚夫妇是城市里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年轻人。等屋里那位她的同事出去之后，小吴马上先开口，发泄她的不满：
“这帮老家伙太卑鄙，太不要脸了！”
我知道她骂的是谁，这年月，北京发生那么大的事，人们还能谈谁和骂谁呢？不过，我还是把话题引向事实方向：“听说你们单位也有职工子女参加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
“有。”她说，“那几天，单位的长途电话都是这些家长用。他们拼命往北京打电话，希望在北京读书的子女赶快回来。老一辈哪个不知道共产党的手段毒辣，没人性？所以，大家都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就让他们随便打，反正国家出钱……”
她又说：“我们单位有个家长，他的儿子读北大，家里人连着几天往北大打电话，电话通了没人接。家里人着急死了，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家里人商量，决定派他姐姐去北京，亲自到北大去找。到了北大，学校里空空的，没找到。又到天安门广场去找，在人山人海中，最后总算找到了。姐姐喊他回家，可是他不想回来，他要和同学们争取最后的胜利。他姐姐死说活说，说父亲病了，母亲急得睡不着觉，他才跟着姐姐回来了。刚到家没两天，北京就出事了！这些年轻的大学生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还有一个，是六月四号从天安门广场跑回来的。他本来在天津读书，五月份去北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他讲，那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太可怕了！远处戒严部队的冲锋枪和机枪扫射的声音，坦克的马达轰鸣声，还有广场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使整个北京的气氛变的非常恐怖，也非常悲壮。不久，坦克开过来，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广场。然后把广场的电灯全部熄灭，整个广场仿佛一下子沉入深海之中。半个小时后，广场的灯又全亮了。东西两边枪声四起，有一边是向天上开枪，一边则是向学生开枪。他在撤退时，回头照了一张像，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他脑袋旁边打过来。接着又是一枪，把旁边一个女同学的脑袋打开了花！血和脑浆溅了他一脸。他吓得赶紧连滚带爬，跑出广场。他昏头昏脑，也不知往什么地方跑才好……
“大概没跑好远，正当他东张西望，犹豫不决，不知向哪个方向跑时，两个北京市民走过来，一边一个架起他就往北京火车站走。他们看他满脸是血，还以为他受了伤，正商量是去火车站，还是去医院时，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两个人弄清楚他没受伤，就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他才死里逃生跑回来了。他说，当时也忘了问一下那两个北京市民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连火车票钱也没法还了……
“回到家里以后，我们单位的人都纷纷去他家看他，一问北京发生暴乱的真相，他气得第一句话就是：‘流氓！土匪！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痛骂一顿之后，才介绍北京六四事件的真相。说到最后，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神情黯然，叹息不止……
“整个单位二三百名职工，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加上家属，近千人。北京和天津读书回来的学生这么一讲，在大院里不用安扩音器，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很快传开了。可以说，那几天，大家在办公室、在家里的饭桌上，谈的都是北京的六四事件，北京回来的学生所介绍的情况，很快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电视播的那些什么暴乱真相，血与火的洗礼等等，还有报上那些造谣文章，谁还相信？！比四人帮时期放的那些狗屁还臭，臭不可闻！”
讲到这里，小吴对一直坐在旁边没吭一声的丈夫小赵看了一眼，说他们党支部开会也很有意思。支部书记读完十三届四中全会决议，让大家发言。一二十个党员坐在那里，都是一言不发。支部书记说，人人都要表态。大家你看我，我看看你，仍是没人发言，室内一片沉默。支书只好点名，老张，你先讲。老张说，别人先讲吧。支书又喊老王讲，老王说，我先考虑考虑。支书喊了几个人，几个人都推辞不讲。支书下不了台，说：
“我们都是党员，对党中央的决议必须有个态度！”
有个女党员开口了，说大家既然都来了，这就是个态度。支部会开了一两个小时，除了读文件和读报纸，大家在沉闷和压抑的气氛中不欢而散。这是党支部会议。
群众政治学习会上，就是另一种景象了。有人故意说：报纸上说，北京老百姓和大学生死了二百多人。怎么电视录相里只报道暴徒烧军车、残害解放军，而不报导群众和大学生被打死打伤的场面？
另一个人就出来假装反驳：这你就不明白了——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只能报导正面的新闻，不能报导反面的。这就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叫两手都要硬！
第三个又问：为什么不让国内外记者参加天安门的清场？既然不向学生开枪，又怕什么呢？让记者把真实情况公布于世，岂不更好？
第四个人说，你想的太天真了啦。外国记者在场，倘若回去造谣咋办？你看报纸上讲嘛，美国之音就是造谣公司。
“是造谣公司，为什么那么多人收听？”
“是从反面听呀，听了好批判呀！”
大家哈哈一笑……这么多天，大家心情一直不好。听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像说相声一样，人们心情稍稍放松一些。
主持会议的书记说，大家别走题，围绕党中央的决议讨论。
“对，为了不走题，我提个问题。”一位与会者说，“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是代表党的，为什么他还要分裂党呢？”
“我也提个问题。”另一个讲，“根据党章，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的？罢免总书记是由中央委员会，还是由某个人？对不起，我不是党员，对党章不了解，所以才提出这个很幼稚的问题……”
书记坐在那里，睁只眼，闭只眼，把这些怪话当作耳旁风，装作没听见。结果，政治学习，变成了大家发牢骚、讲怪话的会。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几年改革开放，再把基层党员和干部当阿斗来愚弄，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最后，小吴说，邓小平讲话中说工农兵靠得住，防疫站里的职工听了都很反感。领导让一些业务骨干去查疫情，他们说，工农兵靠得住，我们这些人靠不住，叫工农兵去干吧。现在大家都看清了：国家完全落入一伙流氓强盗的手里，你辛辛苦苦的干，也是白干。为祖国，祖国是谁的祖国？为人民，人民又是哪些人？我看是为特权阶层，是为高干和他们的子女。我们再不当傻瓜了！说老实话，我现在虽然三十多岁，正是干事业的年龄，可是我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老了，觉得干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只想快点退休。有时想，干脆出国，但我的外语不行。我想和小赵去做生意，去骗钱，专门去骗国营单位。反正这个社会已经没希望了，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
当我离开小吴家，顶着繁星往回走时，一种说不出的惆怅笼罩在我的心头。在我所接触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面对腐败和屠杀，几乎都产生一种绝望情绪，在这种彻底绝望情绪下，我们民族的振兴又去依靠谁呢？也许他们这种脆弱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可能会坚强起来？另外，一个失去民心的独裁政权，靠机枪坦克究竟能维持多长时间？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吗？
（1989年6月17日 星期六）
徐馆长的心理变迁
上周五的下午，政治学习结束后，徐馆长在操场碰到我，他前后左右看看，见旁边没人，悄悄地问：“学生募捐的款花完了没有？”
我见他一付沮丧颓唐的样子，觉得有些怪，心想，老徐，你往日正气凛然的样子跑什么地方去了？莫非要抓你去坐牢？所以，问他有什么事？
他仍是有气无力地说，如果学生没用完，我想让他们把图书馆的八十块钱退给我。因为下一阶段要人人过关，查出我用公款资助学生去游行，不太好办……
我见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一样，很想问他，你在六四前，说部队要向学生开枪，你就退党，结果开了枪，死伤了那么多人，你怎么就忘了自己讲过的话？现在还没查到你头上，就害怕了。你那些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和坚持正义的义愤填膺都哪里去了？不过，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我很快理解了他，因为他有老婆孩子，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往日那些“右派”“反革命”的日子，想起来谁不怕？
“另外，”他接着说，“现在杨馆长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主，又是公款，如果是私款问题不大。”他说的杨馆长是指图书馆的杨副馆长。
我估计他从我脸上大概读出了什么，所以，自己给自己找个不太充足的理由。
我说：“好，我设法问问。当时我把款交给学生，没问他们是哪个系，哪个班，以及他们的姓名。不过是当着几个学生面交的。”
看来，一场清查运动就要开始了。徐馆长怕丢掉处长的乌纱帽，怕开除出党，想起共产党的历次整人运动，大概寝食不安了。
第二天，徐馆长在操场碰到我，再次对我讲，如果学生没有把钱用完，希望他们把图书馆捐的钱退回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几十元的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另外，他说：
“我也没有和另一位馆长商量，一个人做主，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拿公款给学生。假若查出来，说我利用职权，动用公款支持学生动乱，这又成了一条罪状。”讲到这里，他停下来，似乎意识到自己过去那些大义凛然的豪言壮语和今天的心惊胆战，有点对比太强烈，所以又说，“当然，我也并不害怕，我已经向纪委提出，自己辞去纪委委员的职务。我说我已经不够这个资格……”
自从他头几天讲了类似一些话之后，我心中一直感到不安，因为是我动员他捐的款，倘若因此而加重了对他的惩处，那么我良心上就无法平静，觉得对不起他。我决定到学生宿舍去问一问。
在学生休息时间，我敲开当时学生搞募捐的那间宿舍门，向宿舍里几个坐在床上的学生说明我的来意。他们告诉我，不知道当时是哪个系的同学收的款。我又找到中文系的一位班长，他说他是党员，当时党委派人打过招呼，不准他们和自治会的头头来往，他对收款人是哪几个，也不清楚。不过，他答应替我问问。
他回去之后，通过间接的同学关系，打听到的信息是：一些头头都跑回家里去了，这些头头的家差不多都在专州县，很难找。后来我从政教系系主任林大杰的口中知道，钱在一个姓段的女生手中，还有四百多元。
我想，假若果真如此，退给徐馆长80元的款也就有着落了。听说姓段的那位女生已回来，我设法找到她，她说钱已不在她手，而且不愿说出她交到谁的手中。我请他们的系主任去找她查问，她才说出钱是在中文系的一个自治会头头的手中，而且学生处长李大新已经打过招呼，指示不准动用，要一一查清后，再做处理。
李大新四十多岁，长得膀宽腰圆，一口黄黑牙齿七高八低。听学生讲，他给学生上西方哲学课，讲得不好，很不受欢迎，结果学生常常不听他的课。每逢他上课，教室里听他课的人寥寥无几。这很令他头痛，于是，他就采取上课先点名，没想到学生上完第一节课，下课又溜走不少，为了对付这些逃课的学生，他又采取上完课再点一次名的办法。最后弄得学生忍无可忍，大家一串联，采取集体罢考的方式来和他斗，他只好到学生宿舍去做学生工作。可见其作为教师不称职到什么程度。但高校里这种在业务上很糟糕的人，在政治上往往很红，李大新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党委书记信得过的红人，这次清查运动，他自然是领导小组成员。
一天，我在教学大楼外碰到李大新，我喊住他，试探性地问他，我捐的款能不能退，他的回答是：“我现在的任务是查清这一问题，无权动用这笔钱。另外，我劝你最好找书记或院长谈谈，把这个事情向他们讲清楚。”说完，意味深长地瞅了我一眼，意思似乎是：怎么样？想和党较量？太不自量力了……
我横下一条心说：“没必要，让他们看着办吧！”
李大新走了以后，我找到徐馆长，把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介绍，然后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内疚和歉意。
徐馆长听了，也很动情地讲，我几十岁的人了，自己办事自己负责。在小组发言中，我已经讲了，不错，我是参加了所谓的“非法游行”，但是我的动机光明正大，毫无一点私心杂念，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党早日消除腐败，重新树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家想，一些朋友或者老同学来我家，一谈起当前的社会问题，人家就说老徐，你是党员，我说话你不要多心，然后就骂共产党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官官相护，说共产党连国民党都不如。我每次听了是什么滋味？可以说是无地自容。有次在党小组会上，大家谈起党风问题，都认为我们党已丧失了民心，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老院长当时都流出了眼泪！我说，面对党的腐败和溃烂，面对党风严重不正，作为一个党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一种是积极起来，和青年学生一起大声呐喊，唤醒党中央的领导，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新下大力气把党整顿好，带领全国人民把国家的现代化搞上去。这两种态度，究竟哪种对？哪一种是真的对党的爱护？显而易见，是后一种才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正地关心党、热爱党。所以，我参加游行也好，捐款也好，光明正大，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问心无愧！
徐馆长经过几天思索，看到形势的发展也不像五七年反右派那么令人感到恐怖，而且人们对清查运动的抵触也十分明显，所以他的恐惧和焦虑逐渐消失，开始恢复了自信。
（1999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