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榕著
丛书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涉足戏剧
1941年有人来对我母亲说，他在日本宪兵队里看到了我大哥的名字。明知是讹诈，可我母亲还是吓的连夜从天津搬回了北平，沦陷后这里已改称北京了。
阔别三年，北京已经完全变了样子。铁狮子胡同军阀时期的执政府改成了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日本人。电影院里放映日本影片，美国片被禁演了。放映期间经常会突然中断，从入口处走进几个带呢帽穿雨衣的人，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迈着徐缓的步子，用阴森的目光挨个扫视一排排观众的脸……
这次搬回来，我们是在北城交道口租的房子，这附近除了一排矮小的店铺外看不到任何繁华景象。冬季日暮，只有一两盏半明不灭的昏黄路灯在半空摇曳。狂风怒吼，横卷起大街小巷里的浮尘与碎屑。马路上鲜见行人，哪家店铺门外的收音机扩声器里传出王佩臣唱的铁片大鼓《王二姐思夫》，如泣如诉，惹人伤感、恸人心魄……
一次，晚饭后我到北新桥终点站乘坐电车，前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车刚启动，外面就飘飘扬扬落起雪花。下一站，上来一个老者领着个年轻女孩，我忽然觉得眼前一亮：那女孩衣着素朴，面孔秀丽安详，散发着圣母般超然的神情——那一刻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周围的寒冷、黑暗仿佛都遁去，都被她的美丽照亮！在这个暗淡寂寥的城市里，她圣洁的、娇嫩的面庞仿佛笼罩着一团柔光——让我联想起《洛神赋》中的诗句：“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我忽然被凡间有这样的生命之美而感动，心里悸动起青春、活力或是说不清的某种兴奋。突然，车到站了，老者和女孩下了电车，我用目光追踪他们，才看清那位老人身着一件用俄国旧毛毯改制成的大衣，应该也不是富裕人家……雪下得更大了，大街上除了纷飞的雪花便是无穷无尽的黑暗，一老一少的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电车车轮和铁轨单调的摩擦声把我召回到现实里，黑漆漆的车厢又只剩下我一个乘客，孤单和寒冷又从四周入骨地袭来……
我大哥就读于辅仁大学。我入了崇实中学高中二年级做插班生，那是所美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原校长是美国人莱以庭牧师，北京沦陷后他只能当老师授课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校接管，更名为市立十中，所有美国人都被遣返归国。学校增设日语、读经、国术等课程。校内开办有一间印刷厂，不少贫困学生可以半工半读。知学习不易，往往贫困生学习更勤奋，学业成绩多高出我一截。
城里有个北京剧社，1938年成立至1945年停止活动。1940年他们首先把《日出》的第三幕“妓院”的戏搬上了舞台。扮演妓女翠西的是舒润华，为了出演这个角色她失去了一所两进院的四合院房子。原来，她是八旗后裔，当初她的祖母曾赠送给她们母女在西城丰盛胡同里的这所房子，就因为她扮演了妓女翠喜这个角色，认为有辱祖德，对她大发雷霆，一怒之下把房产也收回了。那时名演员石挥也在北京剧社，他曾带领女扮男装的演员到八大胡同的妓院里去体验生活。《日出》里的“打夯歌”和“日出”主题歌也是他谱写的。他当时还为中国版的《茶花女》谱写了全剧的配乐。1935年陈绵先生曾为中国旅行剧社导演了直译的《茶花女》，在协和礼堂上演时票价一元钱一张。十年后，陈绵又为北京剧社导演了改编成中国故事的《茶花女》，曾在北京饭店和长安大戏院多次上演，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这些演出我都未曾看到。我还错过了另外一次宝贵的机会：1943年我离京出走后不久，演技派演员石挥曾携他在上海孤岛赢获“话剧皇帝”盛誉的两出大戏《秋海棠》和《大马戏团》来北京演出。那次于是之去看过，石挥是他的舅舅，也是他表演艺术的启蒙之师。以后于是之也扮演过《大马戏团》里的男主角慕容天锡。石挥是位杰出的话剧演员，他对体验生活有相当独到之理解。于是之日后的表演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启迪。
1941年，我观看了北京剧社演出的《日出》，激动不已。年底见到“四一剧社”招考演员的消息，便马上报了名。考试在中南海里进行，主考官是陈绵博士。陈绵是晚清邮传部尚书的儿子，早年留洋法国，娶了一位法国夫人，30年代为“中旅”翻译导演过不少名剧，晚年颇为潦倒。当我接到被录取的来信时，非常高兴。“四一剧社”的主创人员是从北京剧社分流出来的，有陈光、顾嘉恩、郑天健等人。第一个上演的剧目是曹禺的新作《北京人》，我加入时排演工作已近尾声，分派我演了个了最后出场的警察。公演地点在北京饭店大厅里临时搭建的舞台。观众很踊跃，座位都坐满了还不够，场内又添加了一些折叠椅。
公演的那天，我老早就到了后台，请人给我化妆。后台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风车怎么摇响、鸽哨怎么发声、胡子怎么个粘法……什么我都想问个明白，因此惹起别人的厌烦。遭到社长申斥后，我管住嘴巴，悻悻然躲到角落里去候场。快到剧尾，我伴送江泰出场了。上台后只觉得眼前五颜六色的灯光直晃眼，脚下仿佛腾云驾雾直打飘，台词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去的，下了台半天还面红耳赤、激动异常。当时，北京的话剧观众面比较窄，大多是买不起票的中学生，第一期只公演了三场。
1942年夏天，“四一剧社”组织了一次暑期小剧院演出，降低票价招徕正在放暑假的中学生观众。剧目有《雷雨》、《日出》、《天罗地网》等。剧社派我出演《日出》中的流氓黑三，这是我首次担任一个正式的角色。排练中我兢兢业业，把它看作一件头等大事。像这样的流氓人物，我在天津时见过不少，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还是有信心的。剧场是在西单商场旁边的飞仙电影院里，卖座情况并不理想。有时，开幕前我们还坐在剧场前厅数观众，人数够二十以上再开幕。通过这个角色，剧社的人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承认我还是能演戏的，而且认为我善于扮演反面角色：下一次就分派我演《正在想》剧中的哈哈笑（是一个拉洋片的卖艺人）、《红楼二尤》里的贾琏，还打算让我扮演《家》中的克定和《秋海棠》里的督军。后两个角色我未能参加演出，因为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家去后方了。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了天津租界，将银行存款一律换成伪钞。我家原来靠大伯父给的一笔钱存在银行里取利息为生，至此彻底破产。日本帝国主义拉长了战线，物资匮乏，就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当时的北京粮食奇缺，居民实行配給制，每天要排长队去买“混合面”。这种面里头掺杂着谷糠、花生皮等二十六种杂物，吃到嘴里咯吱作响，难以下咽。每天都能看到不少人饿死在大街上。传染病也随之而起，常看到卡车装满死尸拉到城外去火化。一旦发现有“虎烈拉”（即霍乱，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为防止病情扩散整条街马上封锁，有时还放火烧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前几年耀武扬威的“大日本皇军”逐渐也涣散了军心，经常有日本军人喝醉酒在大街上嚎哭、乱唱……此时有大批青年学生从敌占区逃亡出走、有的投奔了西山的八路军，也有些人奔往西安、重庆。
我的家庭生活随之也发生了突变。由于经济拮据，除了一名多年的老仆外，其他佣人都辞退了，我母亲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不得已，接连变卖衣物家具，桌上的饭菜也愈加淡寡。我母亲是最早开始吃上窝头和咸菜的，因为难以维生，我们常看到她面带愁容、唉声叹气……先是我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大哥多次提出要离家出走，我母亲总是不舍得。随后，我又提出来自谋生路，因为减少家庭负担已是势在必行。1943年，我和我的弟弟终于先后离家，投入社会，开始了个人奋斗的闯荡生涯…….
出走前，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当时一年级的主任是杨凝（左辉），开始主要学画素描。班里同学不多，大家相处得很是融洽。有一位名叫王心潜的女同学，是东北人，衣着比较讲究，听说已婚。她平时挺腼腆，很少说话。有一天，她让另一个和她要好的女同学告诉我，她在图书馆里等我，有话要对我讲。我不知何事，便按时去了。我见她一个人独坐在桌旁，手里拿着张报纸半遮着面庞。我坐到她对面。她细声细气地对我说：“听说你要离开北京了，我们很羡慕你……你能有这样的机会，把我们也带走吧……”我对自己的未来都不能把握，没能答应她的请求。两个月以后，我在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受训，过上了士兵生活。一天，我们正在露天舞台上为筹备一场戏剧演出装台，见到一位刚从北京来报到的艺专同学，他告诉我：“你知道吗，王心潜已经病故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到她还那么年轻、那么娇柔，竟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忍不住趴在舞台的水泥地上痛哭不止……
我在大后方没有熟人，行前听说崇实中学有两个同学刚从西安回来，我便到其中的一人家去打听如何走法。那个同学说，“你预备好行李，走时我再通知你。”过了一个月，我又去找他，他指着屋里的两个陌生人对我说：“你买明天去河南商丘的火车票，这二位和你同搭一趟列车，你们在火车上不要坐在一起，不要谈话，下火车后他们会带你通过封锁线去后方……”
辞行的那天，母亲没有出门送我，她只是默默地把我所有的衣服都叠放进行李箱，还给我带了两床棉被，一床褥子，一条毛毯……这些衣物在我出走不到两三年间就几乎大部分都被丢失、变卖光了！
我大哥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在火车上道别时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我，眼中噙满热泪。当时我满怀兴奋顾不上伤感，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与大哥的诀别。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才在重庆和北平的家里通上信，那时才得知我大哥已经在不久前因肺病医治无效故去了，他仅活了23岁。我家的三个兄弟里，大哥样貌最英俊，性格爽朗，颇具才华。大哥生前擅长画水粉画，特别是绘画飞机、军舰，日本投降后，他的绘画作品曾在王府井文具店的橱窗里陈列并出售过。为了画画，他从旧书摊搜集了大量的外国战时画报。我和我弟弟（后来毕生从事装帧设计）喜爱美术都是受到他的影响。可惜他生不逢时，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艺，旧社会的贫病过早熄灭了他的生命之光……
我的童年生活是平庸的，若不是战争和社会的动荡把我推向大千世界，恐怕不过是个在富人大铁门里寄居的庸人……
19岁，我开始踏入了万花筒般变幻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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