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榕著
丛书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上图为旧时代天津的法国街，郑督军的宅邸就在附近
有一次京剧名角雪艳琴被请到家里做客，全家上下都轰动了！我们挤在门缝后面偷看，像发现了天外来客。那天的她似乎个头特别高，和舞台上妆扮起来是两个样子。我看过她许多出戏，她在舞台上很美。那时，我们只有看戏和逛市场才能走出郑督军家的大铁门。铁门外的一切都让我惊奇，而最迷人的莫过于舞台：强烈的灯光、艳丽的浓妆、精美的服饰——在我眼前展现出另一个天地，在孩童的头脑里引发起一连串的遐想…
回家以后，奇妙的光影世界不存在了，各种想象仍在头脑里发酵、延伸。阔大的庭院，我可以任意找到一个角落去安静地继续我的幻想。园子里的小草、野花、蝴蝶、马蜂……在我眼里便都具有了新的生命力：遇上蚂蚁成群的咬斗，我往往可以观察上半天；有些形态奇异的虫子仿佛是不速之客，让我不能停止地猜想，它们叫什么名儿？从哪儿来的？靠什么方式生存？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以前读的是私塾。老师姓孙，原是请来给我大伯父的独生子教学的。那时有钱的人家都愿意让孩子学英文，准备大了好出国深造。孙老师不会外文，只好留下来教我们兄弟。进书房的第一天先向孔子牌位磕头，桌上摆着两个新制的木戒尺，长约两尺，厚半寸，说是打学生手心用的，孙老师从未用过，只是按照过去私塾的旧例摆摆样子而已。
这位孙老师40岁上下，留了两撇金黄的胡须，身材微胖，面上常挂着笑容，说话声音低微，见人总是谦恭的很。他是个典型的旧文人，精通古文词赋，善绘山水国画，且刻印书法皆通。他还花了不少功夫钻研医术，家里上上下下不管是谁，有个头疼脑热就来请他号脉、开个方子，他从不拒绝。我大伯一家人不请他诊病，他们有了不适要请西医，医生坐着汽车来家里出诊，有时来的是外国医生，听说诊费不菲。
我进书房上学时才满5岁，上来就读《幼学琼林》，什么也不懂，整天爬高下低地胡闹。见我无心向学，孙老师也不发脾气，就径自在他的桌旁写字画画，画好了挂在墙上，自己欣赏几天便卷起来放到一边了。他有时还吹吹笛子、哼两句昆曲。笛声委婉凄凉，像是个女人在哀伤地啼哭……
听我母亲说，孙老师生不逢时，自幼苦学的满腹学问因为时代变迁已经不再有用武之地，好不容易找个家馆教书，哄哄孩子，纯属为了糊口养家，大材小用了。他的家境贫困，孙师母后来瘫痪在床，膝下也未得儿女。冬夏他各有一件长衫，已经洗得褪了色，但总是叠放的平平整整。进了书房就脱下挂起来，有大人进来再赶紧穿上。他一天的三顿饭由仆人送到书房来吃，他对仆人很客气，因为是教寄居的我们，在家里的地位无形中低了一级。隔壁是我大伯父独生子专用的书房，请来一个高度近视的老处女，专事教郑公子英语，她从未和孙老师讲过话。孙老师明白自己在督军公馆里所处的地位，无奈地为了一日三餐默默忍受着一切。偶尔喝上一盅酒，他便两眼红红的、甚至噙满了泪水……他是北京人，我会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便是得益于孙老师。
我们兄妹上中学以后，经过母亲的再三请求，我们一家终于搬出了这个大铁门，迁居北平另起炉灶了。孙老师由于无处可去，只好继续留在公馆做一个寄食者，他的日子想必更不好过。一年春节，我母亲带我们去天津的大伯父家拜年，我特意到楼下书房里也给孙老师磕了个头。不料，他吓坏了，竟扑通地跪倒在我面前，连声说：“二少爷，不敢当啊……”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老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43年我离家出去闯荡，1950年才从重庆回到北京，参加了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1951年在北京剧场演出《龙须沟》。一天散戏后，我正在卸装，突然一个观众闯到后台来看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孙老师。他穿了一件宽大的干部服，红光满面，笑声不断，精神状态和过去判若二人。原来天津解放后，他终于摆脱了大铁门内的屈辱生活，在北京市卫生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中医学识受到重视，自幸获得了新生。由于心情愉快，他忘我地投入工作，一年后竟因劳累致疾不幸病逝了。
多年以后，我内心才频频感到歉疚：一是幼时愚顽，面对名师竟没有好好多学些东西；二是对老师尊敬不够，在他去世前也没有去回访他。
孙老师的一生引起我深思，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竟没有用武之地。这在过去可以归咎于旧社会就业求职的环境畸形，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不断学习新东西，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味因循守旧也会导致学无所用。我经常引此为戒。不过，即使我小时候学习不够刻苦认真，但是传统文学的熏陶毕竟在我的血液里留下印迹，功归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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