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和尚周作人》里面，有张中行先生两篇讲“苦雨斋”的，文中都有“谈人不易”的感慨。张先生说谈人最难在评价，“评价要有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标准定不下来，评价就悬空了。”可见，盖棺论定，也是就某个确定的前提和范围而言的。
规定了前提、范围，我们就比较容易谈论和评价一个人了。因为人都是立体的、多面的，可以选择他的一个、或几个侧面来发议论。像周作人这样的人，曾经是青年导师，一生写了那么多文章，他的风格和见识，熏陶、影响了几代人。我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周之作家、学者的侧面，还是应当给予好评的。类似的人还有，例如胡兰成，其学问、品味也不能等亲视之。他们之为人颇不单纯： 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精华，同时又一反“做人须谨慎，为文可放荡”的古训，是“文人无行”的代表－－抗战期间，这样“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
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是千面人，每个侧面背后必然会有联系。其内外的关联，却不像中医用五行、五色、五味，来推演脏腑、五官、体表的关系那样明确和必然。因为人的思想远比物质结构玄妙。知人论事的理论虽多，却因各有立场，便不免牵强附会、挂一漏万。
在更好的办法发明之前，还是借助常识吧。西谚有云：没有一个罪犯的身上，不具有闪光的东西。如果这个罪犯本来是位学者、作家，因人废言就是后人的损失了。比如赵子昂，他的书法圆润遒劲，自成一家，可以师视之。故历代与颜、柳、欧并列四大书家。至于他由宋入元的悖祖行径，早就只对历史学家才有意义了。所以，在臧否人物的时候，我们不必在全盘接受和彻底扬弃之间走极端，选择有用的部分取之可矣。就像一株野玫瑰，天之精、地之露既给它美丽的花朵，又让它有毒带刺，谁人不知避开毒刺，只撷其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