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和一位小朋友聊起起我们彼此过去读书情形。我小时候，从六岁开始，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和学校，小孩子的步伐短，走一趟至少二十分钟，有时候早上还会花上一毛钱左右，在路边吃顿油条馒头配豆腐浆的早饭。如今回到故乡，有时候再走走那条老路，彷佛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微缩了许多。那段脍炙人口的移民理由，“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是写给我的童年，而不是今天的英国，至少不是我的孩子正在经历的英国。英国教育环境，远没有那么理想化，也是问题很多，我的问题是父子关系。若干年前，我在纽卡斯尔火车站等车，看到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孩子，衣着很中产阶级，在等一列缓缓驶入的火车，火车上下来的男人，手上挂着一件外套，下车就蹲下来，把两个扑过来的孩子迎进怀里，妻子等了几秒再走过来。那一幕我印象极深，而如今更加能够体会这其中的滋味。
火车、分离、孩子和职业，对现在的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滋味，这滋味长期萦绕不去，变为一种特异的趣味。我喜欢的一部英国老电影，叫Moonfleet，讲述了一位参与走私的绅士和他情人的孩子的历险记。影片结尾，绅士重伤将死，他为了不让孩子难过，悄悄地独自坐船出海死去，影片之中没有说明他们的关系，我却认为他们是父子。英国这种硬邦邦的父子关系，常常让我痴迷。
我和孩子在一起时间，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我喜欢和他一起经历有点不一样的生活。有时候，我去接他放学，碰到下雨，常在暮秋时分，我和他一起淋雨回家，有时候他还穿着运动短裤，在前面跑。我们出去野营，一起开着车大灯搭帐篷、在夜凉里受冻、饿了烤香肠、脱光了晒太阳，此时的他，还不足五岁。
一个人的时候，我常想他也许在问妈妈“爸爸去哪里了？”但愿他现在已经不问了，这样的分离，已经成为他所要理解的生活一部分。有一年，为工作所迫，我们送他回国生活了一年。后来，我碰到英国作家布雷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他写过一本书，追溯了1993年英国一起虐杀儿童案件，一名三岁儿童被两名10岁儿童诱拐并虐待致死。而那天，他谈的是自己与他父亲的关系，据说他写作目的之一就是疏解自己与父亲紧张关系。后来我买了他一本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找他签名，寄回了国。母亲收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有特地向我提起这件事情，也许她太不明白我给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寄一本英文书，目的何在。
对我来说，那本书名就是一个交代。也由自己的孩子，想起了我的童年，乃至青年时代。父亲迫于生计，在国内很多地方辗转，以至于我们见面时间极少，后来他回到家乡，我却离开家，去了北京读书，之后出国。直到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家，他接的电话，说话很大声，反复强调，我说的意思你是否明白，我突然间知道他老了，而我却一直没有认真地思考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同样的思考或者揣摩，你也许会用到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却很少针对自己的父亲。
关于父亲在哪里或者是个怎么样的人的问题，周末和我聊天的小朋友，也说起来他的爸爸。小朋友小我二十岁，我们都来自温州。我们两代人，都承受过“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我越来越担心，命运是会遗传的。好在，我现在已经看清了“爸爸去哪儿了”这个问题，他不在家，在回家的路上，只不过这条路有时候有点长，要走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一年，甚至很多年。但我知道它一直通向我的心里，他到的时候，我也成了他了。
这个道理可以遗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