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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徐子荣当秘书（邢俊生）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11- 21
1952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同志当秘书，从那时起直到1964年8月我调任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为止，我与徐子荣同志朝夕相处了12年。徐子荣同志是罗瑞卿部长的亲密助手，对党中央、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徐副部长身边工作
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中南公安部某领导出了问题，中央决定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前去处理，并担任中南公安部部长，领导指挥中南地区的公安保卫工作。杨奇清同志的调离，削弱了中央公安部的领导力量。为使领导工作不受影响，中央任命徐子荣同志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不再兼任办公厅主任和人事局局长。刘复之同志由办公厅副主任升任主任，阎定础同志由人事局副局长升任局长。中央还任命陈龙同志为公安部副部长，从济南调凌云同志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徐子荣、陈龙两位副部长辅佐罗瑞卿部长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即1952年8月，我从人事局调到办公厅给徐子荣副部长当秘书。当时，我只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至于这个工作的份量，自己年轻幼稚，粗通文化，能否胜任，全然没有考虑。只有一个想法，叫干啥就干啥，反正都得从头学起，上有大秘书李启彦，跟着他学着做就是。后来我想，当时公安部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已很多，哪一位都比我强。组织上之所以选中了我，是因为做机要秘书的首选条件是政治可靠。我家祖辈受穷，社会关系单纯。兄长早于我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牺牲了。我于1944年7月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抗日工作。这可能是组织上选中我的主要原因。
工作不久，我逐渐了解到当时全国公安工作情况大体是：群众性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正在贯彻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清理监狱和处理积案，抓紧定案宣判，坚持少捕少杀的“两少”政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实行群众管制，就地劳动监督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罪行该杀的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只杀哪些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少数罪大恶极者。将一般性的罪犯尽快投入劳动改造，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深挖暗藏的潜伏特务，开展反空战、反偷渡、反派间谍特务的隐蔽斗争，对镇反不彻底的结合部、水上和那些三不管的地方，进行镇反“补课”，务必取得全胜；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禁毒、肃毒的群众运动。
两位副部长的分工是：陈龙副部长分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保卫工作，主要抓隐蔽的对敌斗争。徐子荣副部长分管办公厅、人事局、治安行政局、劳改局、警卫局、预审处、新生公学、直属二处及政保队、公安干校及中央交办的大案。常务副部长，人称“不管部长”，别的部领导不管的他都管。
短暂的时间，我深切体会到这里与人事局单纯的业务、收发电报的工作大大不同。这里业务繁多，每天要收的电报文件上百份，都需件件仔细阅读，分轻重缓急，送徐子荣副部长批阅。部长工作忙，会议多，每天下班都很晚，我常常为此耽误吃饭。
当时，徐子荣副部长主要抓的工作是：
1、全国正在开展的禁毒肃毒工作。腐败的旧政权，给新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毒瘤，就是遍布城乡的大烟馆，公开营业，烟民有千万；内地有公开种植罌粟，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种植的更多，许多黑社会组织承接帝国主义的衣钵，为牟取暴利，不惜毒害同胞，大批大批地从国外贩运倒卖鸦片为业。
建成不久的各地公安机关，在镇反运动、取缔妓院后，开展的禁毒运动是又一个重大举措。省市公安机关向公安部请示发来的电报，纷至沓来。大多是确定集中行动时间，公开取缔烟馆，严禁种植罌粟和炼制鸦片，就地集中烟民戒烟，严历打击贩运倒卖毒品罪犯，将收缴的大量毒品和吸毒器具，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销毁和公判处理毒犯。徐子荣副部长像在部队指挥前方打仗那样，急事急办，自己亲拟电报，用三A或四A加急发出。后来，李启彦同我拟就电报复稿，同原电一并送首长阅批。对冗长的情况报告和一些反映事故，一般案件信息一类的简报，采取“条目”式的“文件摘要”，向首长及时报告，节省了首长不少宝贵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就铲除了毒害中国人民几百年的大毒瘤，拯救了数百万直接受害的民众。禁的彻底，肃的干净。举例为证：铁道部某副部长的老母亲年迈，有个不时肚子疼的毛病，任何医术不治，喝一点点鸦片便能止痛。禁毒之后，家人无处为老太太购买鸦片治病，这位副部长也没办法，不得不求助于彭真同志，他的秘书给徐子荣副部长打来电话，解燃眉之急。我转告三局，从收缴的烟土样品中送点给老人治病。
2、劳改工作。全国镇反运动中，逮捕判刑的罪犯很多。根据中央要把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劳改场所，提请公安部审批并要求拨款。当时投入劳改的场所多数是农场。徐副部长对建场报告都要认真审阅，交通是否方便，土质如何，水源条件，气候条件，社会环境等主要方面具备，才给予批准，并下拨劳改经费，严格专款专用。强调贯彻“劳动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实行人道主义政策，把犯人当人对待，不准打骂虐待和人身侮辱，有病治病，允许读书看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有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通信自由，实行“假定工资”制度，调动劳动改造积极性。贯彻彭真同志关于“对已劳改的犯人，允许对不服的罪行提出审诉；对判决处理后的案件，要经得起后代检验，不留后遗症”的指示。多数犯人诚实劳动，积极改造，认罪伏法，表现好的得到减刑，提前释放，与家人团聚。其间，还把沿海地区的数万罪犯迁移内地劳改。中央和地方公安劳改部门，同铁道交通部门，押运部队密切配合，对每趟专列，严密组织，做到安全第一，没有发生任何跳车逃跑事故，食物和开水供应充足，配备着医护人员，犯人有病，可及时得到救治。数十列运送犯人的专列，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完成了任务。
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公安部接待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阿兹别乌为首的来华访问代表团时，向客人介绍了我国政府对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成新人的成功经验。此外，罗瑞卿部长在部党组会上还说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赞赏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伪满战犯管教改造的成功经验，他说：“释放迁送回国的日本战犯，没听说有人骂我们呀？”
毛主席给徐子荣的两次亲笔指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多年间，潰逃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经常不断地派出一批批特务，从陆路潜入、海上偷渡和空投等方式，潜入大陆，刺探情报，进行破坏等活动。但每次都是立足未稳，就被我军、警、民联防抓捕歼灭，给蒋帮特务以沉重打击。
为展示我军、警、民团结战斗所获胜利，公安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举办了一场反空投、反偷渡特务综合成果展览。短短几天，参观者达十多万人。
敌机不断飞赴我国沿海地区空投特务，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一天，我收到中央办公厅给徐子荣副部长的一封亲启信。按惯例，凡属首长“亲启”、“亲拆”信件，秘书不启封，均由首长自己拆封。
当徐子荣副部长连同我送批的文件一并退回时，我惊讶地发现这封信是毛主席写给徐子荣的亲笔指示：“应在十万大山、伏牛山等大山设瞭望哨，监控敌机空投。”
据此，公安部指示各地公安机关，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大了反特斗争的力度。
50年代末，广东省电白县警民联防，一举抓获从海上偷渡的一股特务，电台、密码、武器、弹药、活动经费等全部缴获。广东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对该股特务加强思想瓦解，晓以大义，都被我策反逆用。发报給台湾特务机关报告偷渡“成功”，要求派飞机前来空投补给。
为诱敌深入，击落敌机，我中南部队调遣了一批高射炮，布设在电白县敌机前来空投的山头上，只等敌机按约定时间前来，一举击落。
是夜，罗瑞卿、徐子荣等领导同志在办公室里等待着前方的消息。一回儿，广东省公安机关来电话，说空投的敌机已经起飞。一会儿又报，敌机已进入沿海某省海域上空，正往空投方向飞行。大家着急地等待着前方击落敌机的好消息。然而，当敌机到达约定空投上空（即我炮火群上空）时，有电子设备的美制飞机发觉地面有异常，便掉头逃窜到海上。我方经心安排落空。因那时，我国还没有能力自制生产地对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
在同时期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电话向徐子荣副部长报告，北京市通县地区击落一架敌人的高空侦察机，请徐子荣副部长去现场看看。
在吕展副局长陪同下，汽车一路飞驰，经过通县县城，到达通县、天津交界处，在距公路不远的一个小水塘旁的田地上，看到一具尸体，这就是被我保卫首都的防空导弹部队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他身穿深蓝色航空服，头戴航空帽，腰间系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把左轮手枪。
吕展副局长说：“导弹是苏联提供的。苏方为保守导弹秘密，要求我方组织军民拉网式地寻找导弹碎片，连水塘也要下去仔细搜寻。”
此后，再没有听说有敌机窜入过大陆内地。
1964年10月15日，我国首枚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接着又有了氢弹和卫星上天。试想，我国都能生产这种高技术的战略武器，那么，生产其它多用途、不同射程的导弹，自不在话下。因此，敌机再也不敢到沿海山区空投特务了。
毛主席给徐子荣的第二次批示也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
在抓阶级斗争的时期，由公安部某局负责侦控的一个政治案件，通过采用技术手段，查获了被侦察对象的一些可疑活动。因为该对象是个社会名人，须及时向中央报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进展情况公安部只报周总理和毛主席。上报材料不打印，由专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签名后，以绝密件报周总理办公室。几天后，原件退回，上面有毛主席亲笔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之中。”
我理解，此批示的含义是要加强监控，防止外逃。
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1949年11月5日，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安部成立大会上说，公安部首要的任务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罗瑞卿部长在任公安部长的十年间，以身作则，忠心耿耿，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危时刻挂在心上，决不允许有丝毫疏忽。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随行陪护着，亲自部署线路保卫；到达目的地时，事必躬亲，仔细过问保卫工作的安排。从而确报毛主席次次顺利而出，安全而归。
罗瑞卿部长为同部机关保持及时联系，他关照总参通信部给留守机关的徐子荣副部长安装了部队专线高频保密电话，经常同徐子荣副部长保持联系，因而徐副部长能及时得知毛主席的专列的去向。
罗瑞卿部长为保障领袖的安全，尽心竭力，恪尽职守，为公安保卫部门的领导做出了榜样。作为罗瑞卿部长的亲密助手，分管警卫工作的徐子荣副部长责无旁贷，兢兢业业，同各警卫部门负责同志一道，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警卫任务，12年来，从未发生任何纰漏。例如：上世纪50年代，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群众游行，阅兵分列式。每到节日期间，对节日安全的保卫工作，便成为徐子荣副部长工作的中心，他主持召开有关保卫部门的保卫节日的会议，就警卫局提出的保卫工作计划进行研究，强调首长负责，将工作落到实处，落实到人。对与会的群众队伍，要求以党、团员为骨干，积极分子参加，干部带队，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管遇上什么意外情况，都不要惊慌，队伍不能乱，要维持好秩序，防止因惊慌跑动而踩死人。那时最担心的还怕台湾蒋帮飞机前来轰炸。
1952年国庆前夕，警卫部门的负责人陪同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对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进行了仔细检查，扫雷后派专人看守。又试坐了电梯。金水桥北两个观礼台是砖木结构，他们担心人多怕踩塌，便调来一营部队上去做踩跳实验，看到挺坚固才放心。
那时，毛主席每次上天安门出席庆祝大会，都是由罗瑞卿部长亲自到主席居所迎接。1953年3月斯大林同志去世，罗瑞卿随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葬礼活动。我国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斯大林大会，徐子荣副部长去中南海迎接毛主席到位于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主席台。
毛主席的车子出中南海东门一直往东，进故宫西门出午门奔天安门城楼。
当主席坐车在故宫行进时，主席问：“这是什么地方？”徐子荣如实告诉主席，这个行进路线，弯道少，没有其他车辆行人，环境安静，十分安全。
徐子荣副部长十分关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外地住处的安全。他出差去南京、上海、杭州、湖南、湖北等地时，在当地公安厅局负责同志陪同下特地察看了当地政府为中央领导同志新建的住处。我们随行人员注重保密，自觉没有必要知道，没有跟随前往。
1963年徐子荣、刘复之、狄飞、俞雷等借去湖南春华公社蹲点的机会，到韶山拜访了毛主席的故居，还上故居对面山坳毛主席父母亲坟地敬献了鲜花，行礼默哀。表达对已故老人的无比崇敬。
随后，徐子荣副部长一行又去了花明楼，拜访了刘少奇同志的故居。他们换专程探望了刘少奇同志的老姐姐。困难时期，老人憔悴消瘦，尽管多人去看望，也引不起老人快活。去前，湖南省公安厅李强厅长受徐子荣副部长的委托，为老人带去了米面等食品，这一切充分表明，徐子荣副部长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无限忠诚的。
周总理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和友好访问较多，徐子荣副部长对总理在国外的安全尤为重视。
1954年周总理去日内瓦出席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为防止敌人搞破坏，公安部派出了以警卫局岳欣副局长带领的精干队伍，这些精明强干的警卫人员和生活服务人员，都是从部机关警卫局、政治部、办公厅选拔的政治上可靠和忘我敬业的年轻干部，名单是经徐子荣副部长审批的。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派出许多特务，妄图伺机破坏，暗害总理。我们的对应方针，是把总理的安全担子既要放在访问国，由对方承诺完全负责，又不完全依靠对方。一方面同对方警方密切合作，另一方面有紧紧依靠爱国华侨的力量，同敌人展开斗智斗勇的斗争。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我驻印尼使馆关于敌情和保卫总理的电报纷至沓来。徐子荣副部长同凌云局长每天都同安全部门磋商对策，粉碎了台湾特务企图在总理从机场至宾馆途中埋设爆炸物暗杀总理的阴谋。
在这十多年间，周总理每次出国和回国，徐子荣副部长无一遗漏地在第一时间到达机场，过问现场安全保卫工作的部署，做到心里有数。
人民大会堂仅就庞大宏伟建筑本身，就具有重点保护价值，更是中央政治活动中心，处于极重要的地位。徐子荣副部长十分关注它的安全。
人民大会堂在建设过程中，徐子荣副部长在八局王生荣副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吕展副局长陪同下，登上大会堂屋顶查看尚未封顶的大会堂。，他仔细询问吕展副局长，屋顶跨度大，安全能否保证。得到满意的解释才放心。
建筑完工，交付使用时正值国庆十周年前夕，徐子荣副部长在王生荣、吕展的陪同下，再次察看了大会堂各个厅室，重点询问了舞台和中央首长与会时休息室的安全保障情况，他提出要保证电线不短路，重点活动不停电，建议北京供电部门应派工程技术人员坐阵值班。他嘱咐要经常检查更换舞台和会堂屋顶灯泡，以防集会中间灯泡爆炸。
徐子荣副部长从不参加外国驻华使馆的招待会，十多年间发给他的无数请柬，均由秘书处安排他人参加。每当总理在大会堂举行招待会或其他重大活动，徐子荣副部长总是最先到达，最后撤离。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来自党的各级干部，还有一些外国兄弟代表团参加大会祝贺。公安部出席八大会议的代表是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在此次大会上，罗瑞卿、徐子荣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为保卫大会绝对安全，各警卫部门和北京市公安局密切配合，作了许多具体细微的工作，徐子荣副部长听取了他们的详细汇报，并给予肯定。大会开幕前夕，警卫部门的领导陪同徐子荣副部长对政协礼堂会场内外进行了仔细检查后，安排部队封锁控制，又到代表住地前门饭店检查。徐子荣副部长强调指出：一要严格门卫检查登记制度，二要十分注意放火；三要十分讲究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他亲自到厨房检查，并嘱咐炊事人员倍加注意。
宋庆龄副主席是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她在卫生间不幸滑倒摔伤，徐子荣副部长十分不安。他指示警卫保卫部门要接受教训，将所有警卫对象家中的卫生间都铺设橡胶防滑脚垫。
胡耀邦同志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给徐子荣副部长来电话，请公安部为他选调一位警卫员，徐子荣副部长当即将他从部队带来的经过战争考验精明可靠的警卫员常贵书同志调给了胡耀邦同志。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少将为首的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应邀去苏联参观访问原子能反应堆等科学研究设施返国后，徐子荣副部长说：“他们是国宝”。指示政保队给钱学森、钱三强各派一位警卫员，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单方面撕毁苏方援建我国数百个基础建设项目合同，给我国造成很大被动。其中，研制原子弹是重要项目之一。坏事变好事。中国人有志气不信邪，有决心自行研制原子弹，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攻克一个个难关，不断取得了进展，公安部原子能保卫局局长程诚同志欣喜地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情况。1963年秋，程诚等同志陪同徐子荣副部长去西北地区做调查研究工作。到青海时，顺便参观了原子弹组装基地。
1964年10月，我国首枚原子弹爆炸前，程诚局长多次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各零部件从各地分头运达青海装配基地时的保卫保密情况，以及投掷时用的是苏联某机型高空轰炸机。
10月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震动了世界，鼓舞了我国人民。
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对外国贵宾来华访问的绝对安全也非常重视。
上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首次来华正式访问，受到我国政府隆重接待，热烈欢迎。周总理、宋庆龄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贵宾在中南海下榻。毛主席说：：“印度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
为保障贵宾来访的安全，在客人到京的头天傍晚行人稀少时，徐子荣副部长同警卫部门的领导人一道，自西郊机场至新华门车行预演，以了解道路状况和按预定车速，迎接车队要走多长时间。
苏联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是毛泽东主席去南苑机场迎接的。主宾坐车进城区后，改坐敞蓬车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车队行至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马路往西拐弯时，被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堵塞了去路，随行的罗瑞卿部长不得不下车指挥劝说群众让路放行。
毛主席在50年代去天津视察，一天上街到一家餐馆吃饭，被群众发现，一传十，十传百，瞬时被群众将餐馆围的水泄不通，群众争先一睹领袖风采。一时搞得天津公安机关非常紧张。他们立刻调来众多干警，设法护驾“突围”。
这两件群众围观毛主席的事，引起中央的重视。在公安部礼堂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公安部党组会上，罗瑞卿部长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既要做到安全，又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神秘化和过分紧张，影响领导同志同群众的关系”。
据此，党组研究决定警卫工作实行“内紧外松”方针。中央领导同志到有群众的场合，视情况安排公开警察和便衣警察相结合的保卫人员。为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必要时还得“人海战术”。
“八仙过海”
为加强公安部政治部的领导工作，1953年，公安部报经中央批准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政治部主任王昭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六大行政区建制。8月间，中南、东北、西南、华东四大区的公安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周兴、梁国斌相继调回北京，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杨奇清同志为党组副书记。
为欢迎这几位部领导尽早到任，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和办公厅的几位领导，腾出他们的办公室，安排汪、周、梁部长三家住进原二层小楼并兼作办公室。罗部长回家办公，徐子荣副部长到礼堂休息室办公，秘书在走廊过道办公。
杨奇清副部长住在他们52年离开北京时的原住处，与王昭副部长同住一栋小洋楼。陈龙副部长住在公安部大院内的绿房子兼作办公室。
此时，部领导达到八位。这些同志大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和祖国的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无不受到全体公安干警的尊敬！
在礼堂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党组会议上，罗瑞卿部长高兴地说，我们现在人多了（指部领导），人多好办事，“八仙过海”麻！大家都有事做，但不必那么紧张。可以轮流出去搞些调查研究，有病的治病，轮流休假疗养或到处地走走看看。
四位副部长还从各所在地区带来一些领导骨干，充实到厅局各单位，加强了公安部的各项工作。这段时间，是“文革”前公安部最美好的“黄金”时期。
四位副部长的到任，分担了徐子荣、陈龙副部长的部分工作，减轻了“担子”。当年冬天，徐子荣陪同苏联专家首席顾问马卡列夫去苏州、上海、杭州参观访问中国的“大好河山”。1955年夏，徐子荣又去青岛疗养浸润性肺病一个多月。
徐子荣副部长外出时，由杨奇清副部长代管他的工作。反之亦然。不管什么情况下，两位中总有一位在机关“看家”，都是党组副书记，杨副部长审批文件时经常批示：“请子荣同志阅后发”。徐子荣副部长经常拿着送他审批的文件过去同杨奇清副部长面商。我深深地感觉这两位部领导互相敬重，亲密合作。
始料不及的是，对这样亲密无间的部领导班子，在“文革”初期批斗彭真、罗瑞卿，同时揪斗徐子荣等人的大会上，造反派中有人竟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搞‘宗派’，打击杨奇清”。他说，杨奇清是公安部首任副部长，没当上中共八届候补委员即是证明。我的第一反应，这是信口胡说。罗、徐都是光明磊落的老一辈革命家，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第二是这种人事大事，是中央定还要经过代表选举的。杨副部长确是首任副部长，同样是八大代表，没被选进八大中委或候补中委，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了为徐子荣平反昭雪追悼会文章起草工作。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分别拜访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三位老前辈，征询他们的意见。在拜访安部长时，我借机向安部长反映，公安部造反派提出的徐子荣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委员而杨奇清没被选入的问题。安部长解释说：“当时给公安部两个名额，一个是罗瑞卿部长，另一个我和罗部长认为徐、杨二人都合适，都应该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只有两个名额，又不能增加，怎么办呢？我同罗部长商量将二人都上报，由中央定。毛主席说，还是徐子荣吧。”所以，徐子荣同志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委员。
抓好机关基础建设
1950年，北京市军管会将“英国兵营”征用划归公安部使用。随着公安部机构的逐渐扩大，办公场地日趋紧张。分管常务工作的徐子荣副部长，在政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花费了很多精力关心机关的基础建设和后勤保障工作。
50年代初，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国家计划、财政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先在“英国兵营”内为职工修盖了二层楼食堂，一栋红楼宿舍和三层办公楼；第二次又修建了南大楼、北大楼两个办公楼和大礼堂，建大礼堂的初衷是准备请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来看戏用的，所以楼下前排坐位宽大，通道较宽，行走方便。
在解决公安部基建、后勤的实际问题时，得到了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书记冯基平同志实实在在的具体帮助。冯基平同志是徐子荣同志在北平地下工作时的战友，被捕后在草篮子监狱的难友。他经常来看望徐子荣同志，二人亲密无间。公安部需请北京市政府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徐子荣副部长就毫不客气地提出，冯基平副市长都会欣然接受，热情帮助解决。
冯基平副市长得知北京市政府决定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统统迁往东郊使馆区的信息后，马上来公安部告诉了徐子荣副部长。他们二位的共同想法是将英国兵营东侧相连的“英国代办处”占地划归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请冯基平副市长报请彭真、刘仁同志批准，为公安部扩大了办公区。
冯基平副市长有一次来部里向徐子荣副部长介绍北京市的城市建设规划时说，南池子大街将要通过公安部大院与前门贯通；将东郊发电厂产生的煤气和热力输送到长安街一线重要单位；还要修建地铁，一为改善交通，二为防空疏散群众。徐子荣副部长请冯基平副市长切记莫忘届时给公安部大院顺便接通煤气和热力，要在距公安部相近处留个地铁进出口。果然，公安部是同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民族饭店等单位首批使用管道煤气和热力的。
遗憾的是，徐子荣同志没能看到北京地铁。
上世纪50年代初，公安部同许多中央国家机关一样，聘请苏联专家帮助工作。公安部请的顾问，对外保密，须自己解决他们的宿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离不开北京市政府的帮助。
徐子荣副部长还是请冯基平副市长帮助解决。一天上午，冯基平副市长陪同徐子荣副部长来到恭王府后花园（现旅游景点恭王府）实地察看，只见院里一栋栋青砖瓦房错落有序，亭台楼阁、画廊假山、珍贵林木、水池等布局十分景致置。若大的院子，房子很多，空无一人，枯萎的杂草半腰深。冯基平副市长说，解放前，这里住着一个外国神父，现已回国去了。
这处大院子，同公安部编译处一墙之隔，如将两处打通连为一体，作专家宿舍再理想不过。这个大院子划拨给了公安部，解决了专家来后宿舍这个大难题。
1955年，根据国务院批准，拟新建一个公安部直属中央监狱，以适应任务的需要。要求不能距首都太近，也不易过远，交通还要方便，万一遇有战争，便于疏散人犯。
时任公安部预审处处长的姚伦同志，为造监狱选址看了不少地方，均感不够理想。徐子荣副部长又请冯基平副市长帮助。一天上午，冯基平副市长陪同徐子荣副部长和苏联专家首席顾问马卡列夫、编译处长姚艮，到达万寿山西过温泉一个西山坡枣树林地方察看，觉得距城较近，不合适。次日，原班人马又去北郊昌平，一路平坦柏油马路，很快抵达小汤山温泉，转入农村普通车道，汽车沿着马车车辙，一路颠簸，到达燕山脚下叫秦城的地方。一座大山，像条巨龙，由西往东躺卧着。遍地枣树、柿树、风景优美。山脚下流淌着清澈的泉水，最为诱人，建个水塔，就能解决饮用水问题。背靠大山，坐北向南，地势开阔，一望无际，人烟稀少，社会环境较好。交通方便，有事便于疏散，也有利防空。是个十分理想的地方。地址选定，叫“秦城监狱”。
1962年，公安部预审局将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在押犯迁移到秦城监狱。一切安排好后，徐子荣副部长择了个假日，同夫人孟松涛来到秦城监狱检查工作，预审局副局长姚伦陪同浏览了新落成的监狱——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全貌。
监狱图纸是苏联专家提供的捷克监狱的图纸，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做了一些改动。监房内有卫生设备和取暖设备，生活方便，十分安全。
徐子荣副部长还听取了姚伦副局长关于几个要犯生活情况的汇报。他们每人每月生活标准100元，是徐子荣副部长专题报请周总理批准的。那时的币值，100元主要用于饮食方面，有固定厨师烹调，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当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姚伦副局长为款待徐子荣夫妇，特意猎获一只野兔，精心烹调，美味佳肴，留下难忘的印象。
与公安部直属监狱任务相适应的是要有一个医疗设备齐全的医院，为在押犯提供医疗救助，实行治病救人，救死扶伤革命的人道主义政策。而公安部只有一个在民族饭店西侧的四合院平房中简陋的医院，只有门诊，不能住院治疗，条件极差，显然承担不了为关押的战犯、大案要犯的医疗任务。在徐子荣副部长的关注下，报经市政府批准，在复兴门外木樨地划拨给公安部一块地址，兴建了一个功能较齐全的中型医院，取名复兴医院。公安部派杜光荣为院长，李瑞辰为政委。门诊大厅醒目处悬挂着毛体“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八个大字，为当地居民和秦城犯人服务。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李瑞辰被打成“右”派，含冤自杀身亡。杜光荣也被下放。医院停诊，公安部便把它移交给地方管辖，仍保留秦城监狱犯人在此继续看病的权利。在徐子荣副部长的关心下，借兴建医院的机会，在医院南侧，新扩建了公安部机关幼儿园和一栋宿舍楼。蒋孚民老人为幼儿园长的东城煤渣胡同幼儿园迁到了新址，解决了公安部幼儿越来越多急需入托的大问题，解决了干部上班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负责印刷公安部机关各单位文件、刊物、资料的京安印刷厂，印刷机都是接收的旧设备。随着印刷任务的增加，时好时坏的机器已不能适应任务，必须更新。而印刷机一直是紧缺物资，在计划经济下是由文化部控制调拨。徐子荣副部长亲自出面，函请文化部党组批准，为京安印刷厂调拨了新印刷机。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普遍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生活在首都的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居民，响应党的号召，减少口粮定量，同全国人民共患难，度难关。为此，许多人发生了浮肿。公安部机关干部半饥挨饿，坚持上班工作，徐子荣副部长同办公厅的领导十分关心大家的健康，派人去张家口地区种地，到内蒙古草原打黄羊，辅助填饥肚皮。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便转向黑龙江开荒种地，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在嫩江地区划拨万亩末开垦的处女地归公安部农场耕种。
公安部办公厅领导派行政处处长尹则增同志前往筹办农场。他雇民工，买耕畜，住地窝棚，度过冰天雪地严寒，克服许许多多困难，靠人工和马拉梨开垦千年杂草盘根错节的处女地，辛苦一年，只够养活劳动者自己。没有剩余提供部里。好处是扎下了“营盘”，打下了进一步开发的基本建设。尹则增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要求部里解决拖拉机，加大开垦力度，才能生产更多粮食，为机关服务。
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设备为国家控制，计划调拨。徐子荣副部长当即以个人名义写信报请李先念副总理批准，价拨给公安部洛阳产东方红拖拉机10台，使我嫩江农场如虎添翼，一望无际的荒原，大有用武之地。大面积地种植了小麦、玉米、大豆等，当年大见成效。
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几年中，农场为部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了大批粮食。每人每月还有3斤豆油，逢年佳节还分猪肉，机关食堂伙食显著改善，大家喜气洋洋。不再去挖野菜吃了。
公安部农场的粮油，还支援过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沈阳、上海、西安民警干校，以及中组部、中监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食堂。剩余的粮食，统统上交当地粮食部门，奖励给农场的布票又上交商业部门。
庐山会议见闻点滴
1959年7月底，天气十分炎热。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之前，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已到山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据说，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
按通知时间，我随徐子荣副部长登上了南下的专列，车厢是深红色的，包房设备齐全，上下铺软床，单人沙发，干净舒适。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漂亮的列车，据说是从东德进口的。坐同一车厢的还有帅孟奇大姐等人。
傍晚，列车抵达武汉。我们下了火车，随即登上客轮，顺水而下，开往九江。深夜到达九江，岸上灯火通明，大家上岸改乘汽车上山。山路不宽，弯弯曲曲，夜幕中行进，令人提心吊胆，惟恐车掉入山涧。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驶，汽车在庐山西头傍山一栋三层楼房前停下，到了驻地了。这里像个招待所，首长们住有卫生间的单间，但没有洗澡设备，没有会客室，房间里只有床、小桌和两把木椅。随员们住集体宿舍，十几人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睡的是两条板凳架着的木板床。
我们工作人员同首长们分灶用餐。餐餐吃的是南方粗米，但也香甜，自始至终没见鸡鸭鱼肉，每餐蔬菜下饭，菜量不多，年轻人一扫而光，但能吃饱肚子。时值正值炎热夏季，这里是避暑胜地，山风吹来，十分凉爽，大家已经很满足了。最高级会议的生活如此清苦，我们理解不是当地不愿款待，而是因为困难时期，拿不出好东西来。我们这些当秘书的知道，按惯例，决定大事，才召开全会的。但这次会议不发文件，而且气氛紧张。十分不理解但也不敢随便打听。直到首长参加会议后，才得知是彭德怀出了“问题”。他在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食堂等“左”的错误给老百姓造成吃不饱肚子等严重困境，人心涣散，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提出了批评，称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据说，在工作会议上有不少人提的意见与彭德怀等人说的雷同。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就触怒了最高领导。彭德怀等人在会上遭到了批判，说他们反对三面红旗，被错误地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一次会后，徐子荣副部长回到住处，对他的夫人孟松涛和我说：“言语十分激烈，场外老远的停车场的司机都能听到。”从他的神态、表情明显表示他起码对那种批斗方式持反对态度。
因为会上始终没发文件，为便于首长回去传达会议精神，秘书们就根据首长们的记录忙着对笔记，想搞个比较完整的记录，主要是整理毛主席的讲话，以便首长回单位传达。但后来接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不准对笔记”的通知后，就停止了。
会后的一天，大家休息，得知毛主席要去水库游泳，徐子荣副部长要去看看。孟松涛同志是第一次来庐山，也想去转转，看看庐山“真面目”。庐山公安局为我们提供了车辆，当我们行至市中心公园时，遇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大家一起到六角凉亭歇息，这时走过来两位女青年望着我们，徐子荣副部长指着冯老问，认识他是谁吗？他就是我党的历史学家冯友兰教授。
告别冯老，看过仙人洞后，我们驱车到达水库大坝。此时，毛主席在水库游兴正浓，只见他变换着多种游泳姿势，在水中从容不迫，胜似闲庭信步。身边四周有四、五位“水鬼”围护，尽管水深不见底，但安全绝对保障。同游的还有20多位男女爱好者。不一会儿，主席上了漂浮的木筏，坐在藤椅上休息。突然，天空雷声大作，铜钱大的雨点拍打地面，游泳的人们纷纷上岸，毛主席却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依旧坐在那里。
次日下午，徐子荣副部长被罗瑞卿部长叫去，他们交谈约一个小时。下山时，途经一个别墅，居高临下，看到院门口有六七位穿军装的人，走近时发现彭德怀也在其中，像是闲聊，但听不清他们说什么。给人的印象是彭德怀神态自然，若无其事，不失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风度。
回到住所，徐子荣副部长讲了罗瑞卿部长找他谈说的内容。他说，中央决定罗部长到总参工作，公安部长职位，中央有意让他（徐子荣）担任。他又说，公安部不同于一般的部，自己只能当好助手。首都的大官、老总很多，有事通天，他顶不住。还说，彭总要搬离中南海住到别处，但待遇不变，原坐车可以带走。
返京时，徐子荣副部长和夫人搭乘罗瑞卿夫妇和李达夫妇所乘的专机。专机飞到河北上空，因前方有雷雨不能通过。为保证安全，专机折返济南降落。次日上午起飞抵京，在南苑机场降落。事先得知，彭总专机在我们专机后面，徐子荣下机后有意停留了片刻。彭总走下飞机后，从容迈步登上“吉姆”轿车离去。
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傍晚，由北京市公安局分管警卫工作的一位副局长及公安部有关人员陪同徐子荣、汪东兴副部长一行先到颐和园吃饭，等到夜幕降临，步行穿胡同去看吴家花园（彭总住处）的周边环境。这里还比较安静，社会环境也不复杂，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警卫工作，大家觉得安全有保障。
后来，中央决定调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再后来，得知毛主席请彭总到四川当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离开了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活。“文革”中，造反派押着彭总在卡车上游街，由西长安街往东，经公安部北门时，我在大门口看到彭总象寒风中的青松一样昂然立于车上，泰然不动，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我向他致以敬仰的目光。事后，我常想，彭总戎马一生，战功显著，心胸宽广，刚正不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他崇高的精神和宝贵的品质是民族的财富、后人的楷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周总理参观“大观园”
二十世纪60年代初，越剧电影《红楼梦》在京城首映，轰动一时。是年，剧组应邀到朝鲜演出，获得成功，受到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亲切接见。剧组载誉回到北京时，周恩来总理请他们吃饭，表示祝贺。
一天上午，总理秘书电话通知徐子荣副部长，总理中午在人民大会堂请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王文娟等人吃饭，随后要参观“大观园”。
当时的大观园就是现在的著名旅游景点—西城区柳阴街恭王府后花园。那时，人们普遍把它视为曹雪芹巨著《红楼梦》笔下的大观园，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居住、生活、吟诗娱乐和元春省亲的地方。但当时的红学家们却争论不休，一派说这就是曹家的大观园；另一派说曹家的大观园在金陵（南京）。当时大观园尽管没有对社会开放，但慕名前来参观的人很多。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也不乏显赫人物，自然少不了红学家前去参观研究考证。自誉文人雅士和“红学家”的康生也在其中。
大观园东墙外是一座蒙古小王府，有彩画长廊、假山、楼阁，小巧玲珑，别具一格。解放后公安部编译处在这里办公，还住着一位苏联专家及翻译。同小王府相邻的独院便是姑子庙，十二金钗之一的妙玉在此生活、诵经。花园与小王府被一条南北长的夹道相隔，这个只能行人，不能走车的夹道被视为《红楼梦》中的夹道子。
1955年公安部聘请一批苏联专家前来帮助工作，因为保密，不便住宾馆饭店，
经公安部申请，北京市政府批准，将大观园划归公安部使用。公安部将大观园东墙和小王府的西墙拆掉，在夹道南北口安装了大门，两处联成一体，改造成了苏联专家宿舍。这个院子也被称为公安部大观园宿舍。
1958年北京市兴建十大建筑，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征用了公安部机关的部分建筑。此时，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陆续撤走，大观园宿舍空出，徐子荣等副部长和一些局级干部及工作人员数十人搬进了大观园。我就是那时搬来的，至今仍住在姑子庙院内。
清恭王府后来被中国音乐学院占用后，院长苏林扬女士曾两次找徐子荣副部长，要求把大观园转让给学校做女生宿舍。因公安部住房十分困难，被婉言回绝了。后来，文化部门提出，要将大观园改做曹雪芹展览馆，亦无满意答复。
接到总理办公室通知的当日下午3时，周总理同艺术家十多人，由北京市副市长、红学家王昆仑陪同来到清恭王府参观。徐子荣副部长让我作为参观大观园的引路人，到路口等候。总理一行进入王府大院，沿柳阴街徒步行走，经天主堂墙后马路往东，进夹道子北门，到达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大院，徐子荣等领导在此迎接，并陪同参观。
周总理一行从署名“静太古的”大观园正门进入，先登上有垛口的小城墙，眺望湖心亭；然后看幅池；沿彩画长廊往北行，看独具一格的幅厅；登上贾母及儿媳、孙辈们吃螃蟹喝酒、中秋赏月的假山高台，眺望大观园全景。正南对着园子正门的是第99间半后建库房，据说，皇室规矩民间房屋不得超百。高大的城墙像一座屏风，把园子覆盖着。院内正房、厢房、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长廊、鱼池尽收眼底；，院内还有许多棵珍贵的参天虎皮松，分立在假山两侧；多种花草树木点缀园内，园景秀美，别有情趣。乾隆皇帝赐的一个斗大的“福”字，镶嵌在一个巨型“寿”字上。经过怡红院到了流杯亭，电影《早春二月》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总理等人最后走进月亮门，只见院内种着一片竹子，表明这里是萧湘馆。周总理问艺术家们：像不像萧湘馆？有人回答：规模小了点，不太像。
参观结束后，王昆仑副市长拿出一张用毛笔绘制的纸张已发黄的“大观园”图铺在地上，向周总理等人介绍说：《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周边地名同这里的一样，如大翔风、小翔风、夹道子、姑子庙至今尚在，“园子”有后门，可通德胜门；后海水与园子里的水相通。王昆仑认为，此处即为曹家的“大观园”。
但周总理始终没有表态。
1982年，国务院给公安部拨款建了宿舍楼后，公安部将大观园交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对大观园进行了修缮，恢复了恭王府花园的原貌，成为现今的参观景点，并于1988年向社会开放。但属于大观园范畴的姑子庙没有被划归收走，拆掉的园子东墙也没有恢复，裸露着园子一个大缺口，令人遗憾。
这座清代皇家园林，体现了中国的丰富文化。如今，中外友人及重要国宾络绎不绝，越来越多地前往这里参观欣赏。
高饶专案点滴及高岗之死
看到2002年2月8日《报刊文摘》刊登的《高岗之死》（摘自《广州日报》，作者张孝温）一文后，作为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临时分管高（岗）饶（漱石）专案的徐子荣同志的秘书，我感到有必要对高饶专案及高岗畏罪自杀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加以补充。
1953年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期间，高、饶篡党夺权的阴谋被揭露。由于公安部长罗瑞卿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和参与中央处理高、饶问题很忙，所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副部长徐子荣和陈龙负责。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禁毒、肃反运动和深挖潜伏特务、反空降、反偷渡、剿匪、镇压反革命斗争的紧张时期，为了尽快查清高、饶的问题，公安部奉命成立了专案组，由徐子荣同志分管。徐子荣副部长选调了一些政治可靠、工作能力强的局、处、科长，负责具体工作，主要是查高岗有无里通外国的问题。我曾听徐子荣副部长说，高岗背着毛主席提出中央人事安排，并私下活动。
高岗的生活十分糜烂，专案组查明他仅在东北时就利用权势借跳舞机会，占有了十多个女青年的清白。而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查他有无与白俄女青年勾搭，搞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由此，我想到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有文章揭露高岗和林彪在毛主席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途径东北时，提出要以他们二人的名义给斯大林送礼，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可见当时要公安部专案组查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来由。
当时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了一位处长来公安部，在单独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负责审查与高、饶政治问题有牵连的人和事。这些属于党内问题，之所以要在另一处办公，就是要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来公安部办公则是为了严格保密。我曾听说有多位高级干部被牵连到高、饶案中，自然关注他们的命运。但以后多年的迹象表明，他们均安然无恙。
揭露高、饶问题后，中央对高岗的生活待遇没有任何改变，他和家人仍住在东交民巷老8号（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旧址），警卫和服务人员齐全，每周末照例举办舞会。高岗平时除反省检查外，过着悠闲玩乐的生活。
饶漱石的情况却不同了，他被送到了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有一天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去景山北街一个邻街独院小洋楼（饶原来的住处）察看时，已是人去楼空了。据公安局的同志报告，此洋楼己被搜查过。饶的夫人陆璀被株连，经审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释放，以后经组织批准同饶离婚。
经公安部报请周总理批准，饶漱石在狱中的生活与后来在押的潘汉年等少数几位受到特殊优待。我曾随徐子荣副部长到狱中检查时看到，他的监房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写字桌和座椅，可看书报。据监狱负责人姚伦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说，饶的生活费每月100元，由专门厨师烹调。早点有牛奶、鸡蛋，每餐有鱼有肉，荤素搭配，饭后有水果。定期体检。饶看上去身体矮胖，还算健康。后来他被释放，安置在秦城监狱外面一个平房住下，他在国内没有亲属，有关方面找了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再后来，因他年迈多病住院治疗无效，病逝在医院。
高、饶专案是当时的“大案”，绝对保密，专案组所查到的每一进展情况，徐子荣副部长都要及时报告罗瑞卿部长，同时书面签名后呈报周总理，要我直送总理办公室主任李琦或总理的政法秘书王弘同志手中。
有一次，总理写给徐子荣同志一封关于高问题的亲笔指示信，则由李琦同志来公安部亲手交给徐。
高岗第一次用手枪自杀未遂后，中央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关注，总理要公安部介入，加强对他的监护工作。徐子荣同志选派警卫局办公室主任赵光华到高的住处，全面负责此项工作。
1954年8月17日晨，我接到赵光华主任的电话，说“高岗死了”，己送北京医院。我当即跑到徐子荣副部长住处报告，徐子荣副部长立即乘车前往高的住处。公安部离“老8号”很近，仅用几分钟便到了那里。赵光华在主楼门口接徐子荣副部长走进大厅，并请高的夫人李力群下楼来到大厅。他们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说，高每晚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护士每晚在他睡前按规定剂量送药，并看着他服用，要他张口，护士察看无误方才离去。近日来未发现他的情绪有何异常。李力群说，是夜她一觉醒来，发现高岗已经断气。
据赵光华介绍，高岗死后，在他的床褥下面发现了安眠药片，表明他每次都是把药压在舌头下面，并没有吞下，等护士离开后拿出来藏在床褥下面，这样逐渐积存起来的。由此可见，高岗决意要死，办法很多，别人是看不住他的。
在赵光华等人的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到楼上高岗的卧室看了自杀现场。
当天，赵光华同志送来了北京医院关于高岗尸体解剖的报告，死因结论为服用安眠药过量而亡。“报告”是卫生部傅连璋部长用毛笔亲笔写的。徐子荣副部长要我将“报告”直送总理办公室。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徐子荣同志负责处理高岗的后事。为此，让赵光华同高的家属商量，将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高老虎叫来，如实告诉他高岗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事实。由公家花了5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据说埋葬在万安公墓。
1960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针对小说《刘志丹》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来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关于高岗的问题又起，气氛骤然紧张。北戴河会议转回北京继续召开。会后得知，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被免除职务，到中央党校学习。这位副总理是一位老革命家，文质彬彬，深受人们敬重。“文革”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当时，为保证高岗遗孀李力群及家人的安全，公安部协同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为李力群及家人找了一个四合院，胡同隐蔽处安排其他有关同志住下，以观察外来人员。安排李一家住下后，徐子荣副部长陪同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去看过。安部长对住房及周围环境、门卫和用汽车接送孩子上学等安全措施均表示满意。徐子荣副部长当场叮嘱李力群：“有事随时同我的秘书联系，”在返回途中，徐子荣副部长告诉我，高岗曾经坐火车去杭州活动过林彪。职业的敏感，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中央对李一家的安全特别关注的用意，这是根据当时形势变化采取以防万一的措施。
1968年夏的一天下午，安子文专案组派人到公安学院找我调查高岗的事时说：李力群说对她一家采取种种措施进行“监视”。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部长回京住在前门饭店，我陪徐子荣夫人孟松涛看望安部长时，将李力群误为“监视”一说做了报告，安部长说，“这不好，那（‘监视’）不是事实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央有关部委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作政治报告，讲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310页）一文中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还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以史为鉴
收看电视剧《天下粮仓》，勾起我心灵深处常常震惊的“信阳事件”。虽不能说“天下粮仓”故事与“信阳事件”雷同，但相似之处甚多。
“你这么搞法，非糟不可！不然，我不姓毛！”
这是毛主席于1959年（或1960年）南下视察途经河南时，在专列上指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严厉批评河南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的错误作法。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受命去河南参与处理“信阳事件”时如是说。我猜测，是罗部长或汪东兴副部长同徐子荣讲的。主席外出，罗、汪两位首长总有一位陪同主席外出的。
不出毛主席断言，吴芝圃等河南领导人不听主席告诫，把河南搞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糟，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信阳事件”是河南发生严重问题的缩影。更可怕的是消息被封锁，中央长期得不到信息。直到中央看到河南省监委书记武人文（武人文后调北京工作，是文化部副部级离休干部）的报告，才大吃一惊，立即组织救人。
1960年11月，少奇同志指派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去河南参与查处“信阳事件”，所率工作组有副部长刘复之等多人。之前，公安部派往河南调查了解情况的还有副部长于桑，政治部副主任马剑、局长李清昌所率的三个工作组，先期到达分赴重灾区调查了解情况。我们到郑州后看到，中央派往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王从吾，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中南局书记陶铸、副书记王任重和粮食部、卫生部的负责人，似乎还有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云集郑州这么多高官，就足以表明河南灾情的严重和中央拯救死亡线上老百姓的决心。
徐子荣副部长等人听有关部门的汇报、看材料，了解情况，研究处理问题。从发给徐子荣副部长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闻所未闻，难以置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准饿死人的，但在这里，竟然发生的如此惨重！
中央工作组的当务之急是救人。中央从外地调运了大批粮食、红糖、红枣等食品和救急药品等救灾物资，派来许多医务人员，展开救灾工作，抢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
死人统计数字报表，是王从吾书记亲自统计的，由中监委来的打字员打印，仅一式5份，报中央有关领导。所发生的严重灾情，对外绝对保密。
陶铸等领导同志工作一段后陆续离去。王从吾、徐子荣奉命留下，继续工作。两个工作组驻进省委招待所，一起办公。每餐无菜，仅吃馒头或素面。想到河南老百姓得悲惨生活，大家实难下咽。刘复之副部长要我找招待所领导谈谈，改吃粗粮，不然于心不安。
王从吾、徐子荣都是河南人，对身受灾难痛苦的父老乡亲更加同情，在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期间，两位领导一直愁眉不展，面孔深沉。我们年轻人也都沉默不语，埋头工作，没有以往的欢笑声。后来，王从吾、徐子荣等人由武人文书记陪同，去灾害严重的潢川、固施、光山三县实地进行了察看。
信阳地区有盆地、有丘陵，有水田、有旱地。这里气候适宜，盛产稻谷、杂粮，鲜鱼，被河南人称为鱼米之乡的“小江南”。
然而，所到之处，毫无生机，一片凄凉景象。一路上不见田间耕牛，有人劳作；倒是看到许许多多新的坟头。县城店铺不见开张，十巷九空，没有昔日的喧嚣热闹。光山县政府大院几乎不见人影，城郊尸骨裸露，无人掩埋。乡村不见猪跑，不闻鸡鸣狗叫。据说，家禽家畜都被吃光了。没有炊烟，百姓稀少，只看到一些面带菜色，神情忧伤的老人和妇女，孩子们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看不到青壮年小伙子，据说他们因上有老、下有小，有口吃的要孝敬老人，疼爱孩子，自己还要劳动，纳入的少，付出的多。这群人中“伤”的最多。无可奈何之下，有的突破封锁，“盲流”出走；有的被民兵设在火车、公路站口的卡子堵截收容。傅秋涛那个组的任务，就是负责整顿民兵组织的。
80年代初，京人看过河南某话剧团在首都剧场演出的话剧《谎祸》，剧情只不过道出实情的凤毛麟角，被责令停演。便知灾情是何等的严重！究其原因，据当地同志汇报，是“反右倾”造成浮夸风，征粮高指标，高征购。对持不同意见者，打“右倾”；征购过头粮，农民口粮大幅下降，连粮种也被征购一空。好大喜功，粮食外调，粮库空虚。让检查组看的粮库，苇席粮囤顶层是粮，下面都是草。这种自欺欺人的怪事，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是人为的慌话造成的饥荒后果。徐副部长气愤的说，中国老百姓老实，相信毛主席，相信党。要在过去（指旧社会），是会打扁担的（指造反）。
王从吾、徐子荣写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阅批通报全国各省、市党委。对见死不救犯有渎职罪和腐化堕落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依法判处重刑。
后来，从部机关治安行政管理局上报的全国人口统计年报表中看到，在困难时期的各年中，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同以往有非同寻常的变化。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地大幅度增加，最多的是安徽、四川、青海、甘肃等省，这些地方同样发生了河南“信阳事件”那样严重的问题，严重程度各异，问题发生的原因却是相同。
造成几乎全国性的灾难，显而易见，并不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或不完全是。其根源是始于1958年的不求实际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大锅饭，违反科学的大跃进，大冒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胡说八道，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的共产风，己经“左”的出奇，农村普遍发生严重问题，脱离了群众，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大反彭德怀“右倾”，歪风在全国掀起，火上浇油，愈演愈烈。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这才是成千上万人被饿死的真正原因。
血的历史教训，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建国以来，党中央一直强调“民以食为天”，要以人为本。强调“农业是基础”，要把发展农业、粮食生产放在各项经济发展的首位，农林牧副渔一齐上；限制耕地面积减少，发展林业，禁止乱砍乱伐，防止水土流失，发展水利事业，扩大浇灌面积，防止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开展科技下乡活动，科学种田；种田使用权50年不变；减轻农民赋税和其他负担，提高粮价，增加农民的收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要广积粮，藏粮于民，增建国家粮库，增加粮食储备，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方针、政策对社会稳定，全面发展经济，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民以食为天，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绝不能依靠进口粮食吃饭。我们永远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周总理关注公安工作
周恩来总理对公安部特别信任，对公安工作特别关怀。
周总理说：“外事无小事”。上世纪50年代，连续发生了三起外国人在我国自缢身亡的事件。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徐子荣副部长报告现场勘察包括图片等在内的详细材料。
第一起发生在杭州大华饭店。这是杭州当时最高级的饭店，毛主席去杭州时就住在此处。一位前苏联专家对饭店女服务员性搔扰被拒绝后，自溢身亡。报告周总理后，邓大姐传达周总理指示：“饭店客房服务员不要放女同志，应由男同志担任。可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第二起发生在上海某大学，是蒙古共和国派来我国留学的男女二青年。据说，可能是他们相爱受到国内有关部门阻碍而殉情。
第三起发生在北京市一个苏联专家招待所。一天半夜，徐子荣副部长接到八局报告后，由王生荣副局长陪同，亲自到现场勘察。只见一男性专家自溢在卫生间内。据说，他未带夫人前来，可能是思念家人所致。
周总理之所以要公安部提供现场勘察的图片等详细材料，是为了通过外交途径向对方交代。
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京等城市出现了女交警指挥交通，人称靓丽的风景线。周总理指示公安部要改变这种作法。周总理说：“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一站几小时，女同志在生理上就吃不消。要爱护女同志，维护妇女权益。”
公安部及时通知各地纠正。
周总理常说：“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既是要求自己的，又是教育人们的。总理言教身教，以身作则，首先做出楷模，把自己的亲侄女送到内蒙古生活艰苦的地方锤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另一件却鲜为人知：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上午，周总理卫士长成元功陪同邓大姐来到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向徐子荣副部长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要求公安部关照他老家淮安当地公安机关，对他的一些亲属要严格监督管教，好自为之，不能违法。如有借他的名义，形为不规违法的，要严肃处理，不得袒护。
谁能料到，总理管教家人竟是这样地严厉！
酷爱读书
抗战期间，徐子荣同志先后担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他说，将他自己热爱的一些古书献出来，送到延安去了，后来带兵打仗，挺进豫西，转战中原，打仗期间，没有书看，似有遗憾。1955年，公安部副部长增加了，徐子荣同志的工作，由别的副部长分担了一些，他就把读书的乐趣提上了日程。他的好友冯基平请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阎塘，给他找到一部《资治通鉴》线装书，徐子荣同志十分高兴，亲自到北池子阎塘家中将书取走。他还要我到朝内大街文化部直属书店，买回《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线装本和《三国演义》、《列国志、》《红楼梦》等古典名著。
徐子荣同志买书舍得化钱，他夫人孟松涛也没异议。徐子荣同志家没有片纸只字字画，没有任何古玩，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群众出版社送给每位部领导一套《二十四史》，徐子荣同志如获至宝。他知道我不懂这部书的顺序排列，就自己蹲在地下，亲自拆开包装，按历史顺序把书排列码放在书架上。徐子荣同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午饭后，他就躺在沙发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二十四史》。文言、半文言文，一般人阅读十分吃力，他却看得飞快，边看边用红蓝铅笔断句。我想，究竟是大学生，“老学究”，古书看得多，文化水平高，工作中引用“典故”多，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徐子荣同志出差时总不忘带上几本书，在午休和晚上睡觉前，看看“消遣”。他告诉我：周总理说“做外事工作的，都应看看《列国》。”毛主席说“《红楼梦》是本好书，要看几遍。”
“尊厚长者”
徐子荣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热爱人民，爱护同志，得到“尊厚长者”的尊称。
徐子荣同志十分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对公安部办公厅编写的《群众来访情况反映》，他每期必看，经常批阅。他说：“群众千里迢迢来京上访，申诉冤屈，是冒着风险，豁出打击报复，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疾苦，要为他们排忧解难，对他们申诉的问题，要调查清楚，按政策给予公道的说法。”
徐子荣同志非常关心同志们的政治生命。公安部成立初期，从根据地来公安部工作的老同志中，有几位是背着“政治包袱”进城的。他们的“问题”在根据地审查多年，做不了结论，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这些引起了徐子荣同志的特别关注，他要我把这几位同志的档案调来，亲自过目处理。
我也不知这几个同志为什么受到审查，只听说他们参加革命很早。比如席国光同志，抗战初期即是河南某地委的负责人。经陈毅副总理同意撰写的《末代皇帝》一书，是出于李文达同志的手笔。而李文达同志的档案竟有两厚本。这些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不顾生命危险，在极端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而对他们的实言相告，却一概不听不闻，不予相信。“问题”拖到至今，无疑是受审干方面一贯“左”的思想影响所致。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无数同志深受其害，众多人被诬陷，丢掉了性命。
心地善良的徐子荣同志，以对组织、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认真看过档案后说：“查无实据，似是而非，导致道听途说，捕风摘影，以讹传讹的‘问题’，揪住不放，拖而不决，要‘快刀斩乱麻！’不留尾巴，相信同志”。充分表明他爱护同志，珍惜人才和处理问题的魄力，他的脑子里没有“鬼”，只有事实求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他的过问下，一些同志的“问题”得到了澄清。
徐子荣同志待人热情，同志们有了难处，心头不快时，都愿找他谈心，倾诉心头郁闷，排解不快。我看到曾有四五位女同志在他家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夫妻不和的苦楚，徐子荣同志总是同情弱者，耐心地倾听，和颜悦色地劝解；对另一方，则相机善意的批评教育，起到调解家庭矛盾的作用，使他（她）们濒临破裂的关系和好为初。
于毓坤大夫是徐子荣同志家中的常客，受到徐子荣、孟松涛夫妇的格外关心。
于毓坤是医学院儿科专业毕业的医生。1950年公安部建立幼儿园时，她是幼儿园的儿科大夫，1955年幼儿园迁移到木樨地新建的扩大幼儿园时，于毓坤已是复兴医院（公安部直属）儿科主任，仍兼顾为幼儿园孩子们看病。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在她精心呵护下的花朵，茁壮成长。为此，她奉献出最好的青春年华。40多岁了，还未结婚成家。
一次，她同医院另一位女大夫发生矛盾。一个自峙科班出身，医术高明；另一个自以为在解放军中学习成才，是“老资格”。双方争执不下，互不服气，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徐子荣同志在百忙中把她们请到一起，让她们面对面的各持己见，原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徐子荣同志以团结为重，耐心地加以开导教育，终于使二人化解矛盾，握手言和。
徐子荣同志把于大夫的终身大事挂在心上。他因为经常到广安门中医院看病，和那里的大夫熟识了，便请他们帮忙为于大夫找个合适对象。后来，找到一位本院一位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大夫，其爱人因病去世。经介绍后，二人感觉不错，经过一年交往，终成连理。徐子荣同志派我去看望，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婚后，于大夫每天下班回家，老伴都亲自到汽车站迎接，相互体贴，徐子荣夫妇十分欣慰，了却了一桩心事。
徐子荣同志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他身患侵润性肺病，仍每天忙于工作，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但对同志们的健康却十分关心。
陈龙副部长有较重的心脏病，他请政治部为他购买人参等滋补品，加强营养，增强体质。陈龙同志接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去苏疗养，徐子荣同志前往到车站送行，同陈龙同志话别，祝陈龙、余海宇夫妇愉快而去，顺利而归。陈龙同志回国后，徐子荣同志又关心安排他们夫妇去大连疗养。1958年10月14日，陈龙副部长不幸病故，年仅48岁。徐子荣同志为失去他的同事、战友而深感悲痛。在他的关注下，妥善办理了后事。
四川省公安厅长刘子明不幸患了癌症，来京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徐子荣同志因白天工作繁忙，脱不开身，就在夜晚前往探视，看到刘厅长因腹水鼓胀着肚子，痛苦地仰卧在床上，他动情地安慰他，并帮助解决困难。
凌云同志于50年代末患了严重的腹膜炎，住在304医院治疗。因病情很重，需要昂贵的进口抗生素新药。徐子荣同志请公安部队副政委宋烈同志瞩医院，要竭尽一切，设法治疗。
夏印同志患了脑瘤，已经影响视力，急需住院施行手术。在徐子荣同志的关注下手术成功，痊愈出院。
严佑民同志一位已上中学的女儿患了脑瘤，要手术治疗。徐子荣同志得知后，请政治部给予特殊照顾，资助手术费的不足。
徐子荣同志不仅对领导同志患病十分关心，对一般干部也同样给予帮助。
彭真同志的高风亮节
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政务院公安部成立。它是由原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华北补训兵团直属机关三方面的人员组成，成立大会在公安部初期办公所在地—西皮市原北平银行工会小礼堂举行。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作报告后，他请应邀到会的彭真同志做指示。彭真同志身材高大魁梧，身着便服，声音洪亮地讲述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公安保卫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等。他还说，进城后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士坐汽车、住北京饭店有意见，这是不对的。他们的“辫子”很长，但他们的影响力所起的作用，要比“辫子”短的同志大得多；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办不到。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论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彭真同志最后说，有它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国家建设，也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成功。
1957年春，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政治不稳定的风波。这种风波也影响到了国内。出于这一背景，彭真同志要他的秘书王林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来电话传达有关指示：要认真清理劳改犯及未决犯的档案，允许劳改犯对自己不服的问题提出申诉，不留后遗症，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
彭真同志高瞻远瞩的指示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彭真同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我在徐子荣同志身边工作12年期间，多次看到彭真同志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关于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通、供、信的批示，强调民主法制的建设，依法治国。他亲自领导起草的《刑法》搞了多年，费了大量心血，为后来《刑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方提出要在我大连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我国政府拒绝，因此，激怒了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苏联援建我国数百个基础项目的合同，撤走了专家，两国关系破裂，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立场观点发生严重分歧，展开多年的论战。
50年代末，彭真同志率我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共运会议。他回国后给公安部干部作报告时说，赫鲁晓夫不讲道理，态度蛮横，一派“老子党”以势压人的架势。彭真同志说，他忍无可忍地指着赫鲁晓夫说：“你可以把我打扁，但休想压扁。”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兄弟党之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平等对待的高度原则性和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彭真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指使其同伙谢富治，唆使公安部“造反派”，精心组织了一次对彭真、罗瑞卿的斗争大会，在公安部礼堂开场。被打成“保皇派”的我被“造反派”安排坐在后区中间座位上。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气氛紧张，不知“造反派”要干什么。大会开始，只见“造反派”将徐子荣副部长押进会场，坐在我前两排座位上。紧接着，人高马大的两条大汉押着彭真同志上台，令他坐在一条没有靠背、又小又窄、十分不稳的方凳上。接着叫喊把罗瑞卿押上台，也是两条大汉，架着一条腿已被截肢的罗瑞卿到台子前沿，坐在同样小的方凳上。
只见两位革命家神态自若，从容对待。与此同时，被批上台陪斗的有数十人之多。他们被按头、九十度弯腰、戴高帽，受尽侮辱。在斗争彭真同志时，“造反派”一直追问着彭真同志一个问题，彭真同志愤怒至极，高声驳斥：“说过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人要实事求是，我不能胡说。”那如同雷鸣般的反击震撼了全场。台上那些“造反派”们瞬时呆在那里。
彭真同志对邪恶的严正回击，令人钦佩，至今难忘。彭真同志作为一个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铮铮铁骨，同恶势力抗争的风采，给后人留下了最好的学习财富。
天晴了，“四人帮”被粉碎了。彭真同志从陕西商洛（他被囚禁的地方）回到北京时，公安部刘复之部长到机场迎接，同去迎接的人数众多，光汽车就几百辆之多。大家激动地流着眼泪，表达了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对彭真同志的衷心爱戴。
彭真同志原在台基厂的家此时已被别人侵占了，回北京后临时住在前门饭店。一天上午，我陪徐子荣同志的夫人孟松涛同志和她的小女儿去看望了彭真同志。他原来的卫士长把我们领进屋，彭真同志的夫人张洁清接待了我们；告知说，彭真同志在里间正接见一位老同志，请我们稍候。片刻后，彭真同志接见了孟松涛同志。看上去彭真同志还是那么魁梧而有精神，但消瘦了许多。他边同我们握手，边严肃诚恳地说：子荣同志是好同志，我过去证明过，今后还会证明。
彭真同志一言，道出了徐子荣同志为人民革命无愧的一生，也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关心和爱护同志崇高精神的体现。
刘澜涛同志关心文物保护
刘澜涛同志是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生前十分关心国家文物的保护。
我参加革命后，有幸见到的第一位中央委员就是刘澜涛同志，那是1947年底，在河北省曲阳县城东的西河流村。他30多岁，身体健壮，满头银发。
我是南下干部，在阜平县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参加“三查”整风结束后，中央局组织我们36位南下干部临时派往曲阳县做土改复查工作，受到当时代理县委书记刘澜涛同志的接见治。他指示我们，土改工作必须牢牢掌握两条，一是不准群众乱打人；二是不准群众乱抢东西（土改浮财果实）。在这两条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
过年后，各土改工作队回县城开会。我们去五区的工作队住在古刹窦王殿塞院中改作县委招待所的平房里。大家不免首先要参观这座雄伟大殿，只见殿中一尊窦王像足有两层楼高，雄伟庞大、塑像完整，光彩夺目。殿后停放一台重型卡车，据说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招待所厨房搭在碑林处，烟熏火燎将碑刻熏得看不见字。院中见缝插针还种植着蔬菜。
第二天在县委大院召开的大会上，刘澜涛同志首先批评了没把窦王殿保护好，把碑刻熏得那么黑，指示要尽快擦洗干净，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即联想到我们定襄县六区几位南下干部途经二分区地委在招待所，听说延安中央机关往平山县转移路过五台山时，中央领导同志严厉批评了土改时，群众哄抢庙宇中大小金佛等一些珍贵文物，指示当地政府动员群众将拿走的文物如数交回，把佛教圣地保护好。说明中央在战争烽火年代，就十分关心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瑰宝。使我开始懂得保护国家文物的重要性。
是年5月，组织号召地方干部参军。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理应积极响应，我随同曲阳县翻身青年农民一个团的子弟兵开赴石家庄华北补训兵团集训。
1949年7月，华北补训兵团直属机关司、政、供、卫全体官兵北上进京，与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一起组建公安部。我后来在徐子荣副部长身边工作时，听徐子荣副部长讲他在北平上大学做地下工作被叛徒出卖，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他被捕后关押在草篮子监狱。为同敌人做斗争，在监狱中秘密成立了党支部，通过一位看守同狱外的党组织联系。数十位难友中就有刘澜涛同志。
党中央为
保护这批领导骨干，将关押在草篮子监狱的同志营救出来，派往各条战线，有的带兵打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绩辉煌；有的从事党的地方工作，立下不朽功勋。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遭受了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对这批高级干部平反昭雪。刘澜涛同志得以从外地回京，临时住在前门饭店。我陪徐子荣同志夫人孟松涛同志去探望他时，刘澜涛同志十分动情地说，子荣同志既会做地方工作（徐曾任太行区党委组织和宣传部长）又会带兵打仗（著名的皮[定均]徐[子荣]旅），受命刘邓首长指示，带领部队开赴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挺进大别山，支援李先念大部队转移。后任61军政委，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干部。刘澜涛同志是带着对老战友的深情厚谊和无限怀念说这番话的。
“文革”后，我到文化部工作，1984年看到刘澜涛同志关于保护好故宫和国家文物的重要批示，其大意是，首先把文物保护好，二是利用好，只有保护好，才能利用好。至今，我还牢牢地记住。
“文革”中的爆炸新闻
“文革”初期，一个爆炸新闻——在毛主席身边装窃听器问题见报，震惊全国上下并牵连中央首脑机关和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被捕入狱，挨整，我们长期在部领导身边工作的安部有关负责同志被捕入狱，有的惨死在监狱。作为对所谓“窃听器”问题的知情者，将所知情况介绍给读者，有助于了解其真相。
1964年8月，组织上让我随刘复之副部长率领的公安部“四清”工作团去山西临汾参加“四清”工作。从此我离开了朝夕相处12年之久也是我最敬爱的徐子荣副部长身边。1965年春“四清”结束后，我回到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12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听说军队的老总去参加会议的也很多。当时正值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打得很激烈，我还猜测是否越南政府请求我国出兵支援，中央开会决策。
一天上午，谢富治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下午带着谢的车和另一辆车到西郊机场接他们，还特别交待不必告诉部里其他领导知道，只我一人带着车去，显得有些神秘。
我按时到达西郊机场，只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在那儿。专机降落后，只见谢和他的秘书二人，别无他人。谢同吴寒喧后即离去。我陪他的秘书带行李回到部里。关于会议精神，对方一字不露。
过后得知，会议是整罗瑞卿总长的。当时他正出差在西南某省，被叫到上海，搞突然袭击，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回到北京后，不准回家，被安排到西郊一处住所，失去了自由。每天还得到京西宾馆被围攻批斗。
罗瑞卿同志是建国后首任公安部长，深受全国公安民警的爱戴。他挨整，我们长期在部领导身边工作的同志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弄不清、猜不透里面的原委。后来醒悟了，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步棋，必先抓军队。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国内外的阴谋家都是如此。
谢富治回部半个月后，徐子荣副部长从外地回来。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四川考察工作，是谢把他叫到上海去的。并说谢一向爱整人，在太行整风时就这样，我理解这话是指谢对待罗的，整罗时谢表现积极。他还说，他受命检查毛主席和林彪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常住处是否装有窃听器，参加检查的还有军队的一位负责同志。我对这事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他们的住所都控制在省市公安部门之下。也就是说，下这命令的人也不相信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被监督了。徐子荣副部长说，军队同志的意见是全部检查结束后综合向中央报告。徐子荣副部长认为问题非同一般，要检查一处，及时报告一处的结果，不能拖拉。我认为徐子荣副部长这样做十分主动。检查的结果，当然是没有发现安装窃听器的任何痕迹。
这可以算作第一次的窃听器问题。
“文革”初期，1967年，在谢富治的唆使下，公安部造反派贴出了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的大字报，并予以见报，一时震惊全国上下，掀起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浪潮，徐子荣及某局局长狄飞等同志相继被捕。当时公安部的掌权者们为证明“窃听器”问题的“真实”性，还精心布置了个展览，在一个食堂里展出。我是经手所谓“窃听器”问题的知情人，被勒令去参观。只见所有展品，包括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给徐子荣同志的来信统统密封摆在桌面上，只有展品的简单说明，而不见真实内容。我心里明白，纯粹是捏造、诬陷好人的卑劣手段。
不出所料，他们找我查问，妄图得到人证，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事关重大，因此，下定决心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胡说八道。我把存档案处的“来文登记簿”先后找出来几次，指给造反派看，登记簿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叶子龙同志给徐子荣同志来信请公安部代购录音机的事，还有徐子荣同志批示请某局办理及时间等项内容，在登记簿上一清二楚。李震（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初期任公安部副部长）在一次公安部职工大会上，点名说：邢俊生很小跟毛主席干革命，现在不跟了，至今立场不改变。从此我就升级为“黑帮”，挨斗抄家，关进“牛棚”，成为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
当时汪东兴同志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任毛主席的秘书，直接负责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重任。他对毛主席身边发生的事情无不知晓。我心里暗暗期望他能对“窃听器”问题说句公道话。不久，我看到报纸上登了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关于“窃听器”的事今后不要再提了。此后我也就没有再被纠缠，总算“解放”了，下放到黑龙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说到“窃听器”，我倒想起另外两件事。周总理于1953年去日内瓦参加会议期间，公安部警卫局岳欣副局长随团作保卫工作。回国后，他向分管警卫工作的徐子荣同志汇报工作时说，总理担心敌人在房间内安装“窃听器”，代表团开会、总理找人谈话都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进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叫做窃听器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还真没有见过。
在冷战时期的上个世纪50年代，媒体报道，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揭露指责对方，窃听使馆机密。为保卫驻外使馆的机密安全，我外交部请求公安部派专家去我国驻西方的一些国家使馆做安全检查，果然查获了被安装的窃听器。专家归来向徐副部长汇报和展示起获的窃听器时，我才首次见识到这种“小玩意儿”。据说有的装在房间天花板、办公桌、椅子腿上，甚至镶嵌在水泥梁柱上，有线的、电子遥控的都有，但任凭费尽心机，还是被查出来打掉了。
对付敌人的这种手段，作为以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绝对安全为首要任务的职能部门及其领导人，忠心耿耿，惟恐出现些许纰漏，怎么可能运用在自己领袖的身边呢？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那个颠倒黑白的不正常的年代里，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
为何会有种种的“不相信”？现在回想起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夺取“枪杆子”一样，他们想要的，是“刀把子”。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公检法机关，是“刀把子”，也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难以逾越的绊脚石。
打倒罗瑞卿之后，林彪一伙便造谣生事，说毛主席和林彪的住处被安装了“窃听器”。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阴谋，很能蛊惑人心。他们以此为突破口，掀起“彻底砸烂公检法”的黑浪，将公安部——全国公安队伍的总指挥机关摧毁，并夺了权。谢富治也彻头彻尾地投靠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与他们沆瀣一气，干尽坏事。我还记得，“文革”初期，我还没有“靠边站”时，有一天，在部总值班室值班。谢富治的秘书叫我手执一封谢给总后邱会作的亲笔信，径直送往总后。这就是全国公安民警“脱去旧警服，改穿海军服”的开端。
徐子荣、汪金祥、杨奇清、凌云、严佑民等副部长，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打入“牛棚”，由造反派看押审查。慕丰韵、王生荣、余海宇等正副局长十六人被捕入狱。还有一大批处、科级干部，受到迫害。如因被江青诬陷搞整她的“黑材料”，就有37人被捕。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公安部。一觉醒来，就不断地听到有人被捕的消息，不知罪名，不明原因，人人自危。更多的人被诬为“反革命”、“走资派”、“苏修特务”、“保皇派”、“资敌通敌”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安部1200多名职工，除留用约200余人外（多数为勤杂工），全部集中到政法干校学习、“闹革命”。之后，千余人又携家带口，其中有老人也有小孩，被驱赶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手脚冻裂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劳动，在肉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这一时期，公安部机关被彻底砸烂了。
回忆这一小段历史，让人引发很多的感慨。在事件本身的背后，总是或明或暗地隐藏着一些什么。时间越久，种种阴谋诡计越能暴露在人民的眼光底下。任何祸国殃民的企图，任何的野心家、阴谋家，逆人民意志背道而驰的任何行径，都将被曝光，也终将被唾弃，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必须批判和清洗混进党、政、军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
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制造恐怖气氛。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流，同林彪反党集团，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妄图篡党窃国，达到并篡夺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级领导大权的阴谋。他们把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统统诬陷种种罪名，抓的抓，关的关。秦城监狱——这个好端端实行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像变魔术那样，瞬间成了关押共产党领导人，受尽法西斯式审查方式，摧残折磨的地方。
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人彭真，公安部前任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等，都被关进了他们亲自建造的监狱。天方夜谭似的绝唱，却是千真万确“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实乃天下奇闻！
徐子荣等绝食抗争，没死在北平国民党的监狱，没倒在浴血战斗的战场，却惨死在自己尽心建起的监狱。是难以承受的屈辱。
一位革命一生、热爱人民、可敬可亲、备受尊敬的“忠厚长者”，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年仅62岁。
我一生最敬爱的徐子荣副部长，就这么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为人，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之中。
他是我永远缅怀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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