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是原籍德国的犹太人，师从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二战爆发后，阿伦特流亡至美国，并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1961年，阿伦特受《纽约客》委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纳粹战犯，“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本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世界性的轰动。
其实，说“轰动”不如说激烈的声讨和批判，阿伦特被指责为纳粹辩护，对犹太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人痛斥阿伦特是“德国的婊子”，许多昔日的好友毅然和阿伦特决裂，一生不再来往。
阿伦特被误读了。根本的原因是，阿伦特没有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审判，而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忽略了自身的犹太裔身份，站在人性的高度用哲学的语言剖析了纳粹的罪恶。阿伦特的报告并没有局限在这一次审判，更没有局限在艾希曼一个人身上，阿伦特着眼于整个人类，提出了“Banality of Evil”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概念。因此，阿伦特不是在简单地描述一个法律案件，她的观点或许不符合当时甚至现在的法理，但是她的哲学思想却是划时代的，以至于当今仍然无人能超越，更有不少人甚至无法理解。
本文将试图从“平庸的罪恶”这个概念出发，尝试着阐述一下阿伦特的基本哲学和社会政治理念，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就几个常常引起争论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探讨。
1． 什么是“Banality of Evil”？
许多西方的哲学概念一经翻译成中文，原来的哲学意味就丧失了。比如《生命不可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用“生命”来替换“Being”这个概念，就将一部哲学思考变成了二流的言情小说。
“Banality of Evil”的中文翻译是“平庸的罪恶”，但我认为并不准确。“banal”一词具有“缺乏创造力，无趣，乏味”的意思，其同义词有“trite, hackneyed, ordinary, common, conventional, stereotyped, unoriginal, uninteresting, dull, trivial等；而“Evil”则是“恶”，但是“恶”并不自动成为“罪”。
“Banality of Evil”是指恶中包含了“平庸”、“普通”的属性，Banality是描述的主体，而不是Evil（对比“the color of the car”,是车的颜色，而不是颜色的车）。难怪许多相关的汉语文章中都将原文误引成“Evil of Banality”（包括何清涟的《文革的双重性：国家之罪与平庸之恶》）
故此，要正确理解阿伦特的原意，必须将banality of evil与康德所描述的“极端罪恶”（Radical Evil）加以区别，行极端罪恶的“希特勒”们，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世界上每时每刻所呈现的恶行，都是“平凡”、“普通”的人所行的“平庸之罪”，罪恶被“平庸化”了。著名心理学家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说过：“行恶是人类的潜能”。
为了方便叙述，本文沿用“平庸的罪恶”一词。
2． 罪恶为何“平庸”？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极为冷静地对整个审判过程做出了描述，她的冷静几乎达到了冷酷，她丝毫没有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对纳粹迫害犹太人提出控诉，相反，阿伦特根本否认纳粹之所以受到审判，是因为他们迫害犹太人，而是纳粹犯下了反全人类的罪恶。
阿伦特之所以受到攻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像以色列法庭指控的那样是一个堕落的施虐狂，是参与迫害犹太人的蓄意策划者和组织者，而是作为纳粹这部庞大机器的一个部分，是“时代风暴中的一片叶子”，他“平庸无奇”，“毫无特色”，艾希曼只是机械地接受命令的军官，他不是魔鬼，而是一个“小丑”，故此，艾希曼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Despite all the efforts of the prosecution, everybody could see that this man was not a “mons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ndeed not to suspect that he was a clown. ）
第二，以色列动用特工将艾希曼等前纳粹军官秘密从阿根廷绑架回以色列受审，违背国际法，践踏了他国的主权。而这些人所犯的是“反人道罪”，不是“反犹太人罪”，所以耶路撒冷法庭不具备审判资格。
第三，耶路撒冷的审判不是出于正义，而是一场犹太人的控诉会，自始至终是犹太人在复仇，是以色列政府在为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寻求理论支持并占据巴以冲突的道德制高点。
第四，也是最受犹太人责诟的就是，阿伦特指责“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与纳粹串通一气谋杀自己人。正是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将自己的同胞召集在一起，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他们送上死亡列车。这些犹太领导是“整个悲剧中最黑暗的一幕”。
然而，阿伦特丝毫没有为纳粹的罪行做任何辩解，她虽然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但是阿伦特以这段话结束了整个报告：“政坛不是幼儿园，政治中的服从与支持是同一个概念。正是因为你（指艾希曼）支持并执行了这样的政策，不愿意和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一起住在这个星球上——似乎你和你的上司有权决定谁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为人类中没有一个成员愿意和你分享这个星球。这就是你必须被绞死的理由，唯一的理由！”（ For politics is not like the nursery; in politics obedience and support are the same. And just as you supported and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not wanting to share the earth with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a number of other nations — as though you and your superiors had any right to determine who should and who should not inhabit the world — we find that no one, that is, no member of the human race, can be expected to want to share the earth with you. This is the reason, and the only reason, you must hang.）
尽管如此，阿伦特仍然被她的同胞所唾弃，犹太团体号召人们在赎罪日谴责她，甚至悬赏学者从她的书里鸡蛋里挑骨头，借以攻击阿伦特。
３．阿伦特错了吗？
犹太人在二战中受尽了凌辱，他们伸张正义甚至复仇的心态都能得到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学者，阿伦特没有错，她之所以和大多数人不同，是阿伦特观察历史的视觉的角度和高度不同，阿伦特对历史事件的观察与分析之理性和尖锐，其态度之“冷酷”，正体现了一个严谨的学者的治学勇气。当普通大众在关注如何惩罚希尔曼本人的罪责的时候，阿伦特思考的是全人类（不仅仅是犹太人）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看到了“平庸的罪恶”，正是由于罪恶的平庸性，恶行都会发生在每一个平凡的人身上。这个观点，被耶鲁大学所作的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米格兰姆实验——进一步证。普通的人，在接受了指令之后，可以以教师的身份对学生的错误采取极端的手法加以惩罚。
德国，是一个文化水准极高，各类“大师”层出不穷的国度，那里盛产哲学家、音乐家和文学家，所以纳粹军官们如同儒雅的学者，他们闲暇时朗诵歌德的诗歌，探讨康德哲学，甚至亲自弹奏贝多芬，然而一转脸，他们又可以面无表情地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犹太同胞。
恶就是这样寄生在这些平凡的人之中，在阿伦特看来，恶是不须思考的（thoughtless），恶是人性中表面肤浅的东西，而善才是有深度的。一个人，往往出于“做好自己的工作”或“服从命令”或“得到他人的人可和赞赏”就会不知不觉中行恶，如果再加上“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正义”这样的道德信念，任何令人不齿的行为都可以在冠冕堂皇的面纱下大行其道。
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是为大和民族的利益，是为天皇而战，是为大东亚共荣，纳粹则是为了实现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伊甸园”，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杀人，只不过是为实现崇高理想扫除一切障碍。平庸的“无思维”正是产生这种理念的温床。
因此，阿伦特认为，对于一切邪恶的审判，必须以表现正义为基本原则，法庭大量展示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耻辱，就将正义的审判注入了复仇这样一个陈旧的思维，于是历史将呈现一种循坏：纳粹迫害犹太人，以色列将七老八十的纳粹成员秘密抓捕、审判，怨怨相报，这种仇恨又难免转嫁给其他民族。阿伦特在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以色列总理本古立昂（Ben Gurion）在审判之前一再强调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犹太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以色列将艾希曼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的原因之一就是“挖出其他纳粹，比如那些和纳粹有联系的阿拉伯领袖”。
不难看出，当今为何巴以冲突无解，加沙地带战火连绵硝烟不断，某一方总在叫嚣完全彻底消灭对方，犹太民族难道不应该从历史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阿伦特认为，在正义旗帜下的审判，应当有一个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超越某一人群的普世标准，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而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是审判他的行为。换言之，我们关注的不应该是受害人，而是施害者的行为。如果审判仅仅针对个人而不是具体的行为，那么所谓的正义就是复仇。
４．“平庸之恶”来自何处？
阿伦特一再强调，艾希曼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精神上患有疾病的病人，他只不过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不但“服从命令”，而且“遵守法律”。
在阿伦特看来，绝大多数人是和艾希曼一样，“正常”得可怕的人，正是这种正常的服从命令的人，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什么的时候犯下了罪恶。阿伦特同时也指出，是纳粹的极权主义体制使得民众丧失了思考能力，是纳粹的极权让一个普通善良正常的人变成了一个残暴的人。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阿伦特的另一本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才是阿伦特研究的真正的领域，她对极权有着精辟的总结：意大利法西斯是国家主义的极权，而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为了国家的权力清除一切障碍。
由此看来，阿伦特探讨的“平庸之罪”是在极权这个前提之下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现代西方社会里，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两面体，所以平庸之罪并不是纳粹和共产主义所独有。这个问题后面将做进一步讨论。
阿伦特在书中有两句话值得思考：
“在暴政之下，行动远比思考来得容易。”（Under conditions of tyranny it is far easier to act than to think. ）
“不幸的是，大多数的邪恶是那些从来没有决定自己是从善还是行恶的人所为。”（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good or evil.）
５．如何杜绝“平庸之恶”？
既然行恶的都是芸芸众生，那么如何才能杜绝“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人的“无思想”导致了对是非善恶的不分，所以人一定要能够思想，并建立完整的道德准则，因为道德是和政治紧密相关的。然而，阿伦特并没有更深一步阐述这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不过阿伦特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人性的弱点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平台。
我们看到纳粹暴徒们在元首的指挥下像狗一样服从命令，同时犹太人也像羔羊一样顺从地任人宰割，甚至协助纳粹残害同胞。战后幸存的犹太人，又成了四处追杀纳粹的英勇的复仇者。这种复仇的激烈，与当初的施虐有极高的相似。
虽然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受害者和施害者有根本的不同，但是从人性的角度和灵魂深处，二者的弱点是相同的。
就道德而言，道德是服从大众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有随意性和变更性，道德更能被政治左右，当极权煽动人们去从事一种历史性的、伟大的、为了国家利益的事情，无论其本质如何，这样的行为就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更赋予了所有参与者一个表现的机会。这样的煽动不用多，一句“为了祖国和人民不惜流血牺牲”或“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阿伦特说：“只有黑帮和精英们才会被极权本身的力量所吸引，大众必须通过舆论才能赢得。”（Only the mob and the elite can be attracted by the momentum of totalitarianism itself. The masses have to be won by propaganda.）
然而我们知道，大众作为整体并不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大众是极易被舆论误导的。
从阿伦特的５篇报告的描述与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其基本的论点和哲学思考。至此，我们也应该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做出独立的思考、联想和展望。这，应该是我们阅读阿伦特著作的价值所在。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