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思考、联想与展望
回顾二战历史，尤其是犹太人的遭遇，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有着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意义在于，她没有把纳粹的罪恶看成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局部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阿伦特认为，史无前例的罪恶一旦出现，就将成为未来同类罪恶发生的先例。而所有的罪恶都必须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来判决，这个标准就是“反人类罪”。
中国近代史上，从日本侵华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再到共产党的红色恐怖，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这是一个严肃且涵盖面极广的课题，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
问题之一：谁来为“反人类”这个平庸之恶承担责任？
阿伦特告诉我们，邪恶有极端化的恶，也有平庸化的恶，希特勒一手策划的恶无疑是极端的大恶，然而这极端之恶正是通过无数的平庸之恶实现的。如果我们把极恶的本源归咎于国家机器，那么国家机器又是靠什么来运转的呢？谁来为国家之恶承担责任呢？一个领袖和一个政党能代表一个国家并承受所有的罪与罚吗？
共产党曾经谴责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罪恶，然而自己上台后加倍地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和“潜伏势力”。就行恶的手段和方法而言，这两个老冤家不是半斤八两吗？蒋介石承担不起国民党统治下的所有罪恶，当然毛泽东也不应一个人负担起49年之后所有的恶。反人类的屠杀是不分党派，不分领袖的。
西方文化以个体为主，所以西方人容易从自我开始反省，而东方文化用集体来湮没个体，用领袖来压制个人，这样我们要么把功绩归功于圣明君主，要么把罪责推卸给邪恶暴君，个人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只要再来一个领袖，换一句口号，一个个平庸的灵魂又像幽灵般涌现，点燃又一片鬼火。
问题之二：清算毛泽东，清算什么？
眼下，不少人坚持我们首先要清算毛泽东的罪恶，这本身不错。但是如今毛泽东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哪怕我们将毛泽东的画像拿下来焚烧再踩上几脚，将毛泽东的遗体拉出来鞭尸，这除了发泄仇恨与报复之外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
清算毛泽东，到底清算什么？是清算那个死去快30年的人吗？不，要清算的其实是毛泽东的一部分行为和他的一部分思想，然而今天这些行为和思想不正“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至少相当一部分“平庸的”人的心里吗？该怎样让那些平庸的人明白，“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行为是反人类之恶？
何况，清算毛泽东这个人并不能防止下一个悲剧的重现，更不能防止另一个毛泽东出现。我们也不能将毛泽东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毛泽东没有像希特勒那样明确地指示将某一类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毛泽东其实也是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曾经的慈祥和蔼的父亲，一个温柔多情的丈夫，他的前半生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更是可圈可点。如果从中国历史的大视角出发，将毛泽东看成历代皇帝中“平庸”的一员，毛泽东也和艾希曼一样，算不得一个恶魔，只是一个“小丑”，一个忠实地奉行了千年以来封建帝王权术斗争的小丑。如果再从人性和灵魂上审视，毛泽东也有普通人的“平庸”的一面，所以我们只有从反省每一个“平庸”的灵魂开始，审视历史上所有的反人类罪恶，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途径。
再者，如今供奉毛泽东的不只是这个政党，毛泽东有着千千万万“平庸的”信奉者和崇拜者，这些平庸的灵魂不经过一次文明和正义的洗礼，是不会具备独立的思考与辨别能力的，因此清算毛泽东就只是一部分自认为高尚的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一厢情愿。所以清算毛泽东一旦成为又一个行政上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文革就在眼前了。不难想象，将“毛粉”们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是很多“民主斗士”的心愿与期望。
问题之三：领袖和民众是什么关系？
即便毛泽东犯下了极端的罪恶，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毛泽东单独拉出来清算？先看看极恶有什么特征。极恶的特征是：不可罚，不可恕与不可知。极恶是无论用什么现有的惩罚都不可能清算的，所以也根本谈不上饶恕，极恶更是超越了当代人类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我们无法揣测一个恶魔的心理，无法知晓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邪恶的理念。如德意志那样优秀的民族都会出现希特勒，所以恶魔也有不可预防的本质，清算恶魔不如将恶魔归类于“平庸”的一部分，从而剖析人性中所有的弱点，提高我们的思辩能力，即便再有恶魔出现，我们也有能力拒绝平庸的服从。服从与支持在政治上是同一个概念，极恶也是通过平庸的服从得以实现的。
希特勒在德国出现，除了历史的不可预测性，还有其强大的群众基础，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正是在优越的日耳曼民族狂热的“爱国情操”鼓噪下才得以顺利实施。因此，防止暴政的重现，最该警惕的恐怕并不是希特勒这样的恶魔再生，而是产生希特勒的土壤：缺乏理性趋于偏激或崇尚暴力的民众。这样的民众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平庸的”个人，这样的土壤更包含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
因此，领袖与民众不是对立的，领袖产生于民众，民众拥戴领袖。从人性与灵魂的高度看，领袖也有普通的人性和灵魂，审视“平庸之恶”就不存在谁为谁垫背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对领袖的灵魂和人性加以审判，那么谁有资格来做法官呢？况且，领袖的罪责也丝毫不能减轻所有的“平庸之恶”，否则伸张正义就是一句空话。难怪日本人从来不原意真诚地向中国人民道歉，天皇还高高在上呢，为什么要普通日本人先道歉呢？这种思维和一心要清算毛泽东如出一辙。
问题之四：反省罪恶与控诉苦难，哪个更重要？
日本必须反省二战，但是中国人也不应该过分强调自身的苦难，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控诉会。日本是二战中法西斯的代表之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反人类罪，他们不仅仅应该向中国忏悔，更应该向全世界忏悔。中国如果能站在这样的高度，同时忏悔自身的罪恶，让自身逐渐强大起来，邪恶才能最终低下头来。
所以，我也不赞成中国要学以色列去把所有日本战犯一个个绑架过来受审，更不应该将文革中的施虐者一一揪出来以牙还牙，秋后算帐。我们可以宽恕个体，但不能忽略个体所代表的“平庸之恶”，更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平庸之恶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个体之上。
今天我们反思文革，就没有必要将个人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是应该和阿伦特提倡的审判纳粹战犯一样，用“反人类罪”来评判文革中发生的所有违背人类文明，灭绝人性的恶行。将来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该馆的重点应该放在对“平庸之恶”的警惕之上，而不是在“纪念”受害者之上，更不应该让它成为受害知识分子举办“群众大会”的申冤地，借以表达痛苦、屈辱和复仇。因为，今天是毛泽东残害了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不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待自己的悲剧而怀揣复仇之心，难道有一天知识分子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将自己的“冤屈”转嫁给他人吗？！难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文革中的许多迫害都是知识分子之间陈年积怨所带来的冤冤相报的恶果吗？因此，只有放下仇恨和个人恩怨，才能具备更高的视野审视历史。
问题之五：“平庸之恶”的根源在哪里？
阿伦特谈到平庸之恶之所以发生，是平庸者没有思想，只是简单接受指令而没有道德上的辨别能力。其实还有一层原因阿伦特没有做更深的剖析。阿伦特在描述艾希曼的动机时说过：“他（艾希曼）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希望只是希望干得好能升官（promoted）”。 这“升官”就是一个强大的动力。所以行恶到底还是功利的驱使。另外，在心理层面，人有获得群体认同和赞许的渴望，马斯洛的人类生存分类也证实人有获得社会承认的需求。
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或者国家，对于利益的获取成了行为的原动力，而对于利益的渴求往往替代了道德的评判。再加上个人对于赞许和认同的需求，行为的不具思考性就成了普遍的现象。
一个人行善，很少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连邵逸夫都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己捐赠的图书馆，这就是对赞许的渴望。同样，行恶的目的之一也是获得认可。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日本军人会比赛谁砍的人头多，为什么红卫兵会比赛谁抽的耳光响。这也说明，当平庸的“众人”都在从事一件相同的事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放弃自己的判断，坦然地接受此事在道德上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如今我们嘲笑当年大炼钢铁，嘲笑北韩的愚昧，可当年我们混杂在同样愚昧的人群中，有几个人还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呢？“人民大众”的“正确”就是“多数人暴政”的基础，“人民”也会成为“巨兽”，尤其是对那些习惯于将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个人不习惯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而心甘情愿将一切交给国家和领袖的人群来说。
所以，一旦我们接受了这样被“人民大众”认可的正义性，我们就坚信自己的“正确”从而导致了更大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代表正义的苏联红军在胜利后也会强奸德国妇女甚至强奸刚刚获得自由的犹太妇女，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今天美国大兵在弘扬民主的国家利益大旗下入侵伊拉克，阿富汗，造成数以千计的平民的伤亡。在“国家”和“民族”的大旗下，当年日本的慰安妇们就能自豪地、骄傲地心甘情愿地为国“捐躯”了。
的确，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正义和邪恶有时会相互转换。二战中正义的最大代表无外乎是美国和苏联，可是美国在二战初期却是日本侵华的帮凶，美国为日本提供了绝大部分的石油和军需物资，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直到自己的港口被袭利益受损，才被动宣战。苏联不是还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吗？其实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苏联就知道了内幕，这个条约的真正目的是以后瓜分波兰的一个约定。英法也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到头来也是自取其辱。
问题之六：反省自身为什么重要？
阿伦特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她不是将眼光局限于一个民族或种族，不仅仅考虑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以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思考人性共同的弱点，她跳出一个局部战争和事件的圈子，放下仇恨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剖析罪恶，并在伦理、道德和人性上深入思考，寻求避免灾难的途径。
在我看来，阿伦特最了不起的是她勇于反思犹太人自身。犹太人自己在这场灾难里的角色有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除了犹太领袖和犹太居民委员会，普通“平庸”的犹太人又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
引申出来从历史上看，犹太人从自己的亡国经历中应该总结什么，复国后该从一系列针对阿拉伯国家的阴谋中吸取什么教训？除了反思如何对应当今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犹太人还应该思考对近代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许目前探讨这些在政治上显得不正确，但是这些都是应该和犹太人的命运放在一起思考的严肃的话题。
指责他人总是最容易的，反躬自问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如今，中国人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面对新中国以来的历史政治事件以及造成这些悲剧的直接和间接的当事人。
有为数不多的当年的红卫兵勇敢地站出来道歉了，可有些人不满意，恨不得要这些人也像当年他们批斗的对象那样低头认罪，让他们遗臭万年。何必如此报复呢？何必一报还一报呢？当绝大多数的红卫兵还在沉默，甚至还在把罪孽归咎于毛泽东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赞赏能带头勇敢面对自我的少数几个人吗？对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再横加指责，能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自我反省吗？无论如何，能站出来道歉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每当一个政治灾难来临，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说“我控诉”，但是灾难过后，又有太多的人站出来说“我控诉”，极少的人能站出来说“我忏悔”。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忏悔。我一直认为，当年的红卫兵之所以出成为红卫兵，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就是魔鬼，而是某些偶然的因素，比如家庭出生、生活环境甚至年龄和职业让他们成了“黑五类”或者“红三代”，那些受害者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成了受害者，只要外因一变，一个黑五类马上可以成为手执钢鞭的红卫兵小将。即便是遇罗克这样的英雄，如果他自己不是资本家出生，要写出《出生论》那样深刻的文字恐怕也是很难的。更不敢想象如果遇罗克的出生和蒯大富换个个儿，我们会看到怎样一个遇罗克？
再往高层看，从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聂荣臻……到老舍、赵丹、丰子恺、冯友兰、马思聪……等等，他们遭到批斗以至于迫害致死，然而他们在批判揭发别人时，也是一样的凶狠啊！
刘晓波说过，文革（其实包括其它政治悲剧）是中国人自导自演的，毛泽东一人是不可能让千百人生灵涂炭。虽然总指挥是毛泽东，但是那些直接的“行刑者”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今天许多站在道德高度指责别人的人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没有为虎作伥，而是他们当时某个时刻所处的环境和身份使他们避免了同流合污。
反思文革，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追究文革是什么，甚至不必纠缠文革到底对中国社会是利还是弊，哪怕文革真的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应该将目光聚集在参与文革的所有的人，包括领导者的身上，聚集在他们的行为上，哪些行为与文明背道而驰，哪些行为是反人性、反人类的“恶”，让一切“平庸的”和“极端”的恶都受到正义的裁决。
问题之七：反思“平庸之恶”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回顾历史，除了伸张正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审视当下并着眼未来。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利益的诱惑，面对诱惑，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辨别道德是非，区分善于恶？我们是否还会成为“平庸”的行恶者？
千万别过分的自信，今天我们不经意间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我们面对一个去中国开设（或代理）企业的机会，面对国内亲朋好友的邀请加入某个商业行为，或担任某个机构的一官半职，我们明知道这样的行为带来的是环境的污染或者是背离民主精神，践踏基本人权的的后果，我们是去还是不去？即便我们不去，我们是否有勇气站出来质疑或挑战？即便我们不回去，我们在海外面对使/领馆的各种邀请与“合作”，我们是趋之若鹜的接受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或是像某些人那样表面上义正词严批评政府，背地里却做着一笔笔肮脏的交易？
从更大的层面上看，当今的世界面临各种危机，而大规模的战争终究不能避免。一旦开战，我们是选择保卫自己的“祖国”，还是站在代表民主自由的所在国？哪一种选择才是“道德”的？当今的“文明国度”如日本和美国，他们真的能代表正义吗？正义的一方就一定能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吗？
谁真正拥有正义？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为谁而战，为谁呐喊？这恐怕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定。好在阿伦特告诉我们，行恶瞬间是不需要思考的，恶不具备深度，而善才是本质的，是具有深度的。我们必须思考，如果我们没有勇气行善，我们应该有能力不做恶。
希望我们都不要失去思考的能力，更不要失去判断善恶的能力。只是我们必须清楚，面对国家利益，“极权”将成为所有国家高于民主的一种政治架构，“极权”之下，平庸之恶就不分种族与国度了。更重要的是，“恶”的对立面也不自动代表“善”，否则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人肉炸弹和天安门广场的汽车爆炸就会被看成正义的象征，当然，如今将酒店的开房记录不经法律程序公开，监控视频公开，热衷于官员的裤腰带甚于口袋，则更是“反腐”的“正义”之举了。
好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还有朋友对清算毛泽东耿耿于怀，对我为独裁法西斯辩护义愤填膺的话，那么请允许我借用阿伦特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治国不是管理幼儿园，治国中的“失误”和犯罪是同一个概念。正是因为你（毛泽东）49年之后倡导并发动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和运动，不愿意顺历史潮流让中国人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人民共和国”——似乎你和你的追随者们有权决定谁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切追求思想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拒绝平庸的中国人不愿意在让你的名字一直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上，不愿意让你的“思想”成为全国人民坚持的“基本原则”，更不愿意看到你的巨幅画像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为了正本清源，这就是终有一天你必须被历史和人民公正审判理由，唯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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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完了，总算写完了。
这篇是我少有的费时费脑的帖子。写完后自己再看发觉都是废话。立此存照吧，以后看看会不会进一步思考后能有所提高。
再补充几句废话，作为今后思索的要点。
希特勒之所以被全世界唾弃，并不完全是所谓正义的力量，也不完全是德国人有异于其它民族的觉悟和智慧。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天皇的地位远远超过希特勒，而二者在二战中所犯的罪恶是难分仲伯的；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的后纳粹主义，乃至上世纪60、70年代德国兴起的极端暴力的“红军团”如此猖獗。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不同待遇有着利益操纵的因素，德国人的反思也在很大层面上是被动的，还不够深刻全面。“平庸之恶”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特产”，是全人类的共性。因此，在全人类还没有充分认识“平庸之恶”之前，要德国人全面反省是不实际的。
“平庸之恶”的根本不是“恶”本身的性质，而是行恶的人的“无思想”的“平庸”。学会思想，拒绝平庸应该是现代人类面对挑战，避免灾难的最佳途径。
一个民族要学会自我反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那些长期在极权下生存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俄罗斯也是一个。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看成一个暴君的话，斯大林是一个更大的暴君。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在俄罗斯消失，虽然赫鲁晓夫早就否定了斯大林，但是实现民主之后的俄罗斯反而让这个暴君复活了。
最近，俄罗斯的许多城市逐渐恢复为斯大林铸造铜像，全俄罗斯新建了30多座斯大林塑像。即使有的地方政府不支持，但是许多民众自发地为塑像募集资金。俄罗斯许多老百姓还认为斯大林是好人，那些敢于批评斯大林的学者，则被俄国愤青们骂成是“叛国贼”。
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最伟大的俄罗斯人”评选，结果斯大林名列第三位，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斯托雷平。（四至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
面对种种质疑，普京总统将斯大林和英国暴君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相比：“他俩有什么不同？”。言下之意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犯错误是难免。西方评论家用一句谚语比喻： To make an omelet, you must break a few eggs.
普京继续辩解道：“对于我国的历史而言，斯大林时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的，斯大林是个暴君，许多人称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纳粹分子！不是苏联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国，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记这一点。”，“（对于斯大林）说肯定，一些人会不满意，说否定，另一些人会不满意。依我看，不能给予整体的评价。显然，从1924至1953年国家有了根本变化：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而这时的国家是斯大林领导的。诚然，农民没有了，而我们大家都清楚记得有农业问题，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排着长队购买食物，等等。在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对农村没有起任何积极的作用。不过工业化确实实现了。我们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谁怎么说，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总体损失很大，你们知道，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对我国来说其后果就会悲惨得多。正面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对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说的。”
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书记根纳季·久加诺夫如此评价斯大林：“他成就了崇高而又伟大的事业，也为此而严厉地对待民众；他极其刻板又知识渊博，同时也犯了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他是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人，但由于过于迷信权力有时也无暇顾及他人的感情；他在国家大事上既有深谋远虑、谨小慎微一面，而在涉及数百万人的命运上又采取比较简单粗鲁的方式，以至事后不得不长时间地、痛苦地纠正其错误。这就是斯大林。”
为什么实行了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当局明确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没有彻底清算这个暴君呢？俄罗斯如何处理斯大林，对于中国如何对待毛泽东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再回到汉娜·阿伦特，虽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已经出版50多年了，但是争论至今没有停止过。之所以争论，不能说阿伦特一点没有错。
我认为，阿伦特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二战结束才10多年），错误的地点（审判战犯的耶路撒冷法庭）发表了一篇正确的文章。
没错，有人评价阿伦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法庭记者。阿伦特本来就不是记者，她也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记者，她的《报告》完全不是一份合格的新闻报道，在后纳粹主义还很猖獗，德国国内的纳粹分子还没有完全肃清，尤其是普通民众的认识能力还不足以理解和接受“平庸的罪恶”这样的哲学概念的情况下，阿伦特又大量地引用艾希曼这样一个“恶”的典型代表来诠释“平庸”，难免让人对一个学者的本意产生误读。但是，这“平庸的罪恶”的确是影响了20世纪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概念。
历史毕竟已经进入了21世纪，当今的世界，需要的正是一大批如同阿伦特那样冷静理性的思想者，而不是没有思想，跟在“精英”后面或轻易被媒体操纵的“平庸”的“人民大众”。拒绝平庸，拥抱理性，拥抱智慧，是新世纪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