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能把毛泽东当钟馗来打鬼吗？

今天的朝野双方，不论什么派别，都清楚：习近平必须反腐败，否则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反腐败的途径是什么。
 

按照整个地球千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只有实现司法独立、权力来自人民大众并被人民大众监督的政治制度才是从根本上走出盛世—乱世—盛世--乱世恶性循环圈的途径。然而，习近平不会考虑这条路，因为按照润涛阎第九定律：一个社会惯性系一旦形成，它就必然走到终点。专制腐败的惯性系早已形成，在没有撞到南墙之前的一切所谓的改革都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从而延期撞南墙的时间。所以，不论是共产党内的各派，还是绝大多数国民，通过所谓的改革来反腐败的中国梦还是主流。

习近平唯一能走的路便是换汤不换药式的改革，做通过这些改革来遏制腐败的梦，在他撞南墙之前他是不会从梦中醒来的。
 

为了达到在习近平任期内共产党不发生苏联轰然倒塌的事件，习近平会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习近平本人也对苏联共产党轰然倒塌心有余悸，亲自感叹那时的苏联共产党人“竟无一人是男儿”。
 

目前要考虑的是：毛泽东这个资源能不能成为习近平可以利用的因素。
 

薄熙来本想利用毛泽东这个政治资源的，但他的结局跟诸葛亮北伐死在半路上引发杜甫写出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类似（这里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薄熙来是政治生命之死而非生物学生命之死。）
 

薄熙来虽然垮台了，但习近平清楚，浩浩荡荡的薄粉们都是清一色的毛粉。薄熙来代表的是毛左一派。习近平为了先稳定大局而后再搞他的改革，不得不把毛左们先安慰下来。政治是个舞台，政客们都是也必须是舞台上的演员。那些骂习近平“吹捧把习仲勋关押16年的毛泽东属于认贼作父”的人，是感情用事。而习近平不能感情用事，他必须进入演员角色来表演，戏目是忽悠百姓与官场，目的是习近平不能让共产党倒在习近平手上。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会成为共产党的钟馗，打鬼就借助他这个钟馗。
 

钟馗是因为考上进士后被人诬告而卷入了“贿考”风波而被免去进士后扬言去阴间打鬼，他认为那些妖魔鬼怪到阳间作恶而导致很多活着的人被鬼缠身了而鬼迷心窍。也就是说，钟馗必须得是死了的鬼，才能到阴间打其它的鬼。由于阴阳两隔，阳间的人是无法打阴间的鬼的。要把自己先变成鬼，一个好鬼，再去打恶鬼。
 

那么，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样的鬼呢？能不能用这个鬼去打其它的鬼？
 

实用主义者们看到这里便会大吼：润涛阎听好！不论毛泽东是什么鬼都无所谓，反正他不能活过来了，只要能把它当成钟馗一用而打鬼就成！
 

然而，我需要告诉那些实用主义者们：毛泽东的确是个打鬼的钟馗，但这个钟馗是不能用的。您如果想知道其中的原理，请您把板凳搬来，听润涛阎细说端详。
 

现在，逼迫习近平利用毛泽东这个钟馗去打鬼的是铁杆毛左，可他们不知道毛泽东这个鬼，在人类历史上，与其它任何鬼都不同，唯一与他接近的只有斯大林。斯大林死后的苏共，没有一个敢用斯大林当钟馗去打鬼的。
 

希特勒、金日成、波尔布特等等都可以当钟馗用。比如希特勒不镇压本民族；金日成不给知识分子带帽，波尔布特只是把知识分子和城市人赶到农村。斯大林、毛泽东则不同，他俩与派别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的派别罪名都是镇压的借口。比如，斯大林杀掉了苏联红军五个元帅中的三个，杀掉了十二个政治局常委里的九个。毛泽东让高岗收拾刘少奇周恩来，就把高岗吹到天上，说“人人都会犯错误，只有高岗除外。”当他发现此时靠高岗的力量达不到收拾刘少奇与周恩来的目的，便突然间杀向高岗，罪名就是高饶反党集团。当毛泽东让彭德怀整肃刘伯承与萧克时，给出的罪名是教条主义。当转手靠刘少奇收拾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的罪名有四，其中之一是搞政变的军事俱乐部，其二是里通外国（就因为彭德怀曾经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去了东欧访问，这罪名就坐实了）。当他利用林彪等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时候，罪名很多，都是属于右倾的。反手给林彪的罪名则是形左实右。毛泽东绝不是因为哪位是左派右派而镇压，凡是他认为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统统干掉。在这方面他跟斯大林是一样的。在他当政的27年里，除了他孩子侄子和张玉凤等几个二奶外，没有得好的。农民被他饿死了三千万，城里人要靠每个月二两油票以及无数的各种票据生活。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毛泽东这个大魔头级别的鬼当钟馗去打其它的鬼。这是邓小平以降都把毛泽东高高挂起而不去碰他的缘故。就是八九六四时，邓小平也没提毛泽东。
 

打个比方，如果毛粉们逼迫习近平把毛泽东这个魔鬼当成钟馗来打鬼，那么，习近平可以轻易地反戈一击，如此这般：

如果毛粉们是城里人，那就按照毛泽东的办法，给他们发每月二两油票。因为目前中国的大豆等油料超过八成靠进口，毛泽东提出的最重要的治国方针之一便是“自力更生”。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后不再进口油料作物，给城里人每人每个月发二两油票。这些毛粉们立刻就傻眼了！
 

如果逼迫习近平把毛泽东这个魔鬼当钟馗打鬼的毛粉们是知识分子，那就更好对付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给他们在农村建五七干校，让他们去那里改造思想。
 

如果逼迫习近平把毛泽东这个魔鬼当成钟馗打鬼的毛粉们是年轻人，那好办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让他们上山下乡，不许考大学，要按他们的表现推荐才能上大学。
 

如果逼迫习近平把毛泽东这个魔鬼当钟馗打鬼的毛粉们是农民，对付他们更是易如反掌：给他们定户口，不许进城打工。收获的粮食按照毛泽东时代工农剪刀差的价格平价收购，实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饿死三千万再说。
 

如果逼迫习近平把毛泽东这个魔鬼当钟馗打鬼的毛粉们是海龟，那就更容易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国特务分子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为何还有那么多毛粉呢？
 

因为他们想让习近平利用大魔头毛泽东当钟馗去打他们要打的鬼。可他们不知道，任何人都可以被毛泽东这个钟馗打死，因为毛泽东在二十七年里，几乎整肃了所有的人，除了他的家人和被他玩弄的几个女人外。
 

凭什么习近平必须用毛泽东这个钟馗打你们毛粉们想打的鬼？？？
 

诚然，习近平可以利用毛泽东这个大魔头钟馗去打贪官污吏，然而，习近平也清楚：被他打的对手也照样可以利用毛泽东这个大魔头钟馗去打习近平本人和他的家族。按照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是“反党分子、被关押16年的阶级敌人习仲勋的黑崽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反党分子，打倒后要踏上一只脚，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借助钟馗打鬼的前提是：钟馗本身是个好鬼。习近平无法承认毛泽东是个好鬼、习仲勋是反共产党分子（毛泽东说习仲勋是反党分子）、关押习仲勋16年是对的。

当年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问邓小平：“小平同志，你还坚持不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冷冷地答复道：“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现在是我说了算！”然后，邓小平一边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一边把陈永贵开除中央，去了郊区一公社看菜园子去了（我好奇，想问他一件事，还亲自去过他那里，看了他的铺盖卷。那天陈永贵不在，我也没等多久就离开了，没有见到他）。

现在，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是习近平说了算，而不是毛粉们说了算。如果习近平愿意，他可用毛泽东思想，把薄粉等毛左们彻底打倒批臭，而毛粉们无法反驳。
 

问题是：习近平会不会利用毛泽东这个大魔头钟馗打鬼以扫除腐败呢？
 

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用上讲，可能性都很小很小。习近平只不过是安慰一下毛左们。习近平按照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罪名来收拾周永康徐才厚是没问题的，再往上顺藤摸瓜，就到了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曾庆红家族、李鹏家族、朱镕基家族、吴邦国家族、王震家族、温家宝家族、等等特大老虎了。习近平没有能力动这么多家族。
 

习近平能否坐满十年还是个疑问。不论他是否能坐满十年任期，他都以改革、打大老虎失败而告终。这是他的命运决定的，符合润涛阎第九定律。与他有多么强烈的改革愿望无关。他上台时感叹“苏联共产党里竟无一人是男儿”，他下台时感叹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里竟无一人是男儿，包括我自己。”道理很简单：势比人强。历史的进程有它自己的规律。
 

一句话：习近平不可能用毛泽东这个大钟馗去打鬼，道理很简单：
 

挑选带刺的大棒打人是事半功倍的选择，但你见过有人用长满刺的仙人掌当打人的大棒吗？因为你还没打到别人，你自己就鲜血直流了。
 

有人反驳说：毛泽东是带领人民打贪官污吏的！
 

那是篡改历史的胡言乱语。别说什么都要票的城里人了，就是当年的农村，农民都处在饥寒交迫状态，冬天连棉裤都穿不上有谁对政治感兴趣？可照样冤魂遍地。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得知农村发生的冤假错案多如牛毛，邓小平看到一个报道后才发出“向前看”的指示，对其它农村无数的冤假错案就不追究了。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一个响屁导致的重大冤案。37人被县委书记带队的党组织无辜杀死，263人被打残，定案1359个反革命。仅仅反革命组织就有36个之多。

原因呢？有人放了一个响屁而引发。
 

 

下面是人民网转贴的当年报纸报道的在农村发生的重大放屁案件。
 

横祸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队鸡公田村，参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队四茶村的社员们吃完晚饭后，围着几个火坑烤火取暖。由于晚餐喝了点酒，有几个年轻人就拿地主子弟龙政云的婚姻开玩笑。龙政云虽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声，却放了个响屁，引得哄堂大笑。小伙子们继续开他的玩笑。龙政云借着酒劲，放出一句狠话来：“你们再说，我杀死你们几个！”

坐在龙政云对面的大队贫协主任田某闻言冲了过来，抓住龙政云的衣领，说：“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其他人连忙过来劝阻：大家都是开玩笑，不要当真。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看到儿子闯了祸，急忙过来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这件事，本可了结了，但不知谁又告到了工程指挥部。龙政云被捆到指挥部受审。受不了民兵的殴打，龙政云只好交待说他父亲龙德灿、叔父龙年灿、族兄龙茂云准备和他一起杀人。

武装部长听后，又把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叫到工程指挥部吊打逼供。龙茂云交待，沙坝公社他远房姑父吴宪保说他们那里有几千人要杀人，要暴动。（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春风化雨集》，上册，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
 

武装部长拿逼供出来的线索，向区委书记龙文飞、公安特派员欧献庭汇报。欧献庭立即打电话通知沙坝公社把吴宪保抓到公社审问。审了两个星期后，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吴宪保被放回家。
 

追查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抗议“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于是，吴宪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劳动，晚上受审。
 

4月12日，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到牛郎区接待省城摄影记者。石孟明说：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阶级斗争。听说牛郎出现了“反革命”问题，不能轻看。对“反革命”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手软。
 

5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做了具体部署，把开展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内容（背景是“总理遗言案”和“天安门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在牛郎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并联系牛郎区的实际情况说：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
 

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会议决定尹修武、吴宪保、欧六章等5人作为主要头头进区“交待班”，其余进各公社、各大队“交待班”。后来有一个公社和两个大队没有办成。

7月7日，召开全区革命生产大检查会议，龙文飞要求各公社抽专人搞“追反”工作。各个公社都现场报了名单，牛郎、木寨、沙坝、银岩四个公社都以武装部长为首，人数7至9人不等；大兴公社报的是以派出所指导员田井华为首的19人专案组，力量最强。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兴公社却没有办“交待班”。整个“追反”运动中，大兴公社仅白岩大队追出24个“反革命”，除1人致残外没有死一个人。

龙文飞在会上要求凡进“交待班”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做到“五交待”：1。交待“反革命”组织名称；2。交待“反革命”的目的；3。交待“反革命”的计划纲领；4。交待“反革命”活动的方式方法；5。交待上下联系人员。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强调，审问时要作好统一规范的记录，各公社要相互联系以便共同掌握情况。

7月10日，牛郎公社召开“追反”动员大会，同时把劳改释放人员龙侯生等人以及“不老实”的“四类分子”拉来陪斗。其他公社派代表参加。大会由区长龙金明主持，区武装部长、“追反领导小组”组长彭忠顺发言。

7月19日至20日，在木寨公社召开牛郎、沙坝、木寨三个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参加的“三社”会议，总结部署“追反”工作。会上，龙文飞表扬了牛郎公社“追反”进步快，效果好，革命生产抓得好；沙坝搞得早，提供了不少线索，但是运动还只是少数人搞；木寨公社有点求稳胆小。银岩和大兴两个公社因在“追反”中没什么成绩，而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54种酷刑，37条人命

专案组规定：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龙文飞公然说“蜡烛不点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专案组自制多种刑具，施用54种酷刑，对进“交待班”的人员百般折磨。于是出现子供父、兄供弟，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互供的情况。木寨公社毛坪生产队共有19个男性主要劳动力，其中12人被打成“反革命”，9人进“交待班”；区机关一百三十多人，被供出有53人参加“反革命”。（《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

“追反”运动所制造的恐惧是空前的。

长达三个月的“追反”运动，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被预谋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

大多数被抓进“交待班”的人都是因为与干部有些私仇旧怨。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连长陈述炳奸污堂侄女而捆绑过陈述炳，结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向某在1969年欠生产队两百多元，仍要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胡淮称足粮食给他，胡淮按照生产队“欠款不发粮”的规定不答应；于是向某就怀恨在心，在“追反”时胁迫受害者刘某搞死胡淮。银岩公社婆洞大队龙世恒之死则是因为其母曾被大队支书龙某强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当时龙世恒十四五岁）；龙世恒成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常说些风凉话来讽刺龙某；龙某乘“追反”之机，置龙世恒于死地。银岩公社尖坡生产队队长龙世明因与龙兴茂老婆通奸，于是借机整死龙兴茂后与其妻结婚。

“成绩”

从6月14日区“交待班”开班，到9月中旬“交待班”被勒令停止，牛郎全区共抽出435人专案人员（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进行“追反”。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名称有“红卫兵”、“卫兵团”、“青年军”、“民青团”、“起义团”、“同盟党”、“新民党”、“自卫党”、“白虎团”、“猛军”、“红色战队”、“防共自卫党”、“湘西回乡团”、“571”、“517”、“703”等36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有1359人上了“反革命”名单，其中牛郎区有1253人。而当时牛郎区总人口35160人，主要劳力仅11480人（含青壮年妇女）。被打成“反革命”的都是青壮年男性。如果男女比例为1：1，则每5个青壮男人中就有1人是“反革命”。

“学员们”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纲领、军事组织结构等如同儿戏，漏洞百出。

反革命手段：1。杀干部的方法：偷干部家的鸡，干部以为是野猫偷鸡就出来查看，这样就乘机下手；2。放火烧集体的仓库，等干部出来救火，乘机杀干部。

反革命暗号：左手招摇。 反革命标志：稻草捆左手。反革命纲领：1。把分给贫下中农的房子还给地主；2。抓紧搞副业，得钱好交队，一定要交齐；3。居民有供应；4。立栋房子；5。讨个知青做老婆；6。先杀党，后杀团，大小干部杀个完，贫下中农杀一半。

供出“反革命”成员的最高职位是师长。

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于1976年9月13日向县委汇报时说：“沙坝公社‘反革命’组织名称是吴宪保开始交待的。吴宪保发展龙茂云，而龙茂云交待说没有组织；龙茂云发展田明亮，田明亮说是‘农民革命党’；田明亮发展刘常模，刘常模说是‘民主党反共军’；刘常模发展秦海成，秦海成说是‘反共救国军’；吴宪保发展欧六章和吴炳成，欧六章说是‘民工队’，吴炳成说是‘地下党’。”

沙坝公社吴宪保在1976年4月25日的交待中写道：“由于审讯不停，非说不可，当时无法。说不知道，上级不信，心中想取个名称，又怕算命不对八字，不对吴炳成的口，只好乱讲，叫做‘国民军’。”

牛郎公社中寨大队干部在1978年向省地县工作组交待的材料这样写道：

七月十三，吴某、杨某到公社汇报工作，碰到龙文飞。龙文飞说：“田明亮揭发龙侯生是‘反革命’营长，一点材料没有，看你们怎么办？你们回去要搞材料。人家四茶得表扬，你们中寨是中间分子！”公社武装部长龙某也说：“你们不狠狠地搞，‘反革命’会出来？” 

于是，七月十五晚上，大队支委5人审龙侯生，另有民兵小分队7人，共12人。先买了一头瘟猪打平伙，喝了五六斤酒。晚上麻某把龙侯生从附中拉到大队小学审问，先吊后乱打。龙侯生承认是营长，又交待了两个成员田建和、田树华。民兵杨某追问：“既然你是营长，那么连长、排长、班长、指导员是谁呢？”龙侯生说：“我不承认，你们要打；我一承认，你们又向我要连长排长……”杨某说：“他不讲再吊起来！”除田某搞记录外，其他人全都打了……

七月十六凌晨3点左右，龙侯生被打死。

牛郎大队民兵副连长莫刚前在吊打“学员”下手特狠，曾用竹条抽烂胡淮的脸。“学员”舒典文暗写纸条给胡淮，两人统一口径，咬定莫刚前也加入了“反革命”组织。按“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的规定，专案组信以为真，莫刚前在两手臂的肉被吊烂后，终于供认自己是“反革命”。放回后未能及时医治，右手致残。

关于龙文飞“追反”的动机，被派到牛郎作了深入调查的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的话可谓是一语破的。

根据时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麻树清回忆，大概是1976年8月份，他从长兴回到县里，听到机关工作人员说牛郎“追反”搞得很凶，已经搞死二十多人了。麻树清就去公安局找田银芝问一下情况。田银芝明确地对麻说：“区委书记想升官，想干出大成绩，乱搞！我劝他几次他不听，越搞越厉害。追查‘反革命’是公安部门的工作，群众只能配合、协助公安部门。现在龙文飞用群众运动来追查‘反革命’，‘反革命’越追越多，打死的越来越多。你尽快提醒石孟明书记，只有他才说得了龙文飞。”

调查

7月7日，县公安机关知道牛郎区“追反”的做法后，当即提出停办所谓的“交待班”。龙文飞拒不接受，说：“公安局不搞，我们搞！”

在7月底8月初的全县“三干”会议间歇，地委书记魏立政偶遇龙文飞。龙文飞顺便介绍了牛郎“追反”的情况。此时交待班“学员”供出“反革命”人员名单已超过600人，“学员”死8人。魏立政叮嘱龙文飞要尽量做到不要死人。

8月3日，龙文飞第一次向县委常委汇报牛郎“追反”情况。龙文飞在汇报中隐瞒了多名死者是在审讯中被打死的事实，说死者“一是自杀，二是死不交待又要逃跑，群众生气打死”。石孟明表示：牛郎“追反”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牛郎“反革命”组织活动是存在的；600人的“反革命”名单中肯定有真的，也有假的：“交待班”不要宣布停下来，要继续追查，注意不要搞死人。会议决定公安局派人接手牛郎“追反”工作。

8月4日，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率4名公安人员进驻牛郎。田银芝解到公社、大队的“交待班”吊打严重，于8月11日打电话给县公安局长刘长学，通过刘请石孟明到牛郎实地看一看。

8月13日，石孟明到牛郎听取了田银芝的汇报，很生气。在当晚的会议上，石孟明说：牛郎区“反革命”是存在的，一定要搞清楚。县公安局再抽一人来协助。对进“交待班”的主要人员一定要搞清楚、搞彻底，不能光软，要攻才行。但石孟明也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再死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对石孟明同志在牛郎区“追反”中所犯错误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78年11月22日）

8月27日，田银芝向县委汇报并传达地区政法领导的指示，要求牛郎“追反”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不要再死人了：“交待班”只保留区一级，公社大队“交待班”全部停办。当时“交待班”已死24人。

9月8日，省委电话通知铜仁地委，派省公安厅林副处长等4人到松桃调查了解牛郎“追反”情况，要求“交待班”立即停办；为防意外发生，“交待班”人员先不要回去，要给予他们正常待遇，有病要治病；领导如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地委要派人调查了解，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省委。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要坚决贯彻执行省委意见，不准再发生死人现象；要求县委派人帮助牛郎做好善后工作，把情况调查清楚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地委。

9月11日，铜仁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地委常委决定由石孟明同志亲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后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伤残的要给予治疗。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地区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长来到松桃，和县委一起连续三天听取欧献庭、田银芝等人关于牛郎“追反”的详细汇报。此时“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银芝汇报后认为：“中国青年党”最多查到格老大队田明亮为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交待的情节出入很大：“复兴党”没有什么可查的；现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来的。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说：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办。从汇报的情况来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组织活动。但在侦破过程中死亡29人，这在全省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县委书记石孟明说：“上面叫我们停止，好像我们全错了，一点成绩都没有。你压我我也不服。你们回去向省委汇报把我的职务撤了！”

9月15日，县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办。但认为：省地的调查应该调查整个案情；如果光查死人问题，实际是泼冷水，不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据刘长学回忆，9月15日之后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刘长学等人去牛郎听取牛郎区委的汇报，牛郎区委仍提出继续在区机关办“追反”学习班。刘长学坚决反对，石孟明否决了牛郎区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组和县委副书记吴建德一行到牛郎调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组离开。吴建德和田银芝等人继续在牛郎深入调查。

11月15日，吴建德、田银芝等人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县委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牛郎公社反动组织“复兴党”和“青年党”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松桃人，材料也还有些问题。

负责到沙坝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罗时发汇报说，沙坝“反革命”集体是不存在的，但吴宪保、吴炳成、欧六章个人有些“反革命”言论。基层意见是应该定吴宪保、吴炳成2人为“反革命”。

负责到银岩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查世鲜汇报说，银岩公社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连吴炳称“投机倒把”卖大烟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轰轰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运动，仅以尹修应作为“复兴党”的重要成员于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结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后不久，尹修应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学员”被放回家，伤残者自己找草药医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队干部的刁难，不准草药师为受害者采药。

 上访

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受尽磨难的受害者不能答应的。他们被放回去后，告状信就纷纷寄往上级有关部门。从松桃寄出的告状信，很多都回到了龙文飞手中，受害者还一再受到恐吓。于是，很多人走到外县铜仁、江口甚至湖南投递告状信，但都石沉大海。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身体稍有恢复的受害者杨再德在投递21封信没有回音之后，他决定亲自带着第22封信往北京。几十个受害者家庭集资79元，给他做路费。1978年6月25日，他和田兴和、秦继昌三人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旅。可这区区79元连他们去北京的单程车费都不够。临行前他们已经向家人交代后事，状告不响决不回家。

途中他们买短程票上火车后，向乘务员展示身上的累累伤痕，声泪俱下地哭诉悲惨经历，感动了不少乘务员，免了他们不少车费。临到北京，他们又得到一个军官的指点。到北京后，他们成功地把告状信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副主席作出批示后，呈交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批示要求贵州省委查明情况，如属实，除对冤案平反外，对伤害群众者应严肃处理。（松桃苗族自治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23，目录号1；年度1978；案卷号125；标题：县委常委会整风会议记录，1978年7月-8月）

平反

结果可想而知。贵州省委、铜仁地委立即组成工作组对1976年牛郎“追反”事件进行调查，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昭雪；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对受迫害死亡的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伤残者给予免费治疗；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牛郎区委书记龙文飞推卸不了责任，于1978年8月16日服毒自杀，随后被开除党籍；彭忠顺、滕久先、吴求亮等8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已升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的原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被撤销职务，并责令其在1978年9月27日牛郎“追反”平反群众大会上公开道歉（1981年11月石孟明复出任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5月，升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

 （曾必考、王者香、麻树清、彭忠顺、杨再德、龙光辉等先生以及龙梅女士为作者的采访和收集材料排除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谨此志谢！）

 
那么，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正面作用呢？且听下回分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