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9日，是一个星期六。和许多的星期六一样，我和工厂里的小哥们、小姐
们搭乘通勤火车从燕山石化回城过周末。
燕山石化是在文革中建成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北京数以万计的70和71届初中毕业
生在这里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大多数人平日住在厂区，周末回家。到76年
时，每个周六乘坐通勤回北京的人，足有两千之多。
当火车进入永定门车站后，只见这些年轻人迅速地地从车厢的每一扇门、每一个窗
户中跳了下来，瞬间，站台就出现了喧闹的人海。人们兴奋地喊着，跑着。冲向大
铁栅栏门，为的是尽早赶上公共汽车和电车。每次，车站的检票员都调侃地喊道
“周口店的来啦”(你直接说野人来了，不更贴切么)，急忙拉开大门，根本无须查票，
人们就像潮水一般涌了出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幅壮观的流民图。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冲出大门，跑到102路电车站。正准备奋力挤上待发的电车，
忽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在城里工作的两位老同学，也是那两年一有机会就
凑到一起撮饭打牌的狐朋狗友。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等你。看你小子有没有婆子。”
“有婆子你也找不着。真有什么事？” 我又问。
“找个地方撮一顿，你请客。 有大事说给你听。”
“什么大事，还至于到这儿堵我。凭什么我请？”我实在不解。
“这不方便说。待会告诉你。你准高兴，准请客。”
他们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中学也在同一个学校。姓陆的，爸爸是文革前某机械工
业部的副部长。他喜爱历史，和我特别谈得来。他家中有很多的书，文革前，经常
到他家去看书，《东周列国故事》和《三侠五义》都是在他家读的。记得他有一套
《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我有一套《水浒》的小人书，我们经常交换阅读，读后就
一起练枪棒。
尽管是高干子弟，他却没有丝毫的纨刳习气，极为平民化。文革时他父亲受到冲击，
也没像其他的高干子弟那样，好像天要塌了似的。70年初走后门去当兵，四年后复
员时，要不是老妈讲不入党就别回家，恐怕是连党票都不想混。复员后回北京，部
里机关的好工作都不要，非要当货运列车的“车长”，也就是押车员，为的是逃避
现实，没人管，还能到处跑。我有众多的三教九流朋友，还真少见他这么超脱的。
另一个，姓吴，则是截然不同的秉性。他的父亲是国防科委在西北基地的参谋长，
文革前是大校的军衔，也是高干了。他家住在地安门总参大院，文革时，处处表现
出军队子弟的狂傲。但尽管狂，思想却很有深度，对现实总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这
大概也是我们能成为好友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狂了，和领导的关系闹得极僵，74年
复员时，连党都没入上。
分开时，我们通过很多信。都是处于那个时代，也都是心比天高的那个年纪，尽管
书本知识和社会阅历少的可怜，却指点江山，大有舍我其谁的胸怀。等75年我们三
人再相逢时，少年时的友谊和对时局相同的观点，使我们再次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铁
哥们。那两年，我的父母都不在北京，我家便成了聚会的中心。我们经常在一起打
麻将，侃大山，交流政治谣言，传递小道消息。更多的是一起发泄对时局，尤其是
对那几个文革旗手和打手的不满，期盼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
我们在陶然亭附近下了车，进了一家饭馆。刚坐下，吴就急切地小声说：
“政变了。叶剑英把江青他们几个给抓起来了。前天晚上干的！”
这是我听到的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最早、最原始的消息。三十年了，依然记得他俩激
动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言调。接下来，他们详细讲了事件的过程，各方的态度，中央
的决定等。对我来说，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担心，对叶剑英华国锋能否战胜四人帮
的担心，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但也憧憬着希望，对结束文革的希望，对父母重
回北京、盍家团圆的希望。
那一晚，我们喝了很多。尽管我自律极严，一直是烟酒不沾，就是朋友的婚礼喜宴，
我也从未 破过戒。但那一次，确确实实喝醉了。漫漫长夜的十年，总算是要过去了；
而苦心企盼的黎明，终于出现在眼前，这怎能不让我们欣喜若狂呢？记得那几年，
每次早起去赶火车，总爱默念鲁迅的两句诗，“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天总是不亮啊！但这一夜，无暇出门去看是否还是阑干的星斗，我们说着，笑着，
也哭着：终于相信了，无论夜多深，总有黎明的时光。
这是终生难忘的一夜。
第二天一整天，我骑车去了十几个哥们儿姐们儿的家，把这个好消息(政治谣言)传
遍我的朋友们。有几个，已经知道了。兴奋之情，自不必多言；重要的是，大家都
说，要用最快的速度，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以想象，那一两天，有成百上千的，
像我，像我的两个朋友一样的人，在尽力传播这个新闻。所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得以迅速地传播在北京的中下层人们中。到星期一早晨回工厂的火车上，它已经成
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对比起1971年十月初，人们胆战心惊地传播林彪折戟沉沙的
“政治谣言”来说，人民的政治觉悟确确实实是提高了。
1976年，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阴霾的政治气氛曾以周恩来总理逝
世的悲痛拉开序幕，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震撼达到顶峰。而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终
止了晦暗的蔓延，松弛了人民对四人帮当权的恐惧，解除了人民对国家前途和命运
的担忧。当时用的最多的词汇是“第二次解放”，应该是人民心声的真实描述。三
十年后，我仍为自己能亲身经历这个不寻常的历史，而感到兴奋和欢欣。
们搭乘通勤火车从燕山石化回城过周末。
燕山石化是在文革中建成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北京数以万计的70和71届初中毕业
生在这里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大多数人平日住在厂区，周末回家。到76年
时，每个周六乘坐通勤回北京的人，足有两千之多。
当火车进入永定门车站后，只见这些年轻人迅速地地从车厢的每一扇门、每一个窗
户中跳了下来，瞬间，站台就出现了喧闹的人海。人们兴奋地喊着，跑着。冲向大
铁栅栏门，为的是尽早赶上公共汽车和电车。每次，车站的检票员都调侃地喊道
“周口店的来啦”(你直接说野人来了，不更贴切么)，急忙拉开大门，根本无须查票，
人们就像潮水一般涌了出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幅壮观的流民图。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冲出大门，跑到102路电车站。正准备奋力挤上待发的电车，
忽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在城里工作的两位老同学，也是那两年一有机会就
凑到一起撮饭打牌的狐朋狗友。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等你。看你小子有没有婆子。”
“有婆子你也找不着。真有什么事？” 我又问。
“找个地方撮一顿，你请客。 有大事说给你听。”
“什么大事，还至于到这儿堵我。凭什么我请？”我实在不解。
“这不方便说。待会告诉你。你准高兴，准请客。”
他们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中学也在同一个学校。姓陆的，爸爸是文革前某机械工
业部的副部长。他喜爱历史，和我特别谈得来。他家中有很多的书，文革前，经常
到他家去看书，《东周列国故事》和《三侠五义》都是在他家读的。记得他有一套
《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我有一套《水浒》的小人书，我们经常交换阅读，读后就
一起练枪棒。
尽管是高干子弟，他却没有丝毫的纨刳习气，极为平民化。文革时他父亲受到冲击，
也没像其他的高干子弟那样，好像天要塌了似的。70年初走后门去当兵，四年后复
员时，要不是老妈讲不入党就别回家，恐怕是连党票都不想混。复员后回北京，部
里机关的好工作都不要，非要当货运列车的“车长”，也就是押车员，为的是逃避
现实，没人管，还能到处跑。我有众多的三教九流朋友，还真少见他这么超脱的。
另一个，姓吴，则是截然不同的秉性。他的父亲是国防科委在西北基地的参谋长，
文革前是大校的军衔，也是高干了。他家住在地安门总参大院，文革时，处处表现
出军队子弟的狂傲。但尽管狂，思想却很有深度，对现实总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这
大概也是我们能成为好友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狂了，和领导的关系闹得极僵，74年
复员时，连党都没入上。
分开时，我们通过很多信。都是处于那个时代，也都是心比天高的那个年纪，尽管
书本知识和社会阅历少的可怜，却指点江山，大有舍我其谁的胸怀。等75年我们三
人再相逢时，少年时的友谊和对时局相同的观点，使我们再次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铁
哥们。那两年，我的父母都不在北京，我家便成了聚会的中心。我们经常在一起打
麻将，侃大山，交流政治谣言，传递小道消息。更多的是一起发泄对时局，尤其是
对那几个文革旗手和打手的不满，期盼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
我们在陶然亭附近下了车，进了一家饭馆。刚坐下，吴就急切地小声说：
“政变了。叶剑英把江青他们几个给抓起来了。前天晚上干的！”
这是我听到的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最早、最原始的消息。三十年了，依然记得他俩激
动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言调。接下来，他们详细讲了事件的过程，各方的态度，中央
的决定等。对我来说，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担心，对叶剑英华国锋能否战胜四人帮
的担心，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但也憧憬着希望，对结束文革的希望，对父母重
回北京、盍家团圆的希望。
那一晚，我们喝了很多。尽管我自律极严，一直是烟酒不沾，就是朋友的婚礼喜宴，
我也从未 破过戒。但那一次，确确实实喝醉了。漫漫长夜的十年，总算是要过去了；
而苦心企盼的黎明，终于出现在眼前，这怎能不让我们欣喜若狂呢？记得那几年，
每次早起去赶火车，总爱默念鲁迅的两句诗，“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天总是不亮啊！但这一夜，无暇出门去看是否还是阑干的星斗，我们说着，笑着，
也哭着：终于相信了，无论夜多深，总有黎明的时光。
这是终生难忘的一夜。
第二天一整天，我骑车去了十几个哥们儿姐们儿的家，把这个好消息(政治谣言)传
遍我的朋友们。有几个，已经知道了。兴奋之情，自不必多言；重要的是，大家都
说，要用最快的速度，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以想象，那一两天，有成百上千的，
像我，像我的两个朋友一样的人，在尽力传播这个新闻。所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得以迅速地传播在北京的中下层人们中。到星期一早晨回工厂的火车上，它已经成
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对比起1971年十月初，人们胆战心惊地传播林彪折戟沉沙的
“政治谣言”来说，人民的政治觉悟确确实实是提高了。
1976年，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阴霾的政治气氛曾以周恩来总理逝
世的悲痛拉开序幕，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震撼达到顶峰。而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终
止了晦暗的蔓延，松弛了人民对四人帮当权的恐惧，解除了人民对国家前途和命运
的担忧。当时用的最多的词汇是“第二次解放”，应该是人民心声的真实描述。三
十年后，我仍为自己能亲身经历这个不寻常的历史，而感到兴奋和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