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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大部分线条不强调提按，而重视粗细均匀的线条中使转与速度的变化。中侧锋并用，
笔锋常落在线条端部的一侧，但立即转为中锋；同时流畅中又往往生出圭角，如“年”、“别”等字，
有不可端倪之感。左右部分衔接时，有时用粗重的线条。这一点在颜真卿《刘中使帖》中“期”、“将”的
笔触也可看到，通过此点能看到颜、张的关系。
原文 全文
庾信的《步虚词》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
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
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
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原诗为枣）花。
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庾信的《步虚词》
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
龙泥印玉简（原诗为策），大火练真文。
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原诗为歌）吹分。
虚（原诗为灵）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
谢灵运王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
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
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嚣。
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翻）。
岩下一老公 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
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
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
《古诗四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
传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珍贵。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
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
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
实乃草书颠峰之篇。今人郭子绪云：“
《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
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
唐朝狂草书法作品《古诗四帖》，据明朝董其昌鉴定为张旭所书，后人大都采其说。这件墨迹可谓国之瑰宝，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很多人对它作了释文即辨认。张旭所书的字是辨认出了，但对张旭写的与流传的“原诗”有些不同，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尤其是两首标为谢灵运所作的诗，张旭书写的有两句不通。我通过对这幅作品的分析，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张旭此帖书写的四首诗，第一、第二首是南朝梁代庾信的《步虚词》：“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摇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霤，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吹分。虚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步虚”就是在天空行遊，即后来的“游仙诗”，写的是在“天上”见到的情景，充满道教的幻想。张旭写的与流传下来的庾信的诗（可称“流传版”），有四个字不同。第一首第八句的“棘”，流传版为“枣”。我认为原诗应是“枣”，因为此诗用的是汉武帝见西王母的神话典故，张旭写成“棘”是错了。第二首第一句中“丹水”流传版诗作“玄水”。有人认为这是书写者为“避宋讳”而写成“丹”的，因此否定这件墨宝为张旭的作品。我查了宋朝帝后名讳及谥法，并无要讳“丹”字的，“避宋讳”之说并无根据。唐朝倒是有一个可确定为张旭所书的旁证：早于张旭的王勃所作的《滕王阁序》中就有“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之句。“飞阁流丹”就是翼然若飞的红色楼阁，映在水中，使河水成了流动的红色。相反，如用“玄”字就不恰当了。这正可证明张旭所书符合实际景象，应是原诗。第三句“简”字，流传版诗为“策”。我认为张旭所书“简”是对的。“玉简”即“玉版”，是道教神仙常用的文书称谓，与下句的“真文”相对仗。而“策”多用于世俗，未见道教有“玉策”之说。第六句“哥”字，流传版为“歌”。很显然应是“歌”字，是张旭写错了。第七句“虚驾千寻上”的“虚”字，流传版为“灵”字。从与下句“空香万里闻”的对仗来说，“虚”字显然更合适，同时也与《步虚词》的“步虚”有了照应。因此张旭写“虚”是对的。诗歌发展到南北朝，虽然还未出现成熟的律诗，但对仗、声律已很讲究了。像庾信这样著名的政治家和大诗人，作诗更是不会马虎的。
第三首诗，张旭写有标题：《谢灵运<王子晋讚>》：“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嘩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王子晋即王子乔，是道教传说中有名的一个成仙的人物。据说他是东周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能作凤鸣。他在伊水洛河之间遇到道士浮丘生（即此诗中的“浮丘公”），被浮丘生接到嵩山上，修炼了二十年，两人一起成仙升天。这首诗说的就是此事。张旭书写的这首五言诗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第六句是六个字，多了一个字，破坏了全诗的格律。中国的诗歌到了魏晋南北朝，不论是民歌还是文人创作，五个字一句的五言诗成了主要体裁，而且不杂入其他句式，很严格，唐朝盛行的五言律诗，南北朝时已呼之欲出。特别像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不可能写出这种“破体”的诗，闹那么大笑话的。那么，张旭书写的五言诗中出现了六字句这个现象怎么看呢？在后人缉的谢灵运诗集中无此诗，无法对校。今人试图通过断句从文义上去“圆”这个破缺。如有一种断句法作“区中实嘩嚣，喧既见，浮丘公”，这样一来更不通了。还有一种作“区中实嘩嚣，喧既见浮丘公”。这两种断句的共同之处是第六句都以“嚣”字作结，与前面的“年”、“天”和后面的“翻”字不押韵了，而且都破坏了全诗的格律，因此都不对，也都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张旭在书写时出了错，多写了一个“譁”字。原诗（不管它是否谢灵运所作）第六、第七句应该是‘区中实嚣喧。既见浮丘公’，这样一来，全诗都是五言，二、四、六、八句也都押韵了。为什么多写的是“譁”字而不是“嚣”字？因为“譁”专指声音，而“嚣”不光是指声音，是泛指喧闹，显然“譁”字不恰当，是多写的。
第四首诗《巗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讃》没有标明作者是谁，董其昌也定为谢灵运所作：“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過息巖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谢诗后人缉本中也无此首。这首诗的问题出在第六句。全诗押的是入声韵，第六句必须押韵。但是此诗第六句的“可”不是入声韵，不押韵。这是个大忌。不仅如此，“仙隐不别可”的意思也不通。这是个“硬伤”。谢灵运不可能犯此大忌，别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就也不会犯此大忌。怎么会出这样的错呢？我认为很简单，是张旭书写时出的错，他先写了“别”字，再写“可”字。原诗此句应为“仙隐不可别”。“别”字是入声，与前面的“绝”、“说”和后面的“哲”押韵，全句意思也通顺了。特别要指出的是，从此帖的墨迹看，“可”字的右上方标有一钩，很明显是张旭表示他把“可别”两个字的次序写颠倒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钩一直没有注意，没有理解它所表示的意思。
总起来说，张旭的这幅草书共写错了四处。这幅草书是张旭流传至今的唯一墨迹。张旭这几个写错之处和几个与流传版的不同之处，丝毫不影响他书法的崇高地位和艺术价值。不仅如此，它们还向后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信息。古代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差错，以讹传讹，甚至以讹为真，形成不同“版本”的情况，是常见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有一个版本作“黄沙远上白云间”。原诗应当是“黄沙远上白云间”。后人把“黄沙”改成“黄河”，以讹传讹、以讹为真地流传下来了。庾信和谢灵运的诗也有可能如此。而庾信的《步虚词》中，张旭写作“玉简”、“虚驾”，就可以订正流传版的“玉策”和“灵驾”之误。至于张旭把“歌”写成“哥”以及谢灵运诗中写错的两处，则也可印证历史上记载的张旭写草书时恣肆、狂放的状态。杜甫著名的诗作《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种状态下发生差错，是符合情理的。
（素材来自网搜）
【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