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意献张水部 朱庆余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酬朱庆余 张籍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这两首诗,是中唐诗人朱庆余和张籍之间的唱和,两诗分别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五和卷三百八十六。朱庆馀,字可久,以字行,闽中(今福建省)人,一作越州(今绍兴市)人。唐敬宗宝历二年(826)进士,秘书省校书郎,有《朱庆馀诗集》。张籍(约767——约830),唐代诗人。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祖籍苏州,先世移居和州。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曾任水部员外郎、国子监司业等职,世称张水部。朱庆余此诗的诗题即是《闺意献张水部》。张籍无需多做介绍,他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白居易曾称赞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其诗作关心现实,多用比兴、通俗浅白,但骨力深透。如《野老歌》、《节妇吟》、《秋思》皆传于乐章,流布人口。
对朱庆余,一般的读者可能知道的不多。他也是为颇为杰出的诗才,在唐代就很知名,曾被唐人张为选入《诗人主客图》,称其为“及门之人”。宋明清时期,其诗作也是诗话和文人创作经常提及和引用的:南宋洪迈在著名的笔记《容斋随笔》谈及“草堂”时,引用了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一流诗人的诗作,其中也提到朱庆余的“称著朱衣入草堂”(《容斋随笔》卷十)。清人杭世骏在《订讹类编》中,说到自己曾得许浑手书诗句“湘潭云尽暮烟出”,称赞其中“烟字”极妙,因而断定“是许之手笔无疑也。浅人妄改‘烟’作‘山’,无味”。其证据中就举朱庆余诗“浦迥湘烟暮,林香岳气春”为据,证明“始知改者之谬”。
由于诗中颇多佳句、精工粹美,所以常被后人用来集句或用作楹联。扬州萧村水厅绿云亭里有副对联,是集唐人诗句,上联就是朱庆余的“山深松翠冷”,下联是崔翘的“树密鸟声幽”(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在汤显祖著名传奇《牡丹亭》中第三十出,写杜丽娘的鬼魂与柳梦梅用唐人集句对诗,杜丽娘用的就是朱庆余“自然无迹又无尘”;柳梦梅对的则是令狐楚的“白日寻思夜梦频”。第三十七出《骇变》末的出场诗:“ 风吹不动顶垂丝。吟背春城出草迟,夜来风雨葬西施”。其中第二句“吟背春城出草迟”就是集自朱庆余的诗《寻僧》。
朱庆余不仅诗写得好,为人还十分机敏善于应对。清人独逸窝退士辑的《笑笑录》卷三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袁景文御史名凯,喜欢开玩笑。朱庆余和他是老朋友,有天骑着毛驴去拜望他。袁景文迎上前去作揖说:“朱庆余驴。”朱庆余迅速答道:“此畜生非驴,乃獬豸截去角耳。”袁景文故意舍去朱庆余与驴之间的动词,以此来打趣。朱庆余却就坡骑驴加以化解,暗示自己的高贵。獬豸,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上古神兽,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扬州古籍刊行社《笔记小说大观》)。
尤其是朱庆余同张籍一样多用比体,通俗浅白又辞意清新,描写细致,如其绝句:“大堤杨柳雨沉沉,万缕千条惹恨深。飞絮满天人去远,东风无力系春心”(胡震亨《唐音统签》卷八四六),亦是托物喻人、借景写心,意蕴深沉。其《望早日》“才分天地色,便禁虎狼心”五代人王玄认为“此比明主在上,小人藏也”(《诗中旨格》)。《早梅》:“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王玄认为是“劲健曰力”(《诗中旨格》)。他的《宫词》:“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比起同时代王建著名的《宫词》,也并不逊色。正因为如此,他受到前辈著名诗人张籍的赏识和推重,李昉在《太平广记》卷199中还具体记载了张籍指教朱庆余诗作和朱中举的具体经过:
中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沈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于四海内矣。
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九,清人皮锡瑞《经学通论》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朱庆余和张籍这两首诗皆是比体,辞意清新又曲折委婉。朱庆余此诗又名《近试献张水部》,是在临近科举考试前写给张籍的。朱庆余为何在会试前奉上此诗,又以“闺意”为题,这与当时士人“行卷”风气有关。中国的科举制度,虽产生于唐,但到宋代始完备。为防止作弊,除了有主考官、副主考官、审议官集中封闭式阅卷外阅卷和逐层把关外,还有“弥封”、“誊录”诸制度。所谓“弥封”就是把考试人的姓名弥封,让阅卷官不知是何人试卷;所谓“誊录”,就是由抄写人员按统一字体将考生的试卷誊录一遍,阅卷官审阅的是经过誊录的试卷,以防阅卷人员认出笔迹作弊。这也是今天“宋体”的来源。这些方法,大多还被今日的“高考”、“公务员考试”沿用着。但唐代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本人在考试中展露的才华固然重要,但有人赏识推荐更为重要。而且赏识推荐你的官员名士官阶越高、名气越大,你中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名次也就越有可能置前。大诗人杜甫考了数次都没有中举,不知是否与无得力人推荐有关,但王维在省试中中头名解元、会试中又中头名状元确实于此有关。宋人计有功的《唐才子传》对此经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右拾遗,迁给事中。
这段的意思是说王维很聪明,九岁就能写文章,书法又很好,又懂音乐能作曲,因而受到玄宗的弟弟岐王李隆范(后改名李范)的赏识。岐王有天对王维说:“你把你诗作中一些清丽激越者选几篇,谱成琵琶曲,我俩一道去拜访九公主。”所谓九公主,是玄宗最宠爱的妹妹玉真公主,排行老九,喜爱音乐,好佛老,曾代玄宗出家为女冠。拜见玉真公主后,王维在乐工队中表演琵琶独奏,乐声十分悦耳。玉真公主问:“这是什么曲子?”王维回答说:“名曰《郁轮袍》。”说着便拿出载有这几支曲的诗卷。玉真公主看后大惊,说:“这都是我平日爱诵的几首诗啊,还以为是古人的作品,原来是阁下的大作呀!”于是请王维上座,说,今年省试如果能得到你这样的才子作为头名解元,也是京兆地区的荣幸了。于是,努力推荐王维为京兆解元。开元十九年,王维参加会试,又得了个头名状元。提拔为右拾遗,后又升为给事中。
但是,如何才能得到权贵和名士的引荐呢,不是个个人都有岐王来搭桥的,得靠自己去奔走、自我推荐,当时叫“干谒”。杜甫在说到当年干谒之苦时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即使是权贵或名士接见了,如何引起对方的关注呢?自然不能凭空夸说,对方会不相信;更不能像今天这样送钱、送卡、送美女,这这种公开的贿赂对方很难接受,甚至会引起反感。当时的文人最大的可能是像和白居易那样,奉上自己的诗文引起对方的赏识,这就叫做“行卷”。王维是这样,同时代的白居易是这样,同时代的朱庆余也是这样,这就是李昉在《太平广记》卷中所说的“庆余新旧篇什数通”,朱庆余把自己的全部诗作都呈给赏识自己的张籍。平日靠行卷获得名诗人张籍的赏识和推荐,以致“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但是否中主考官质之意呢?朱庆余心中很是忐忑,于是便有了这首《近试献张水部》,向张籍表达自己的疑虑。自然也有希望张籍向主考官关说的言外之意。张籍事后有没有向有司关说,于史无征,但张籍的和诗《酬朱庆馀》对扩大朱庆余的影响乃至帮助他进士及第,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云:“中朝盛时,名重之贤,指顾即能置人羽翼。朱庆余之赴举也,张水部一为其发卷于司文,遂登第也”,可做作证。
当然,朱庆余的这首干谒诗写的确实是好,充分证明了朱庆余的才华。朱庆余在临近科考之际向张籍表露自己的担心:自己的作品不知能否让主考中意。作为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试前表露出特有的不安和期待,这是举子们的正常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朱庆余偏偏不是直接袒露而是采用比体,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将一位士人对自己人生前途的期待比喻成一位新妇对今后家庭和谐幸福的期待,使“干谒”这种屈己而求人的政治行为变得风情万种,婉曲而绵长。诗人选择的时间是新婚夜后的第二天清晨,新妇在通夜高烧的红烛下梳妆打扮,准备去拜见公婆(舅姑)。古代风俗,头一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清早新妇才拜见舅姑。此诗的妙处在于诗人细致地描写了此时此地她微妙的心理状态。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公婆的好恶,将决定自己今后在家中的处境乃至命运。但公婆的爱好自己又不了解,自己的装扮、言行不知能不能中公婆的意。同为中唐诗人的王建有首《新嫁娘词》:“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位新妇很聪明,不知婆婆的饮食习惯,先征求小姑的意见。但朱庆余这首诗中的新妇似乎更聪明,他直接问自己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因为作为公婆的儿子,既能像小姑一样知悉自己父母的脾性,还能与自己同心,会将实情相告。如果是小姑,就不一定那么可靠了。至于“妆罢低声问夫婿”,这句情态描写,更能显现出新妇的温婉和新婚的羞涩。
当然,“闺意”和“本意”也有可比性。应进士科举,对当时的士人来说,和女人出嫁一样都是终身大事。如果考取了,就有非常广阔的前途,反之,就可能蹭蹬一辈子。这也正如一个女子嫁到人家,如果得到丈夫和公婆的喜爱,她的地位就稳定了,处境就顺当了,否则,日子就很不好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钗头凤》中路由的妻子唐婉,皆是因婆婆不喜欢而遭休弃的。诗人的比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使用的有非常巧妙和契合,自然会得到张籍的赏识和推重。
由于朱的赠诗用比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也用比体,巧妙而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是对朱庆馀的品德文章作了肯定,然后回答了他的疑问,为朱庆余在考前鼓劲打气。诗的前两句,是说朱庆余德才兼备,文章写得好,居然还不自信。越地出美女,而朱庆余恰好又是越州人,所以这个比喻更为贴切作者把朱庆馀比做一个刚刚经过修饰打扮,从清澈明净,风景优美的鉴湖中走出来的采菱女。“自知明艳更沉吟”,表面上是说采菱女自己也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但因过分爱美,却又自我思量起来,实则是说朱庆馀虽然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文章不错,但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考官的赏识。诗的后两句,紧扣“更沉吟”三个字,针对朱庆馀的疑虑,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齐纨未足人间贵”,“齐纨”,齐地产的白色细绢,异常精美,自古有名。这句表面是说,尽管有许多别的姑娘身上穿着齐地出产的精美绸缎做成的衣服,却并不值得世人看重。“齐纨”,在这里比喻表面的、花哨的东西。整句是说,表面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并不值得看重,言外之意是,朱庆馀并不是一个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人。便自然引出最后一句“一曲菱歌敌万金”。乐府古题有《采菱曲》,以此为题创作者甚多。在这里,作者用“菱歌”比朱庆馀的文章。这句紧承前句,说朱庆馀的文章写得好,很有价值,作者本人非常赏识,榜上有名是没有问题的。两句结合起来,作者除回答了朱庆余的疑问以外,还肯定了朱庆余的德行文章,说明朱庆馀不是一个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人。同时也流露出了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自然,作者喜欢奖掖后进、爱惜人才的品质也表现得非常充分。两诗酬唱,珠联璧合,异曲同工,成为诗坛上广为流传的佳话。
这次考试,朱庆余果然中了进士。张籍闻讯后非常高兴,写了一首《喜起放榜》,诗云:“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榜,百千万里尽传名。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唐诗纪事》卷59)张籍诗中说的是中榜的二十八名进士,但心中恐怕主要是为朱庆余而放歌吧!
其实,张籍本身就是位比体诗的高手,朱庆余的比体诗写法说不定就源于张籍,宋人计有功就认为:很多人学习张籍诗风,惟朱庆余得其真传,“沿流而下,有任蕃、陈标、章孝标、司空图,咸及门焉”。(《唐诗纪事》卷49)。张籍的比体诗代表作就是那首《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首诗还有一个诗题为《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司空师道即是李师道,是当时的藩镇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所以称为李司空。东平即今山东省东平县,当时平卢淄青节度使使府所在地。中唐政治有三大弊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则是当时藩镇中最强悍者之一。为了对抗中央,藩镇不仅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且拉拢罗致名士,树立自己的政治声誉。所以当时一些忠贞于唐王朝的士大夫对此都很警觉。韩愈就写过一篇很著名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就是委婉劝告友人董邵南不要去投靠河北藩镇。张籍是韩门弟子,主张统一、反对割据的政治主张与老师完全一致。当时张籍在朝廷并不得意:他于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及第后并未授官。直到七年后的宪宗元和元年(806)才调补太常寺太祝,仅为最低等级的九品官。十一年后才转国子监助教。此时已年过五十,又患眼疾,贫病交加,连他的好友都为他抱不平:“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如何逾五十,官小身贱贫。”李师道正是瞅准这一点乘机想拉拢他到藩镇去效力。但张籍却拒绝了李的拉拢,不仅表现了自己忠于唐王朝、坚持统一、反对割据的政治立场,也显现了自己贫贱不能移的品格操守。但李师道是朝廷命官,有朝廷特许的任命属官之权,而且礼聘张籍的理由也很堂皇,你无法严词拒绝或揭露其歹心。因此,就像他的老师韩愈,只能委婉地劝告董邵南不要去河北为藩镇效劳一样,张籍在诗中将自己比喻成一位“事夫誓拟同生死”的节妇,不愿背叛朝廷而去东平。其中“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是说你明知我有夫,还要对我用情,这非礼法之士所为,其中含暗讽之意。但话锋一转,又“感君缠绵意”,将对方赠送的明珠“系在红罗襦”,是说自己以为对方的情谊所感动。接着话锋再转:“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这里用汉乐府《羽林郎》和《陌上桑》中酒家胡和罗敷拒绝对方调戏的话语,来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最后四句,又把前面的话锋转折又再重复一次:“知君用心如日月”是为对方的情谊所感动,“事夫誓拟同生死”是坚贞表白,“还君明珠”是坚贞表白,“双泪垂”和“恨不相逢未嫁时”又是感谢对方情谊,婉转再拒。全诗就在这“感谢”——“拒绝”的反复迭唱中结束。因此这首诗不仅好在用比体,更好在无限波澜。曲折尽情。如果说,张籍为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所感动的话,后人更为张籍这首《节妇吟》的操守和手法所感动。
赠婢 崔郊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对于崔郊,我们知道的很少,只知道他是中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的秀才,这首诗收录在《全唐诗》中,但也仅此一首。
这个故事的背景记载在唐代范摅所作的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议》(卷上)“于頔”之中。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五六)、王谠《唐语林》“豪爽”也有类似的记载:
唐代一个叫崔郊的读书人,住在汉水边上一个穷县内。为人擅长文艺,性情随意、不拘礼法,跟他姑姑的婢女私通,和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差不多。(《晋书·阮咸传》:“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驴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这位婢女长得端庄秀丽,歌舞弹唱都颇精通,可以说是汉南一带最美的姑娘。崔郊的姑姑家境不好,把这个婢女卖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于頔非常喜欢这个婢女,以为她很像唐人传奇《无双传》中的无双,备加宠爱。给钱四十万枚。崔郊对这位姑娘思念不已,经常在于頔府附近徘徊,,盼望能见到一面。寒食节这位姑娘那天果然出了门,崔郊等在柳树下,两个相见,哭泣不已,指山河为誓要终生相爱。临别崔郊赠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有人嫉妒崔郊这段爱情,就把这首诗写下来,贴在厅壁里。于頔看到这首诗,叫人把崔郊召到府上,左右的人猜不出他的用意,崔郊也提心吊胆,但逃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前往。于頔见了崔郊,握着他的手说:“‘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肖郎是路人’是先生写的呀?四十万是笔小钱,哪能劳得上大驾写上这首诗呢!为何不早点告诉我?”随即命令这位姑娘随崔郊同归,并且赠送了很丰厚的妆奁,让崔郊小富了一把。
于頔干这类事情还不止一回,范摅的《云溪友议》还载有另一个相近的故事:
当初,有人从零陵回来对于頔说,他在任职零陵的戎昱家的酒席上看到了一个歌唱得很漂亮的女子。于頔随即下令召这位歌姬前来,戎昱官小不敢抗命,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只好将那位歌姬送到山南东道节度使府。于頔叫她唱歌,那女子便唱道:“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这歌词是戎昱写的,所弹乐器,也是戎昱所赠。于頔说:“唉,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为后世楷模,岂能夺人所爱,为自己来玩乐?”于是,将这位歌姬遣回,并赠给很丰厚的礼品,由亲自写信向戎昱道歉。戎昱(744—800)荆州(今湖北江陵)人,进士出身,曾任侍御史。后贬为辰州刺史、虔州刺史。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流寓桂州而终。戎昱是中唐时代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代表作有《塞下曲》、《桂州腊夜》等。艺术风格以沉郁为主,兼有雄放、哀婉、清新的特色。胡震亨曾称赞说:“戎昱之于杜甫,尤其著者。”(《唐音癸签》卷三十六)于頔大概也是欣赏戎昱的才华,才开恩放还歌姬的。
其实,史书上所载的于頔又是一个很跋扈的一个藩镇将领,颇类民国时期的山东军阀韩复渠。在他身上既有予取予夺的专横和任性,又有与重才爱士、器局大度、乐于助人的另一面。《新唐书·于頔传》等有关史料中记载了他的这种多重性格:“于頔字允元,行二十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始以门荫补千牛,调授华阴尉。唐德宗建中四年(783)以摄监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迁司门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入蕃计会使。历长安令、驾部郎中。贞元七年(791)出为湖州刺史,有政声。贞元十年改苏州刺史,十二年入为大理卿,十三年拜陕虢观察使,十四年移镇山南东道。宪宗元和三年入觐,九月拜相。累迁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封燕国公。但其骄横又是天下闻名天下所闻,故人称不遵法度的节度使为然,以市声名,虽有政绩,然益横暴。”他的骄横为天下所闻,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俨然专有汉南之地,凌上威下,骄横不法,时人称之为‘襄样节度’”(即襄州样式的节度使,山南东道使府在襄州,即今湖北襄阳市)。任上曾诬奏邓州刺史元洪贪赃,朝廷只好判元洪流放端州。行至枣阳县(今属湖北),他又派部下兵丁将元洪劫到襄州拘留。又上表说对元洪处刑太重了。对这种出尔反尔行为,朝廷也毫无办法。德宗只好重新下旨任命元洪为吉州长史,搞得朝廷毫无威信可言。他的部属使府判官薛正伦死了,他命令士兵将其住宅围起来,强抢薛的女儿去做儿媳妇。但另一面,施政又颇有政绩,尤其是善待士人借以买名,与诗僧皎然等人酬唱,韩愈也曾持奉书拜见过他,求其援引。范摅的《云溪友议》、王谠《唐语林》还记载有他的豪爽、为人大度几件事。
一件是说金州刺史郑太穆,有次写信给他。信写得狂傲无礼,不像个下级郡守对待节度使应有的态度。信中说:“阁下如南海的大鹏鸟,又像是中天之砥柱,腾飞起来日月都会被遮掩;煽动翅膀,山岳也要为之倾倒。你是皇上的重臣,各地官员的楷模。可我郑太穆一家二百多口人,分住在东西两京,挨饿受冻。我管理的地盘小,薪俸少,靠节衣缩食过日子。现在,请你给我一千贯钱、一千疋绢、一千两银子、一千石米。再给我十名女婢、十名男仆。”并且在信上说:“这点东西对于你,不过是千树之一叶,但这一叶对于我,足以遮荫;对于你,又如大海的几滴水,对我,那就是一片大泽了。”大概是马屁拍的好,文辞也漂亮。于頔读信后,没有对他的无理之求有丝毫惊讶,反而吩咐左右:“现在军费开支很大,郑太穆要的东西,不能全给,依次各给一半。”当时庐山又有一个叫符戴的道士,差一个童子持信到于頔那里去,要求给钱一百万,把庐山买下来。此举实属狂放。况且自己仅为一个道士,对方是一路诸侯,又是如此巨额钱款,自己不上门亲自陈情,仅派一童子持信前往索取,也是对对方的极大不尊重。但于頔却毫不为意,不但如数拨给,另外还赠给纸墨、布帛。
《云溪友议》的作者范摅在记载上述这几则故事后感叹说:“晋朝王敦把乐伎送给士兵、隋朝杨素送还赵德言的妻子乐昌公主,都是不贪财、不爱色的榜样,这是少有的,被称为雅谈。但历代做宰辅的人,没有超越于頔这种大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