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被当成了‘纸老虎’？”2013年11月下旬，美军飞机在未事先通报的情况下飞入中国防空识别区，英国记者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抛出了这个问题。
对此笔者（朝日新闻记者）苦笑一下。比起军事上是否被当成“纸老虎”，笔者对于中国国内社会福利方面所反映出的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相符的“纸老虎”状态更有体会。这些体会源自日常的采访。为了不被中国对外表现出的吓人模样所迷惑，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中国国内的问题。
发达国家50年代的水平
年均309元。这是中国农民每年可享受的政府医疗保险金额，政府财政支出（250元）加上个人每月缴费的总额。还有一个数值，每月55元——这是中央政府支付给60岁以上农民的基本养老金。在此基础上，加上各自地方政府的补助金，农民每月能够获得的养老金最多也只有100元左右。仅相当于一条廉价香烟的价钱。
作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保持8%左右增长率的“经济大国”，中央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年均基本养老金从2009年农村养老金制度建立以来就没有增长过。与之相对的，国家公务员则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长期享受公费医疗，公务员无需个人缴纳养老金就可以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对比之鲜明更加凸显了农村福利的冷遇。
“仅有一成。”从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朱俊生面对记者采访时，对中国的社会保障费用所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之低表示愤慨。他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仅相当于发达国家50年代的水平，“政府不该只顾经济建设，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政策。”
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政府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费用约占财政支出的1%。医疗保险的财源“医疗卫生”费用占财政支出的6%。这其中还包括了对自然灾害受灾者及退伍军人的援助，公立医院的经费等名目繁多的项目。因此，真正用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资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仅有一小部分。
家财散尽，抗癌治疗被迫中断
中国政府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实施面向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随着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始终处于社会发展边缘的农村，相继爆发了抗议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实施福利政策来避免社会不稳定。该制度开始后数年，政府称居民的加入率都接近100%，自诩为“实现了全民保险”。
然而，制度的内容不完善，并未能充分发挥其“安全网”的作用。
四川省自贡市曹房村的农民王维新（35岁）今年1月被迫中断了长子王子豪（5岁）的抗癌治疗。小子豪因患视网膜癌而双目失明，手术后留在北京继续治疗，然而后期治疗仅持续了10个月就因经济问题被迫中止。“我们已经没钱了。要是有人买，就是要我卖手卖脚我也甘愿。我需要钱啊。”采访过程中，王维新泣不成声。
因视网膜癌而双目失明的王子豪
王家全家的月收入约2千元，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跟村里的每家都借过钱。前前后后已经花了40万，如今已经没有地方能再借钱给他了。
中国的农民医疗保险的保险基本金约8成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其余部分由加入者个人承担。王家当年也是每年每人缴纳了50元，所以医疗费的大部分都应该由医疗保险来支付。然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前年通知王维新，“地方财政困难，医疗费的个人承担比例上调了。”
医疗费的个人承担比例并非全国统一，而是根据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独自制定。医保给报销的医疗费上限为各地平均年收入的8倍，最低为6万元。在这一规定下，在财政充足的北京市，市民最高可报销18万元，上海市可报销20万元。而与此相对，农民的平均收入仅为城市居民的3成（年均7900元），制度上的差别对待显而易见。
小子豪的治疗费中，医保能给报销的部分仅占总费用的六分之一。采访中，王维新愤慨地告诉记者，“这么不公平，孩子太可怜了。”
先进医疗 农民可望不可及
制度上还有一处对地方农民十分不利的内容。北京某综合医院内聚集了大量地方上来的农民，这些农民大多没有能力支付超出政府医疗保险报销部分之外的治疗费用。而这家医院因与慈善机构合作，如果在该医院就医的话，患者的部分治疗费可以由慈善机构代出。所以消息口口相传，很多农民都闻讯前来就诊。
中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农民一旦离开户籍所在地的省份或自治区，到大城市接受治疗，其医疗费中个人负担比率就会成倍增长。虽说该制度初衷是“防止轻度病症患者过度占用大城市的先进医疗资源”（卫生部的研究组语），但对于医疗水平偏低的内陆地区的农民而言，大城市里的先进医疗服务至今依旧遥不可及。
在北京某医院接受治疗的母子
该综合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北京市户口的儿童可免费享受的同等医疗救治，市外农村户口的儿童则需要个人承担7到10成的医疗费。“需要接受长期治疗的农民几乎都苦于费用问题”。
截至2012年，中国的农民人口（农村户籍）约有6亿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今后，每年将有近500万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有专家指出，“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农民的基本养老金需达到年收入的45%（3500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疗费用的增加势必给财政带来潜在压力。中国政府努力维持高度经济增长，不断扩大财政收入的最大原因也正在于此。
记者还想介绍另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2012年秋季日中关系因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骤然紧张，各地相继爆发反日游行。两个月后，中国召开十八大。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前，《环球时报》的调查机构公布了一项全国舆论调查。调查共收集18岁以上成年公民有效回答1200份。其中，关于“今后5至10年中国的主要目标”（单选）一问，有32.4%的回答选择“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20.7%的回答为“发展经济和建设现代化强国”，仅12.7%的人选择了被视为与尖阁问题有关的“维持国防和统一”。可以解读为，相比超过10%的军费开支增长，大多数国民更期待稳定的生活和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
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后，记者曾就此举对今后日中关系的影响采访了中国政府智库的某学者。该学者列举了2012年的反日游行，担忧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当记者问到:“相比领土问题，国民其实更关心自己的生活吧？”这位学者沉默片刻后回答说，“国民关注的内容，日中两国都是一样的吧。”
石田耕一郎《朝日新闻》 2014.01.13
作者简介:
朝日新闻社沈阳支局长。1997年入社。先后任职于金泽支局、神户支局、大阪和东京总社的社会部。曾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