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制，向来严管言论出版，立场观点“不正确”的不能公诸于众。中国文化又有因人废言的传统。不仅官方代有规定，民间也多不愿给“罪人”出书、士子不屑读“坏人”的作品等等。当然，所涉作者和书目各个朝代不同。那是因为政治标准、道德观念无常。以致“历代禁书目录”所收书目也在删减增添。无需史家探微索隐做学问需要搜罗禁书，读者本能的好奇心理，早使“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了人生一大乐事。
被禁的书大致有伤风败俗的风月小说和政治立场不宜的论著和回忆录；结束了政治生命的“历史罪人”的著作也在此列。虽然朝野提倡“百花齐放”，古代也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训。但是，禁什么书、禁谁的书从未含糊过。哪怕目前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还是禁书不断。比如近期的《李鹏六四日记》、前几年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何方的《党史笔记》、陳碧蘭的《早期中共与托派》等等都不能在大陆出版。
幸而禁止印行只能限于国内，拜“一国两制”之赐，香港就能公布售卖。买来一读，发现比国内官方出版物中叙述同一时期、同样事件的“正史”有意思得多。看书吗，有官方文献比照，说法有异、角度不同、立意独到、有所披露，自然吸引读者。至于正确与否、真实几分，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分辨的。反正完全正确与真实根本不可能，能让读者在阅读时，有“前所未闻、有此一说……”的享受到就行了。
读禁书的乐趣全在公开印行之同样题材作品的参照。这里主要是指政治和历史类。据说国内有规定：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谁能写、怎么写、写多少……有中宣部、党史研究等机构管理。禁书由此产生，犯忌的乐趣也就由此产生了。未经审查者斧钺的文章，行文也不那么呆板官腔，文字多半比较活泼、甚至挟带故事乃至戏剧情情节呢。然而，需得先看过官样文章，至少是熟知官方立场者，才能从禁止印行的书籍、文章中看出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乐趣。就像某种特权，旁人享受不到。
比如《李鹏六四日记》，八零后恐怕就没有几人能看出兴趣。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八九民运”、“六四屠城”，无从与以往的说法对比，而这个对比涉及三个大方面：大陆官方的说法（比较一致）、海外民运（版本不一）而李鹏几乎独家提供了那个历史事件的一个版本。能把《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自述》读得津津有味的，年纪可能得更大才行-----年青人看到把常识“真理标准”讨论得硝烟弥漫、只能哑然失笑吧？能在何方和陳碧蘭的书里读出趣味，大概非五零以远者不办，难为他们需要拨乱反正。而生活在资讯自由地区的人、在作跨文化、跨国度研究时，得先补课、看大量注释说明才能明白禁书的意义，就此少了一大“人生乐事”。
还有一类书是因人而禁的。比如抗战中的汉奸，上迄陈公博、周佛海，下至金雄白、胡兰成。这些人的著述中，陈公博的《苦笑录》、周佛海的《往矣集》等应为早期国民党和民国史研究者之必读；陈公博、金雄白和胡兰成关于“和平运动”的叙述，也是抗战史、民族文化史重要资料，看看何妨。查禁他们的理由除去他们“历史罪人”的身份外，恐怕还有一条：就像法官不得与嫌犯交往，怕被他们的花言巧语引起同情。禁了这些人的作品，连带地、胡兰成氏生花妙笔写就的人生见解、历史诠释……也淹没无闻了很多年。
平时一提禁书，人们首先想到恐怕是《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之类。这样的书一翻可知禁在哪里。后来社会容忍度提高或曰需求多元，昔日的情色已经登堂入室跻身艺术殿堂，这些书早已走出地下，大卖特卖。还成了研究对象、今人典范。看来，标准决定价值。依此类推，谁能否认若干年后，政局变化到某个程度，那些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不会被奉为信史的一部分呢。
其实，禁书之举颇有“放水”之嫌。历代私刻、盗版禁书一向是书商生意的大宗。真正好看的禁书其实不多，比较多见的情形是：官方一禁，作者出名、商家赚钱、读者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