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韩国海难，在韩国国内引起了对教育的反思。一些人提出，听话的好孩子大多因为老老实实呆着不动而遇难，“不听话”的反而获救，这说明，韩国的学生需要更多的“critical thinking”。熟悉美国教育的人都知道，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宗旨都阐明要鼓励学生的“critical thinking”。但问题又来了，在韩国语言和文化中，和在中文中一样，假如把critical thinking 翻译为“批判性思考”，其含义和在英文中的原意已经产生了差异，因为在韩国语言和文化中， “批判”是个很重，也很负面的词，和其教育中强调的教师/长辈的权威和学生的服从尤其格格不入。这个问题在中文当中也同样存在。中国人对“批判”这个词的理解，不但同样觉得很严重，尤其不适用于大中学教育，还容易引发对于文革中这个词被滥用的负面记忆: “大批判”， “集中火力批判”…… 因为 “批判” 在中国意味着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粗暴的绝对否定。
对“批判”的这种理解，已经影响了一般人的认识。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在中国人一眼看来，似乎觉得康德在贴大字报。事实上，康德所做的，只是质疑“唯理论”的同时，摒弃“怀疑论”，重新“探讨，考虑，分析，审察人的认识能力，指出它有一个不能超越的范围和界限。这就是康德使用‘批判’一词和把他的哲学叫做‘批判哲学’的缘故。”（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康德述评》，50-51页。）在这一意义上，“批判”意味着对既有的理论和阐释进行理性和缜密的挑战，批评和分析之后，提出替代性方案。它本质上是精密复杂，而又是积极和建设性的。
在教育中真正贯彻“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去除“批判”这个词在东亚文化环境中的负面内涵，认识到“critical thinking”的本意不是进行非黑即白，居高临下的否定和指控，而是保持一种质疑的精神。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命题，一套话语，或一个指令到了你的面前，你有权力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怀疑和思考，而这一思考过程并不意味着，也并一定导致全盘推翻。比如，在我在美国教授“中国妇女和革命”这堂课的时候，就试图引导本科生对两套话语进行critical thinking：1，中国官方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妇女获得解放的叙述；2，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真正解放妇女，反而造成新的奴役。一个学期的阅读，思考和讨论的结果是一些学生基本倾向于对两套话语都持怀疑和分析的态度，并发展出自己的看法：现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应该放在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现代转化的特殊语境中探讨，不论是共产主义革命者，还是晚清到民国时期非共产主义的女权活动家都对妇女的empowerment （增强和扩充权力及自主） 起到了推进作用，而这一过程还在持续进行。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妇女发展的进步，也不必全盘接受中国官方的宣传，但又要思考它们中合理的部分。在这里，critical thinking 意味着对既有的理论和说辞持一种有限的接受和有限的怀疑的态度。
回到韩国海难带给人们的思考，我以为，critical thinking 或许就翻译为“独立思考”在东亚语境中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而且不容易引起误解和歧义。习惯“独立思考”的孩子在紧急情况下不会把命令—不论来自谁---当成至高无上的天条，而会运用自己的理性作出符合常理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