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
最早接触严泉的时候，是他几年前给我寄过来一本书——《失败的遗产》，讲的是民国的国会制宪，当时受益匪浅。我在2008年写《钦定宪法大纲》100周年纪念文的时候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资料。现在读他这本介绍民国国会的书，我觉得很有意思。民国的国会政治比现在有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正儿八经，讲话一点也不好玩，而民国政治就很“好玩”，因为它把人性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所以有趣。
中国人对历史一直非常重视，都说“以史为鉴”。除了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历史是我们评价一个体制的依据。怎么评价现在的体制？其实任何评价都不是抽象的，都得有一个参照系，参照就得比较。有横向比较，有纵向比较。横向是跟其他国家比，但是这种比较往往不太好比。今天拿西方和中国比较，我们发明了很多托词——“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国情”……总以为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跟别人不一样，不好比。
和别人不好比，和自己的过去总可以比吧？我们时常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未来还没有发生，是不靠谱的，但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明摆在那里。维护现体制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以前说得一片漆黑，把现在说得一片光明。1949年某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了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好像我们就真的站起来了，好像近代以来的那些“丰功伟绩”，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到工业的高速发展，都是1949年以后的成就。1949年以前有什么？有的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交易。我们对民国政治的了解，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词汇就是“贿选”、“打架”、“腐败”、“幕后交易”。其实，同样的词汇也在描绘着今天的台湾民主。所以，这么几十年，我们的党史基本上就做了这一件事。
但是，看看真实的民国史，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读读严泉书中的这些小故事就会发现，民国政治好得很！刚才张鸣兄从微观层面讲了一些具体事例。我想稍微拉远一点距离，宏观评价一下民国政治史。我可以这样讲，民国时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肮脏、最糟糕的那些，也远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有人说那时的议员经常打架，不文明。我不管他们打架出于什么动机，但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你见过有哪一级人大代表打架的吗？没有。因为犯不着那么激动——就是每年开个十来天会，让你坐在那里，好吃好喝，反正谁也不代表，打什么架呀？如果有一天有媒体报道说，有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打架了，那将标志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该举手的时候举手，该拍手的时候拍手，该按钮的时候按钮。和打架的民国议员比起来，你说你愿意选哪个？有人说现在台湾的立法院成何体统，被学生轻而易举就占了，这样的民主我们要它干嘛？但是，你想想25年前，我们的大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时发生了什么？和今天的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相比，你到底愿意选哪一个？
在历史上，民主其实不是一个无条件的褒义词。古希腊的时候，它更多是个贬义词。柏拉图对民主比较反感，因为他导师（被民众判死刑的苏格拉底）的关系，他是不看好民主。亚里士多德也是，他把政体分成了三种，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三种政体都有可能把事情做对，当把事做对的时候，民主就是这三个当中最差的一个，因为成本比较高；至少你要把议员选出来，这些人还要进行利益交换，还会出现诸如贿选打架这些事情。如果你能把君主制运行好，搞所谓的贤人政治，那么做同样的事情成本更低，甚至会比在民主制下做得更好。但问题是，你怎么保证统治者一定就是“贤人”呢？
至少从中国百年历史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而古希腊人认为，一旦公权受到滥用，君主制最厉害，民主制即便受到滥用，危害相对最小。既然公权必然会受到滥用，所以我认为在任何时候，最糟糕的民主也要比没有民主好，也要比专制好。中国几千年哪有什么选举啊？民国的时候能搞成那样，我觉得很不容易了。我们现在即便开始搞，也很可能远远不如他们。
民主有缺陷，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人性。我们之所以有政府，就是因为我们人性有缺陷；如果人性很完善，每个人都和神一样，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民主政府，同样也是因为我们的人性是不完善的，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掌控公权力的人能够自动“为人民服务”，一定要通过选举之类的机制保证他们对我们负责。一群不完善的人在一起搞事，怎么可能搞出一个很完善的东西出来呢？出错是必然的，不出错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硬要民主不出错的话，那就是要求这个国家的人都不是人，而是不会出错的神。
凡是由人运行的民主制度必然会一些不规范现象，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说美国。美国的民主原先是精英式的民主，1832－33年才开始发展出大众民主，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政党机器。因为民主由党魁控制，这当中自然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内战之后，南北双方分歧很大，南北代表坐在一起谈经常谈不拢，动手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美国国会开会，南部议员和北部议员吵架，后来休庭，休庭完之后继续开会。我忘记是南部还是北部，一个议员拿着一根棒球棍，一棍把他的对手击昏。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美国民主的水平。我们当然不主张诉诸暴力，但是如果议员们真的能在履行职务时动真格的，那也是一种尽责的表现，尽管方式并不可取。台湾议会经常打架，其实可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让选民认为自己很卖力，但这总比我们的人大代表一点选民的感觉都找不到要好。
说到贿选，美国原来也很普遍。20世纪之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可以说是贿选一片。因为最初的参议员都是由州议会派过去的，不是真正全民选举产生的。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州议会可能就一两百个人，很容易发生贿选。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改变选举制度，通过直选让整个州的全部选民去选那个州的两个参议员，再加上匿名选举。参议院贿选一下子就灭绝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不正常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有些当然只有通过民族素质的提升而逐步改善。
总之，一些所谓的民主有负面现象或者“闹剧”，并不说明我们就可以不要民主。民主的闹剧不可怕，因为如果没有民主的闹剧，那就必然会出现专制的悲剧。在过去几十年，甚至现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多少悲剧？过去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今天的孙志刚、唐福珍等制度受害者，我们都耳熟能详，无须赘述。在闹剧和悲剧之间如何选择，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常识。
现在跟民国相比，政治发展的空间小得多。从宪政发展的角度看，民国尤其是民初——北伐之前——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大一统被打破了，中央很弱。当然，这个是以军阀割据为代价，但是毕竟造就了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当时的宪政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卫方，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那个时候张鸣和严泉再来写民国史，或许会有细节上的些许不同。然而，这个过程到1928年的时候就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不愿意和军阀妥协，发动北伐统一中国，并实行高度的一党专政。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是宪政，但是宪政的希望几乎消失殆尽，差不多又回到了先秦的那个大一统时代。
不过中国这么几千年，虽然自秦以后号称大一统，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制的一种混合，有时候封建多一点，有时候集权多一点。国民党实行严格的一党专制，至少表面上比现在还厉害，全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那就是国民党，所以又回到了比较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即便北伐以后，也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中国宪政失败固然有内因，但是国际因素也很重要，日俄的罪过也不容小觑。先是苏俄拼命兜售马列，但是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可惜恰恰在这个时候，两个近邻各怀鬼胎，对中国产生了有害影响。1949年以后就不用说了，乃至到了今天并没有本质变化，在制度层面上发展空间可以说极小。
当然，即便是国民党实行了严格的一党专制，应该来说宪政还是有点希望的，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都是革命党，但还是有相当本质的不同。在制度发展的空间上看，民国要比今天强得多，当时的公民社会很强大，国家比较弱小。今天，我们失去了当年民国的很多条件。当然，我们也具备了一些他们不具备的条件，比如说互联网。当时他们如果有互联网的话，宪政早就成功了，不会等到今天。今天我们有互联网，但是在其他方面又缺失了很多，所以今后中国何去何从，我想取决于诸多因素之间的较量。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民国政治研究的意义，民国为我们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样本，告诉我们成功的宪政改革需要哪些政治与社会条件。
民国热除了民国本身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那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小型的民国样本在台湾。有些人把它当做中国未来的希望。实际上，我个人也有点这个情结。从中国历史来看，大致有两种过程。一个就是改朝换代，基本上是原地转圈——其实这才是revolution的本来含义，一点没有进步。所以西方人像黑格尔就说中国文明没有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革命。中国走出了历史循环，进入了直线式的“进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较乐观，认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但是很可惜，至少从宪政发展史来看，从清末到现在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说明革命“革”错了。
历史的走向基本上不会因为学术讨论而改变，但是从改良到革命确实是一个错误。当时不革命多好，即便革命了，没有北伐多好；和军阀谈出一部宪法，那才是真宪政。我认为今天在中国谈“军队国家化”，完全时空错位了，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什么时候是真命题呢？民国那个时候。因为各路军阀都有他们自己的军队，这个时候最需要军队“国家化”，然后再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来和平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孙中山不干，还是决定要革命。陈炯明成了要加害“国父”的罪人，其实是“孙大炮”没理。他临终前还在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其实就是指国民党未能大权独揽、一党专政。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采用苏俄这套模式。自由民主是别想成功的，什么活动都公开透明，别人派个卧底就把你搞定了。所以早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就走向了苏联模式，中共只是比他“大哥”更得苏共“真传”的小弟而已。
中国近代宪政就毁在革命手里，国共这两个革命党对于宪政的彻底沦陷都承担主要责任。当然，国民党相对来说责任轻一点，但他毕竟是始作俑者。从1987年起，我一直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情结，那就是中国的俗话，“解铃仍须系铃人。”宪政毁在两党相互残杀之中，也许只有两党重归于好才能重新启动。我是希望将来通过某种方式——虽然我现在还看不清这种方式，在某个时刻，国民党能够回来，国共两党能够实现真正的“第三次合作”，通过谈判把中国带上宪政之路。这是我的民国情结，或许也是某些社会人士的民国情结。如果得以实现，那么中国宪政的百年悲剧总算出现了喜剧性的转机。
关于集权和效率的关系，要注意一种信息扭曲，那就是集权国家一般都控制了新闻舆论，关于集权有助于增进效率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集权新闻机器自吹出来的结果。分权国家一般不控制宣传机器，各种丑闻都会被新闻揭露出来，所以看上去似乎很糟糕。你看我们教科书对民国的评价，哎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日子没法过！这是为什么中国千万不能乱，一搞民主就得乱！其实你看看民国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得相当不错，工业增长不比现在慢。当然，打仗肯定有代价，但这种代价是局部性的，当时中国并没有战火遍地，整体格局是健康的。
反过来，我们对“大饥荒”是怎么报道的？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上《人民日报》头条的仍然是一片“莺歌燕舞”，“亩产万斤”的报道随处可见。那个麦子长得喜人啊，把小孩放在上面都压不垮！毛泽东两次去郑州视察，在河南省委书记陪同下笑容可掬地视察大丰收，却不知离此只有300公里的信阳一个地方就已经饿死了百万人。当然，今天发生这么夸张的事情可能性不大，但我们对集权和分权的利弊权衡仍然是在信息扭曲的大背景下做出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此保持警惕，不能想当然，好像民主就非乱不可。没有民主，就稳定吗？看看现在北京的空气，今天还算可以——我们今天的要求已经很底线了，只要PM2.5不超200就谢天谢地，平时更糟糕的天气一年有多少？或者只能反过来问，一年当中PM2.5不超过100的有几天？为什么空气这么差？归根结底，中国空气、水资源、土地污染不是环境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对人民负责的“发展”政策造成的，最后让全民得病，把中国人真正变成“东亚病夫”。这种“稳定”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就冲着空气，在民国和现在之间，我选择民国！
民国政治确实不成熟，也许只属于民主政治的小学水平，但我们今天有没有进入民主的“幼儿园”阶段都是个问题。1950年代，国民党去了台湾还有地方选举，非党员当选市长的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今天有什么？中央层次搞不了民主，学一学国民党的“训政”，地方选举总可以试试吧？政府不愿意，但是公民不能没想法。对于公民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明白，再糟糕的民主也比没有民主好；不管存在什么瑕疵，民主先搞起来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