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本是个无关紧要的日子。它不过是官方的“排队日”，民间的“光棍节”，统统与我不搭界。那天中午，我照例给老烟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起话来照例是有气无力：“你弟弟……给我弄来了……白蛋白……等会儿还要……输血……”我照例安慰他：“这就好了，打完后就舒服了。”老烟似乎意犹未尽，还在电话那头“咿咿啊啊”。话语混着唾液，让我辨不出音节，我也只能发些“嗯嗯”“哼哼”的语助词。最后听他实在说不动了，便让他好好休息，随即挂上了电话。
老烟自4月份病倒以后，在发烧和便血的煎熬中，身体每况愈下。从社区医院转到西京医院，又从西京医院转回社区医院，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天挂吊瓶的生活，让老烟既无奈又无趣，多次萌生“早点走”的念头。没想到耗到5月下旬，上帝保佑，老烟居然好了！连主治大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医术有这等神奇。但老烟确实症状全无，既不发烧，又不便血，十天以后，顺利出院。
弟弟从安康找了一位民间神医，给爸爸开了几十副中药,进行调理。老烟最怕喝中药，整天叫苦不迭，不过他的气色越来越好，体重也迅速恢复。这神医确实不凡，不用“望闻问切”，只凭弟弟寄来的化验单便开方子。五年前，正是他治好了妈妈的乙肝，在我眼中，他简直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神医带话给老烟：“吃完我的药，你的病就会好起来。这期间要注意保养，不能感冒。”
老烟快活自在了一个半月，忽接子校通知：“工资上调，从去年起算，补发12000元。”真是否极泰来，好运不断，天上掉馅饼，躲都躲不开！老烟当即提出要请妈妈进城吃肯德鸡。其实吃鸡只是个借口，进城才是真实想法。老烟在家早呆烦了，现在有了这样充分的理由，怎能不加利用？
那天便成了老烟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自由日。他和妈妈吃完肯德鸡后，便到兴庆公园去玩。他像个刑满释放的囚犯，对着一花一鸟、一石一草都充满眷恋。走累了，他就坐在靠椅上，长久地注视着周围的景物和游人，似乎要把一切美好留在心中。直到很晚，他才在妈妈的一再劝告下，离开了兴庆公园。
回家后，老烟感到很乏，倒头便睡。半夜醒来，便觉得不对劲，鼻塞头痛。一测体温，37度5。他知道不好，赶紧吃感冒药，然而无济于事，体温持续升高，第二天便又住进了社区医院。我在北京知道此事，在电话里埋怨妈妈那天没拦着他出门。妈妈委屈地说：“我哪儿能拦得住他？再说他出门前好好的，天气也好好的，谁想回来就生病。”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这也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老烟去年摔伤以后，我就告诫他：“从今往后，你能不进城就别进城，能不出社区就别出社区。上帝一次次宽容你，一次次让你站起来。你可别一次次冒险，一次次考验他的仁慈。”然而老烟好了伤疤忘了疼，照样南来北往，东游西荡，谁的话也不听。
老烟8月下旬住院后，就再也没能出来。国庆期间，我得到病危通知，当即和妻子坐飞机回西安。见到老烟，觉得他气色尚可，不像行将就木之人。主治大夫在办公室对我说：“你父亲就两样病症，一是无名热，一是大便隐血。上回折腾两个月，我总算把他给治好了。这回可是有点不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病症却一再反复，并且不断加重。我怀疑他的肠道已经出现癌转移和溃疡，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造成大出血。昨天他一次出血就达300cc，现在通过禁食暂时控制住了，但情况还是很危险。你们考虑转院吧。这里只是二级医院，缺设备少药品，对于晚期癌症患者很难给予有效治疗。”
我回过头来和老烟商量，他却惨然一笑：“转院？往哪儿转？我在西京医院也不是没住过，又怎样呢？他们能有什么高招？病房乱哄哄的一堆人，睡也睡不好。我还得天天受气，看大夫脸色行事。这儿虽是小医院，可大夫护士对我都很关心。我一个人住单间，护工小王是个基督徒，照顾得也很周到。我这个状况，既不能开刀也不能做肠镜，只能靠打针吃药。西京医院若有什么灵丹妙药，还能藏到现在才掏出来？我心里很明白，大限将至，逃也逃不掉。再说我也不想逃了。我累了，不愿再做无谓挣扎了，就在这里了结残生罢了。我只有一个愿望：在我死的时候，有我的孩子陪在身边。”
我见老烟心意已决，便不再多劝。妈妈和弟弟也表示，应该尊重他的愿望。我和妻子在西安呆了一周，见老烟病情尚且稳定，便坐火车返京。临行那天上午，老烟找我单独谈了一个半小时，把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些隐秘告诉了我，其间几度泣不成声。我用录音笔录下来，回来后拷到电脑中，加密保存。
这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声音。
201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