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很快到了答辩阶段，貌似一切顺利。留校任教的手续办完，只等寒假一过，回到学校开始新的人生阶段。
回校的那一天是情人节，室友还没来，一个人冷冷清清。给导师打电话，他顿了顿，说：“有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时候，还能从导师口中出来什么样的“不好的消息”。他说我的有关武士道的论文出了问题，答辩评委中的一个C教授在学位评定会上提出来今年的硕士论文政治思想有问题，对于武士道没有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反映了学校在培养学术人才的时候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
学校如临大敌，校党委书记带着手下来系里了解情况。系主任坚决地说：“学生的论文，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找问题。可是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乱扣帽子，背书文字工作有害论。” 党委书记这时拿出教育部下发的《研究生培养章程》，翻开来，第一条：“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以政治思想为主，学术研究为辅。” 系主任在对我描述这一段的时候，满脸的愤慨和无奈。
谁能够想到，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上海！
系主任建议我去跟C教授谈谈，”他要你怎么改你就怎么改。“
去给C教授打电话，他说：”你那篇论文就是块破抹布，千疮百孔，没法改了。“
这一篇论文，得到过日本知名教授的悉心指点，小到遣词造句标点符号都一一订正。最后他给的评语是思路清晰资料详尽论证充分，我的导师为此大大骄傲了一阵。到了C教授的嘴里，就变成了一块补都没法补的破抹布。
倔强的我，在一个人大哭了几场之后，重新收拾资料，在寝室的阳台上摆了一张书桌一盏台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框架，重新写了一篇有关日本战国时期市民意识觉醒的论文。
C教授在表示了他的政治正确之后不久，为了得到一个日本右翼学者的资助，主持那个学者的演讲会。那个学者当时就炮轰中国没有民主自由，C教授还是面不改色地大肆吹捧。后来C教授争取系主任的位置未果，便拿了那个日本学者提供的资金常驻日本去了。
再也不想触碰这些”有害“的文字，不想做这样不能说真话的“学问”，也不想跟C教授这样的人做同事，我提出放弃留校的申请。
这一个举动，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