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问：你能介绍一下李洪志是如何对法轮功实施领导的吗？
答：1999年5月2日下午，李洪志在悉尼会见西文媒体记者时，有记者问：“你认为你自己是精神领袖吗？”李洪志不仅矢口否认法轮功有组织，而且否认自己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头目。他说：“不。我没有领导任何人，我身边只有我妻子、儿女。他们开会请我来给他们解答问题，不然的话儿，我平时和他们没有任何接触。”这完全是一派谎言。
李洪志除了用他的邪说对法轮功练习者实施精神控制外，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和纪律，尤其注意对辅导站站长和辅导员的选任、培训和管理，严密控制和操纵法轮功组织。他说：“ 辅导员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我说辅导员，你的责任不次于寺院中的那个住持。……我说在末法时期，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心性比和尚还要高。我说我的学员的心性比和尚高，那我们辅导员就比寺院中的那个住持、方丈要高。”（《法轮大法义解》）又说：“寺庙里修行的僧人，那一庙之长，称为住持、方丈，他是专修的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我们这个法也好，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你炼功站的辅导员和庙里的方丈、住持有什么区别？不是对大家要求高，确确实实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法轮大法义解》）
他规定：“我们辅导站的站长都是由我们研究会批准的，大多数都是我亲自任命的、指定的。”（《法轮大法义解》）又说：“辅导站的站长必须是参加过我办的学习班。听的越多领会越深，听的少的往往领会不深，甚至还有些东西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容易带偏。”（《法轮大法义解》）他还规定全国各地辅导站都要听从、执行他的决定。他说：“我不在的情况下，一切事宜均由我们法轮功研究会统一作出决定，统一带领大家修炼。以前研究会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经过我同意的，我就是在任何地方，他们作出什么决定也是通过电话、传真和我取得联系之后他们才作出的。还有一点，我也跟他们讲了，这也是对研究会本身的考验。看一看我不在的情况下，带领大家做得好与坏，这也是对他们的考验。……所以这里明确指出：我不在的情况下，研究会作出的决定，我们全国各地辅导站都要听从、执行。作为一个辅导员那就更责无旁贷了。”（《法轮大法义解》）全国的法轮功组织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要求新成立的辅导站要报“法轮大法研究会”或几个大的辅导站，省和大城市的辅导站要把本行政区内的辅导站都管起来。他说：“在辅导站的管理上，已经有明文规定，大家就是按这个规定去做的。成立辅导站也是有条件的，也对大家说了，把新的辅导站报北京（指“法轮大法研究会”——编者注）或几个大的辅导站，特别是省或大城市的辅导站，在它行政范围之内的，比如贵阳市辅导站，就要把贵州省负责起来，各个县的辅导站就要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如果一个一个地与北京取得联系，不一定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对大城市附近的各县也要管一管，便于他们开展工作，大家本着对法轮功负责，你不管，他随便去做，也不领会精神，实际搞偏了，这对法轮功是一个损失。再有像武汉这样大的辅导站，把附近几个省都管起来了，我想也挺好，他们的经验比较多，时间长了我也放心，他们对法的理解比较好，工作开展得也比较好。”（《法轮大法义解》）又说：“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指“法轮大法研究会”——编者注）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如果不能够独立注册，那就还象原来一样。”（“给北京老学员的指示”1998年12月25日）他还要“法轮大法研究会”争取向政府注册登记，以取得合法地位；如果不能争取到合法地位，他指示“法轮功”组织也要“象原来一样”继续从事非法活动。
从以上这些，人们可以看出，李洪志为了把法轮功邪教组织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尤其关注各地辅导站站长和辅导员的选任和培训。他不允许各地辅导站站长偏离他的规定，违背他的旨意，否则“见一个换一个，绝不能留下。”李洪志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通过法轮功邪教的组织系统得以实现的。
27、问：李洪志为什么要把不赞同“法轮大法”的人称为“魔”，它对控制法轮功练习者、维系李洪志的教主权威和法轮功组织起了什么作用？
答：李洪志为了推行他的迷信邪说，把一切不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以及社会制度、法律规范、伦理道德、思想观点等等，统统称为“魔”，并煽动法轮功练习者群起反对。这被李洪志称之为“护法”。在法轮功邪教组织内部，李洪志除要求法轮功练习者专一学法，用他的邪说“洗脑”、对法轮功练习者进行精神控制外，提出了谁怀疑、反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谁就是“魔”，用关于“魔”的邪说来恐吓、约束法轮功练习者。
李洪志说：“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悟。”（《转法轮（卷二）》）又说：“我们传正法要是没有人来反对，那才是怪事呢！正因为我给大家做这件事情，从我这儿遇到的麻烦和你们遇到的麻烦，都是阻碍这个法，不让人得法。人到了这一步了，要得法，那魔才不干呢，他要阻碍着你。……你要做这件事情，相辅相成地就要有一些魔要跟上。”（《法轮大法义解》）“法轮功”在长春汽车城传播时受阻，他认为是“魔”在破坏。他说：“大家可能知道那些魔吧，他们干扰得很厉害，那也就是魔了。……这个魔确实很大，他起到了一种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毁了一大批人，起到的作用已经超出了一般魔的作用了。这些事情很高层次也都知道，高级生命也都知道。”（《法轮大法义解》）他十分忌恨那些看清其骗人伎俩、站出来揭发他的人和因练法轮功致死的人。他说：“最不好辨别的就是这种魔，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它也来学法轮大法，也说法轮大法好，……然后他一下子死了，或者他一下子走向相反的路了，来破坏法轮大法。就是这种人是最不好辨别的，不好辨别破坏力就最大。”（《法轮大法义解》）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辛平”的文章：《反对伪科学警钟应当长呜——由﹤转法轮﹥一书引起的话题》以后，在“法轮功”组织内部引起一阵混乱。李洪志为了稳定“军心”，于1996年8月28日发了《大曝光》的“经文”。他说：“自从《光明日报》事件以后，直到目前，大法弟子人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有坚定实修的；有为大法名誉，直言上书的；有为不负责任的报导不平的；但也有在艰难形势下，不向内修，搞分裂的，加重了当前的形势的复杂；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顾大法的安定而传播小道不实的消息的，加重了乱法的因素；也有一部分各地的负责人，用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养成的看社会动态的不良习惯，来分析大法的形势，把各地区孤立的问题都联系在一起，认为出现了什么社会动向，还有意地传达给学员，虽然是有种种原因的，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破坏大法吗？更有甚者，带着魔性造谣生事，惟恐不乱。”（《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他教训法轮功练习者说：“我们就是叫那些修得不精进的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叫那些混事的表现出来，叫那些变相破坏的显露出来，叫真修弟子圆满。”（《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为了稳住阵脚，他在这篇“经文”中煽动练习者要不惜掉脑袋“护法”。他说：“有人怕，怕什么？弟子们哪！你们不是听我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时，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么样一目了然。”（《法轮佛法——精进要旨》）
他吓唬法轮功练习者，谁要破坏大法，不仅“无人保护你”，“魔也会取你性命”，“我们的护法神会把他杀掉”。他说：“如果有高层败坏的生命来干坏事，那么法本身就会动用我们护法神或其他高级生命把他销毁掉。如果是我们的弟子在干坏事，这个神来了，把人都杀掉，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法的威力真大，都不敢再给法制造麻烦了，你们也就无从修炼了。”（《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要知道有无数各个层次的护法神，他们的职责就是护法呀！而且魔也不会放过你呀！因为你过去世所欠下的业力是因为修正法而躲过了，一旦你降为常人了，无人保护你，魔也会取你性命的呀！就是求其他的佛、道、神保护也没有用，他们不会保护乱法的人。而且业力也会回到你身体上来。”（《法轮佛法——精进要旨》）
李洪志及其歪理邪说只允许盲目相信、盲目崇拜，是经不起理性推敲、经不起社会实践检验的，只好用“魔”论来做挡箭牌。他要用这套邪说，不仅对付外界对李洪志及其歪理邪说的批判，而且首先用它来维系法轮功邪教组织、对付内部的“叛逆者”的。仅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李洪志的迷信邪说有着极强的排他性、煽动性和破坏性。
三、法轮功邪教组织对法轮功练习者及其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
28、问：法轮功邪教组织对练习者及其家庭带来了严重危害，你能就这方面的事实做一些简要介绍吗？
答：李洪志以练功健身、提倡“真、善、忍”等为幌子和诱饵，吸引人们参加法轮功邪教组织。李洪志所宣扬的一套歪理邪说是彻头彻尾唯心论和新有神论，是一种精神毒品。没有鉴别力的人一旦痴迷上这些东西，就会失去自己做人的形象，使他们消沉、麻木，失去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放弃对人生现实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听任李洪志摆布的奴仆，甚至成为李洪志的牺牲品。许多人受李洪志迷信邪说的蛊惑，为追求“消业”、“开天目”、“得法轮”、“上层次”、“圆满升天”等，有病不治，或出现幻听、幻视、幻觉、妄想，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走上自残、自杀、自焚以及杀人的道路，给法轮功练习者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7家医疗机构收治的因修炼“法轮功”导致精神障碍的就有100多例。从北京的50多个病例来看，“诊断”一栏中填写的多为“练功所致精神障碍”、“练功诱发躁狂症”、“练功诱发抑郁症”、“练功所致情感精神障碍”等。“主要症状”一栏内，几乎都填有“幻听”、“幻视”、“幻触”等。而认为“肚子中有法轮转”、“感到有五六种有形物质附在身上”等附体感、被控制感、自认为“开天目”感的比例也不小。不同病例中都具有下列症状中至少一至两项：哭笑无常、拒食、意识不清、意识障碍、感知障碍、关系妄想、被害妄想、失眠、焦虑、坐立不安、自罪、自杀，甚至把包括父母在内的好心劝其停止修炼的人当作“魔”，加以肉体伤害，等等。截止2001年2月，全国已发现有651名法轮功练习者精神严重失常；144人致残；1660多人死于非命，其中239人自杀（1999年7月22日前136人，取缔“法轮功”组织后103人）；发生的杀人案件20余起，死亡14人；成千上万的家庭毁于一旦。
29、问：你能具体介绍一下因为相信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治病，而延误治疗的具体事例吗？
答：新疆农业大学副教授焦天嗣就是一例。1997年经人介绍，她练上了法轮功，随后竟迷上了“法轮大法”。她请人把李洪志《转法轮》一书中的“论语”以及其他所谓“警言”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还画了一幅牡丹百花图，并署上“法轮功弟子焦天嗣画”，挂在对面的墙上，以显示自己对李洪志的崇拜和恭敬。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净化心灵的方法，对李洪志和“法轮大法”坚信不疑，把全部心血和诚意都用在了学习“法轮大法”上。她还按照李洪志的要求，苦心抄写了数十万字的“法轮功”材料。她把在新疆一所大学上学的儿子也发展到法轮功组织里来。为了李洪志和“法轮大法”，什么金钱、家庭、党员资格都全然不顾，自己花钱跑到北京“护法”。对周围同事、朋友的劝说不仅听不进去，甚至反感。1999年10月，焦天嗣感到肚子疼痛，不去医院治疗，反而加紧“练功”。这样做不仅没有一点好转，反而病情越来越厉害，以至到了实在忍受不住的地步，这才怀疑法轮功不能救她。学校在坚持帮助教育她的同时，派医生到她的家中为她检查，最后强迫她住院检查治疗。2000年7 月，焦天嗣被送到医院后，各种检查化验证实，她患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伴有大量腹水，病情危重，即使再高明的医生也回天乏术了。焦天嗣沉湎“学法”，走上邪路，贻误治疗，悔之已晚。在这生命最后的时刻，党组织派人来看她，单位同事、亲朋好友也都来看她，一再帮助教育她，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错了。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儿子，辜负了党对她的多年教育。她给新疆农业大学党委写的一封信中写到：“我想用生命换来的事实，使更多的人醒悟，再不要上当了。”
30、问：听说浙江的金文勇也是相信“消业说”，贻误治疗，葬送了年轻生命？
答：是的，金文勇痴迷“消业说”，贻误治疗，葬送了年轻生命。金文勇是一个年仅仅26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浙江某新闻单位工作，1997年4月才结婚的。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和新婚的小家庭。他因为有糖尿病，一次与远在吉林的一位同学聊天时，对方建议他练法轮功；嗣后，又给他寄来一本《转法轮》。他练了一段法轮功，没有什么效果，就不练了。6月份，病情加重，他又练起了法轮功。后来，他在一个法轮功练功点负责人刘某某的介绍下，前往一个法轮功辅导站参加“集体学法”。自此，他便每天起早坚持不懈。7月份，他又拉自己的妻子朱某某一起参加。由于相信李洪志“有病是消业”的谎言，放弃打针吃药。同事、朋友见他身体日渐消瘦，都为他担心，劝他上医院检查治疗。他却说，这是在“消业”，是很正常的现象。11月18日，开始呕吐不止。单位派车要送他上医院，被他拒绝。在此期间，法轮功练功点负责人刘某某多次说，他是在“消业”，几次他送上医院，他都不去，一关一关都在过，只要把一切放下，这是最后一关。在以后的几天，单位的领导、医生、同事、亲友等劝他去医院，都被他拒绝。11月22日，他的父母从浙江台州赶到杭州，劝他去医院，也被他拒绝。当晚凌晨1时，妻子朱某某看到金文勇病情严重，把刘某某叫到自己家。刘某某将其他人赶出房间，仅留金文勇、朱某某和她，关上房门，开始播放李洪志“讲法”的录音带，说“希望师父能助他渡过难关”。门外不明就里的家人在等候多时、无动静的情况下，几次敲门，都被刘某某阻拦，说“如果相信法就得忍着”。早晨6时，门外的人等急了，开始踢门。门打开了，这位新婚只有7个月的年轻知识分子已经死去多时。经医院检查，金文勇由于贻误治疗，引发糖尿病并发症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