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思维”的几个问题
陈浩武
一九六六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把当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起点，至今已有48年。对于这样一场人类浩劫，我们至今对它还没有一个认真的清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
当然，在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主政时期1981年，中共中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曾做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对文革做了一些历史的评价，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积极的。但是出于历史的政治局限性，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历史决议是不够的。这份决议，对毛的清算，对文革的清算，都远远不够。特别是对毛要为文革所承担的历史责任，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认识高度, 而是把文革的罪恶非常不负责任的推给什么“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决议，也逐渐被淡忘掉，今天，当局似乎在有意识地屏蔽和淡漠这段历史。其实屏蔽和忘却这段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如果真正从对历史负责任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不能够屏蔽或忘却这段历史的。
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文革思维？我们需要对它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有个定义；第二，文革思维的思想源泉，文革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登峰造极的荒谬境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要对这个历史原因做一个分析；第三，文革思维对今天社会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清理文革思维？这个清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社会层面看；另一个是我们每个人自身都要清理。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讲反思文革思维的现实意义。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文革思维？
一，文革思维就是一种邪教思维。
什么是邪教？凡是崇拜活着的人，把活着的人造成神，这就是邪教。
文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造神运动。我们知道，文革之始，就是造神之始。文革开始的时候，对毛的崇拜已经狂热，把毛比喻为红太阳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每天早上广播，第一首曲子，就是《东方红》。这首由陕北民谣改编的歌曲，赤裸裸的的把毛比作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把一个活着的人比作太阳，公然称赞他是“救星”，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就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的皇帝，也没有这么称呼的。更何况是以“为人民服务”相标榜的中共党人！一个活着的人成为人民的救星，人民就只有把他当神来崇拜。每次开会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造神运动在文革期间达到无以复加的状态。到处是《红宝书》，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本人的巨幅相片组成的“红海洋”。《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据说印刷了有几十亿册，到处散发传播。
与造神运动相对应的，是对广大民众的洗脑。大家知道，那时强调“灵魂深处闹革命 ”，强调“精神原子弹”，强调“忠不忠，看行动”。同时要“早请示，晚汇报”。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感。我记得那时吃饭，要拿着碗，先排好队，给毛主席请示汇报。其实不是对毛主席，就是对毛主席的画像。然后在街上大跳“忠字舞”，讲“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其实就是把人造成神，这种造神运动就是一种邪教思维。
我前面说到，邪教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崇拜活着的人。
为什么崇拜活着的人就是邪教？很简单，因为人是有限的。宗教信仰之所以存在，神性之所以存在，都是基于人的有限性。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神，就是人的有限性。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限。无论是个人的精力，生命的长度，还是对世界问题的判断和看法，或是个人经验的积累，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它都是相对的，是有限的。如果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把人夸大为无限，甚至把人变成神，这本身就是一种灾难，一种邪恶。
文革造神运动把人变成神，那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首先把原来“神”消灭。即消灭中国人原来的精神信仰。文革这种造神运动的开始，就是剿灭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要造一个人间的神，就必须把传统的神颠覆和剿灭。所以文革一开始的所谓“破四旧”，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基本主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和毁灭。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五千年的文明史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和传承功能。如果把这些东西剿灭，就是挖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以邪教思维的造神运动首先是以否定中国的传统的神，传统的信仰，传统的宗教，传统的文化为前提的。它的邪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把有限的人造成神，第二，是把真正的宗教信仰，精神信仰颠覆，铲除，毁灭。
我们今天中国陷于一种精神的危机，陷于一种道德危机和信仰崩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革的造神运动。因为造神运动把毛造成神，造成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形象，并用其颠覆了传统文明。所以今天当毛这个神像坍塌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彻底坍塌了。
二，文革思维就是在正义和革命的名义下作恶。
我们今天重新看文革，可以说是恶行累累。打人，杀人，放火，抄家，武斗，各种各样的事情，荒谬绝伦，恶行累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认为这是恶性，但为什么当时能够在神州大地肆虐横行，因为当时的恶行都是打着革命的名义，打着正义的名义，打着人民的名义在进行。所以在当时，这些所行之恶都赋予了它的一种神圣性、一种不容置疑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的参与者——红卫兵，在当时来讲都是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是学生。这个年龄对男孩来讲还是童稚未泯，对女生来讲还是花季少女，应该都处在人类最善良、最纯洁，最可爱的年纪，为什么他们一夜之间会变成豺狼、变成作恶多端的人呢？
我们看到文革的这些回忆，还记忆犹新的一幕，一个女孩穿着军装拿着皮带，用皮带的金属端一下就把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眼球给打出来了。这种残忍、这种暴力、这种血腥为何在当时得不到制止呢？非常简单，他们的这种恶，是在革命旗号下的恶。
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文革开始初期，这种意识形态它激发了人性的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在当初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席干革命”。那么既然是革命，这个革命就包括很多恶行。比如说打砸抢、比如说抄家，但名义上打着旗号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那么就赋予了这种恶行的某种神圣性和正义性。
当初的毛主席语录被贴在大街小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花说话，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比如说，那个时候提倡学雷锋，学雷锋包括好几个方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待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比如说，那个时候整天给人灌输的是阶级敌人是要复辟，说当初无产阶级所镇压的这些地主富农他们要变天。如果变天，那么我们无产阶级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再比如说，在当时的舆论指导下，就是要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统统都在打倒和焚烧之列，那么这样一种思想的灌输，武装了当时的年轻人，也就是红卫兵，他们在以革命、人民的名义下来进行这一系列的恶行就显得非常的合理。反而任何的善良、同情、正义、怜悯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都与革命是格格不入的东西。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之恶的激发是意识形态的激发，是在革命与正义的名义下使人的恶得到了激发。
三，文革思维就是斗争思维
文革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念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毛反复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争行吗？”
要斗争，就必须有斗争对象，就必须有敌人。如果没有敌人，就要制造一个敌人，然后斗争他。因为只有斗争，社会才能发展，才能进步。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逻辑。
斗争思维产生暴力意识。
因为要斗争，就崇尚暴力，崇尚残忍，崇尚血腥。就践踏规则，践踏法制。
任何社会秩序都一定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法制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没有规则。但是毛本人就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就非常形象的描述了这种思维的惯性与当时的社会状态。当时的红卫兵在文革期间的打砸抢的行为和当年的义和团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任意的去剥夺人的自由与个人权力。
严格的讲，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打人抢劫，杀人犯火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当年在武汉看到所发生的武斗，那种血腥与暴力，互相残杀，打死人之后的扬长而去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们认为打的是坏人。这种完全践踏规则与法制，完全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文革思维的重要特点。
林达的一本书中写到，美国有一个90岁的老太太叫汉道克，她为了呼吁改革进行的经费，独自一人横跨美洲大陆、跋涉了5k公里，抵达了华盛顿。因为沿途有媒体造势，当她抵达华盛顿时可以说是举国欢呼、万人空巷。可是当这个老太太进入国会掏出演讲稿的时候被警察逮捕，原因是法制规定非国会议员不得在此发表演说。因此即使这个老太太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她违反了法制，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老太太在最后一刻遭到了逮捕。所以行为的正义和承担法律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为应该是正义的，但所有行为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才是法制社会，文革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多恶行，根本原因就是它践踏了法制和规则。这点对今天的社会状态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我们推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由于缺乏对规则的尊重、对契约精神的尊重而混乱不堪。
四，文革思维就是反人性，鼓吹暴力
之前提到文革期间在革命和正义的名义下作恶，这种恶行肆无忌惮，并逐步演变成一种残忍血腥的暴行。因为在当时把一切仁慈、善良全部归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全部都归为革命的立场问题。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暴力环境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制下继续革命”这种口号，完全导致了人性的堕落和泯灭。在文革时期发生的这种事件，包括1968年在北京大兴的屠杀事件，和1967年湖南道县的屠杀事件都是非常血腥和残忍的。
我看过一个资料，讲述北京大兴县的事件，即使是离北京这么近的一个区域居然可以发生那样大规模的对地主、富农份子及其后代的残忍的屠杀事件。当时有一个老太太抱着他孙子，一起就被红卫兵直接活活埋掉。那个小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觉得不断扬弃的尘土扎眼，他说：“奶奶很迷眼”，老太太对孙子说“忍耐一下，待会就不会迷眼了”。所以说那时对老人和儿童的屠杀是非常残忍的。湖南道县所发生的屠杀更加惨绝人圜，当时从河流上游漂下的尸体成连成片，导致下游人们完全无法饮用水，还是当年一些有良知的人把尸体从河流中打捞上来。
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中，有一节讲到道县的大屠杀：
道县事件的活证人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那场大屠杀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被称为“彬州道县事件”。三大队有四五位道县事件的活证人。一位是。他平时极其老实，对人总是低眉顺眼，笑脸相迎，对上司的命令从不反抗，象一个顺从的奴隶。但他象没有魂，行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傻子”。了解他的犯人告诉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县事件中全被“贫下中农法庭”杀害。杀害的手段极其残酷。民兵用枪逼着他父亲亲手活埋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然后命令他父亲给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
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阶级敌人”。城里造反派把共产党组织冲垮后，很多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就跑到乡下，动员支持共产党的人组织了“贫下中农法庭”，屠杀“阶级敌人”，以防止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四个“道县事件”发生在1967年8、9月保守派在城里失势的时候。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两三千“阶级敌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过这场大屠杀的。由于受了极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发一次疯。有天夜里，我上厕所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厕所大声吟唱，象和尚作道场时念佛经。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里上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转过背前后走动，边走边挥舞木棍，念经的声音时高时低：“大道，苍天，不杀，不负。神天有眼，道行道归。”我走过去轻声道：“何呆子，你该去睡觉了。”他一反平常对人和顺的态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经。舞他的。我断定他在发疯，只好回监房去向其他人求助。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是因为他被大屠杀吓疯了，每个月总要发几次疯，没办法治，让他去。过两个小时他自然会恢复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经起来了，表情和平时一样，和顺与谦卑，脸上再也没有昨夜的杀气。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发疯时讲了什么当局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而做牢的。
另外一位“道县事件”的证人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杀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宝，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邱宝健壮得象头小牛。有天在监房外边的养猪场劳动时，看到公猪和母猪正在交配，来了“神”，裤子都勃起来，他站着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围的犯人都大笑起来，向他起哄：“邱宝，站起来呀，又不是大便，蹲着干什么呀？”“邱宝，又不是要你配种，你来什么神呀？”邱宝三代贫农出身，道县事件前，爱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儿。这女孩子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以后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只嫁给地主的儿子。女孩子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全被拒绝，并被告知非地主的儿子不嫁。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会被叛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种残忍与暴力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所以在革命的互相竞争中就变成了一种残忍的比赛、血腥的比赛、暴力的比赛，那么谁更左、谁更残忍、谁更血腥、谁更暴力就变成了谁更革命的一种标签。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鼓舞下，惨无人性的事件就愈演愈烈，把人类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的底线无限制突破。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之惮也，这说明恻隐之心是人类的起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不能够有同情、不能够有良知、不能够有伦理、不能够有恻隐，这种思想是被革命者不能接受的人性论，要把它批倒批臭。
五，文革思维就是奴性思维。
奴性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但是文革却将奴性发展到一种极致。这种奴性思维有几个表现：一个就是绝对的拥护和绝对的盲从。在忠于领袖的口号下，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消灭了自己的思维；
第二个就是一切要求统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所有的价值观；
第三个就是没有基于客观理性正义的独立思维，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去盲从。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一切独立、理性的思考采取残酷的打击。比如说张志新、遇罗克、杨小凯，在这个年代能够反思之人都遭到了灭顶之灾，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放弃了这种理性的思考、独立的思维而决定盲从。一直到今天这种奴性思维在社会上还有非常多的痕迹。我们经常看到的标语就是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规章等等。所有一切都统一，使社会不再是多元化的，统一恰恰就为独裁与专制创造了条件。对那些独立思考的人不是出于尊重而是蔑视，导致这种盲从的奴性思维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核心就是因为造神意识的背后蕴藏着的邪教观念。
奴性思维，表现在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的堕落。
文革期间，大师级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