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行天下：切之路 (Duta Del Che)

今年10月9日，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从纽约发了个微信。手机里跳出一个少年头像，我一下就认出是切.格瓦拉，“你喜欢切小时候的样子？”照片来的突兀，又没有文字，我有点不解。“传照片是因为他被杀47年了，” 她又发了一张切的相片，“喜欢他这个样子。”

在我的记忆中，1967年10月9日是个特殊日子，那天，切被枪决，在玻利维亚一个叫La Higuera的偏僻山村里。1967-68是狂飙年代： 中国正进入文革第二年，法国“红五月”学生运动，英国披头士乐队（Beatles)，美国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亚非拉的反殖民斗争......摇滚吸毒，持枪革命，造反愤青们以颓废和暴力挑战父辈们建立的世界秩序。多年后，我父亲带回一本书，是切的玻利维亚日记中译本。扉页上还有“内部参阅”的印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切。在那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年代，对少年的我来说，切的故事充满异国情调和浪漫诗意。我当时痴迷音乐文学。彷徨苦闷时，读切的玻利维亚日记如肖邦的夜曲，如雨果的小说，带给我灵性美感和精神寄托。在我后来的人生途中，切，从遥远模糊的偶像逐渐变成了理想与现实冲突之墙上的寻梦窗口。2001年，我在上海人艺剧场看了轰动全国的话剧“切.格瓦拉”。闭幕时，全体演员和观众起立合唱“国际歌”，我热血沸腾。演出结束后，在朋友的“顶层画廊”里，我喝着啤酒，和导演张广天热烈讨论，直至深夜。



2010年初，我在一本阿根廷杂志上偶然读到，玻利维亚首位原住民总统Evo Morales上任后，出于对切的尊敬，决定把他当年打游击的小路命名为“切之路” (Ruta Del Che)，并向公众开放。同年8月，我动身去了玻利维亚。Samaipata是“切之路”的起点，这是个城乡交融的小镇。很顺利地找到杂志推荐的农庄。中年女庄主Marianna是荷兰人，长及脚面的印度红裙配她高大健硕的身躯，显得有点不协调。稍聊后发现，她对切所知甚少，好像也没多大兴趣，客厅看不到切的装饰，书架上也找不到有关切的书籍。用餐时，我注意到菜单价格不菲，菜量不丰，不由想起国内一个好友参加“红色旅游”上了井冈山，吃住都被宰。革命，有时也是块生意招牌。

第二天吃早餐时见到德国导游Frank。 他40多岁，瘦高结实，短裤汗衫，胡子拉碴，见了面就拿出记事本，问我有什么特殊要求。我说我挺有弹性，但缺少耐心，处处都看没必要，重点体验吧。

上车后，我问Frank为何来玻利维亚。他说德国的拘束生活让他厌倦。他父亲从银行职员做到经理，从未换过工作，他不想这样过一辈子。他对玻利维亚一见钟情，赚够钱就往玻利维亚跑，花光了再回德国挣，来来去去十几年，直到邂逅本地女人，就留下了。我问他“切之路”的客源情况，他说拉美人最多（阿根廷居首)，欧洲其次，亚洲不多，多半是日本人，我是他第一次接待的中国人。

离开Samaipata前，路过一家小酒吧，Frank进去和老板打招呼，也是德国人。出了城，两辆摩托车疾驰而过，扬起的尘土里，二战德军的钢盔明亮晃眼。Frank漫不经意地说肯定是德国人，要不就是奥地利人。我原想和他聊聊二战后纳粹潜逃南美的话题，看他不感兴趣就作罢了。

通向“切之路”的盘山公路崎岖蜿蜒，路况很差。Frank说政府修过一次就再也不管了。老丰田在坎坷的山道上下颠簸，如浪里行舟，我隔三差五地问当地人司机Jose是否OK, 他有点不耐烦，说了句no problem，就不再回答，然后翻出一张玻利维亚民歌CD，放大音量，一路听到底。





玻利维亚8月是旱季，山上树丛都已泛黄，车后尘土飞扬。我似睡非睡，脑子一直走神，想的事，时空跳跃大，逻辑关联小，心里哼着Simon & Garfunkel 唱的秘鲁老歌”秃鹰飞去“（El Condor Pasa)。中途下车在岩石后方便时，一只安第斯秃鹰 (Andes Condor)在上空盘旋，蓝天下的玻利维亚高原，苍凉孤寂。



车在离La Higuera 约二十多公里的山坡口停下，“切之路”的步行段从这里开始。我和Frank下车后，走了大半天的羊肠小道。到达山谷时已近黄昏，四周很静，树林里传来哗哗的小溪流水声和零星鸟鸣。林中空旷处有个石冢，鹅卵石砌成的巨大五角星，夕阳下半隐半显。Frank说，切的游击队在这里被政府军包围，9名队员分头突围，渡河时全部牺牲，德国女战士也在其中（《切，革命的一生》的作者Jon Lee Anderson 认为她是切的情人)。切和另5位战友，弹尽粮绝，受伤被俘。当地村民为了纪念切的最后战斗，集资修建了这个石冢。我们都很沉默，我看着石冢，起初还能自持，不知怎么就鼻酸梗塞了，到后来泪流满面，不能自已，不全是为切。

归途上，我无意中回头向远处山岗望去，一层薄雾冉冉上升。Frank说那是当地农民烧秸秆的烟尘。落日余晖下，有头牛在草丛里目送我们。







赶到La Higuera 已是黑夜。Frank 说这个小村只有十几户人家，狗吠声把我们引向一个围着篱笆的小院。客栈是个法国人开的，他用英文和我寒暄了几句，就去准备晚饭了。我和Frank走进餐厅坐下, 墙上挂着一幅无框油画，我细看觉得很像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张著名照片：一个国际纵队的无名战士被敌人子弹击中仰面倒下。马德里保卫战打得最艰苦的阶段，海明威和白求恩都在这个国际纵队里战斗过。我转过头问Frank对切的看法，他缓缓地说，我不是很政治，也不认同共产主义，但对切很崇仰，他为信念战斗至死，对此，战友和敌人都肃然起敬。

晚饭后，Frank在院子里和店主烤火聊天，时而法语，时而西班牙语。夜深人静，谈兴渐浓。我辗转难眠，起身想提醒他们时间已晚。从门缝里看到，他俩都穿着南美山民的斗篷(poncho)，围坐火盆，边聊边拨拉柴禾，火花四溅，和夜空里晶莹璀璨的群星遥相呼应，我转念一想，又回到床上躺下。高原昼夜温差很大，屋子有很多缝隙，透进丝丝凉风，尽管加盖了毛毯，还是有点冷，心里很飘，好像小船在夜海里无目地游荡。







第二天醒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疲惫。我走出院子，清晨的街上空无一人，一条黄狗横卧石路中央，家家户户的墙上，都画着切，风格颜色各异。当年，切和他的战友们撤退到此作短暂休整，村民们中有一人悄悄溜走，向埋伏在附近的政府军告密。我很想知道，这些出自村民之手的壁画里，有多少是由衷热爱，有多少是旅游广告。

切被枪决的小学教室，已改成简陋的纪念馆。里面存放着当年的门框和切坐过的木椅。看到切的遗物和游客留言时，我心里已涌不出先前的百感交集，象风暴席卷后的海滩，空荡凌乱，脆弱伤感。







离La Higuera 几十公里处Valle Grande Valle的 Nuestra Señora de Malta 医院，当年停放切尸体的水泥台依旧完好，墙上涂满参观者的留言。我在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写的切传记里读到，玻利维亚政府军在枪决了切后，砍下他的双手送到阿根廷（阿根廷警方有切的指纹存档）。美国中情局坚持要验切的指纹，以确认是他本人。美国对此一直否认。负责对切行刑和运尸的玻利维亚军官Felix Rodriguez多年后承认，他原籍古巴，是中情局的卧底。



Valle Grande有个更大的切纪念馆。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特殊墓碑：和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5个游击队员中，有一个中国人——胡安.帕布罗.张(Juan Pablo Chang)，死时37岁，比切小两岁。我读过不少有关切的书，也看过大部分切的影片（包括Steven Soderbergh 执导的长达5小时的传记片“切”), 但我已记不起张。和切的英俊性感相比, 带眼镜的张, 看上去谦和普通，象个随处可遇的邻家男人。

空旷寂静的展厅里，几只误闯进门的麻雀不停地撞击着玻璃窗， 回声四起，宛如置身于木鱼敲响的寺庙。我凝视良久，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紧紧拥抱这位葬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兄弟。我蹲下，向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的张举起V手形。

2008年10月9日，在张的出生地秘鲁首都利马，他昔日恋人的女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你，带着东方的微笑
从此走进了我的生活
你，在墨西哥圣马可大学领导学运
为反抗独裁不惜入狱
你，在阿根廷发动学生示威被捕
驱逐出境后，回到故乡秘鲁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再次入狱

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聚会上
你，腼腆害羞，但讲起革命故事却变了个人
所有人都笑得如向日葵那样灿烂
Violeta教你跳舞和恋爱
Irene，那个美丽的哥伦比亚女孩，向你学人类学
在利马，你结识了切
在El Glitto酒吧里讨论如何发动古巴革命时
你对切说，“我不相信喝咖啡能革命成功”
当晚，一直仰慕你的Hilda终于示爱
你们的爱情，在流浪放逐中成熟

1955，你去巴黎索邦学院攻读心理学
课余为法新社撰稿
1956，你重返大赦后的秘鲁，开始研究经济学
记得有次在我家
你双手抱臂，身穿蓝色上装，向与会者宣布
作为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我反对武装暴动
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但当切和卡斯特罗决定发动古巴革命时
你毅然跳上“格拉玛号”
冲锋陷阵直到胜利
1967，你加入切的游击队
转战玻利维亚直到被俘
敌人在开枪杀害你之前
夺走你的眼镜，怕你记住他们的卑鄙胆小
我美丽的叔叔，胡安.帕布罗.张，就这样倒下

今天，你是秘鲁最神秘的人
圣马可大学教过你的教授说，你是他最聪明的学生
你，深度近视，体质柔弱，却是最勇敢的战士
你和切，长眠在玻利维亚的La Higuera
1997，你们的遗体，从这里挖起
送回你们曾战斗过的古巴国葬
张，你是我永远的英雄





“切之路”结束分手时，Frank握着我的手问，你还会再来看切吗？我说可能不会了。他沉默片刻说，他也有点心累，生意差强人意。毕竟，走”切之路“，不象走香榭丽舍大道轻松愉快；看切的遗迹，也不如逛卢浮宫赏心悦目，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掏钱的。我留下电话号码，说，你以后到美国，一定找我。

Jose知道我要去Santa Cruz，让我搭他的车, 他正好要去看亲戚。路上，我很想和他聊聊对切的看法，可惜，我的西班牙语和他的英语一样有限，交流不畅。但我隐约感到，在粗犷简单的外表下，他有一颗善感的心。那次我看完切的石冢回到车里，一言不发地靠在后座想心事，他关掉了音乐，行驶中，不时从反光镜里观察我。

沿途的景色越来越城市化，行人、建筑、车辆，不停变幻，可切那张戴贝雷帽的头像总挥之不去。这张堪称不朽的照片，是古巴摄影师考达(Alberto Korda)在1960年3月5日拍下的。就在前一天，一艘法国军火船抵达哈瓦那港，装卸工人和士兵们迫不及待地打开船舱，美国中情局特工暗设的定时炸弹引爆了。死伤惨重，整个哈瓦那都能看到爆炸掀起的浓烟。次日，临时召开的群众集会上，卡斯特罗即兴演讲，愤怒谴责美国的卑劣。据考达回忆，作为古巴革命政权二号人物的切稍晚到场，他始终沉默，“眼里充满忧伤和强压的悲愤。” 考达被深深触动，用莱卡M2相机抓拍了这张摄影史上被复制最多的照片。考达从未考虑过收取版权费，他说，不想亵渎切。但当英国伏特加公司Sminoff用这张照片做广告时，考达愤怒起诉了，并将胜诉赢得的5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古巴医疗系统。如果切活着，他也会这么做，考达说。耐人寻味的是，年轻时的考达判若两人，他是哈瓦那有名的摄影师和花花公子。他说，从事摄影就是为了找漂亮女人，他的妻子是当时的古巴名模。古巴革命成功后，考达成了切的忠实追随者。这是个关于复杂人性的简单故事——重塑信仰，超越自我。

Jose的提醒把我从思索中拉出来。在他亲戚家门口，我要给他车钱，他拒绝了，我们相拥而别。



回美国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后院处理积压邮件，看到朋友Roy的博客。他来自东德，柏林墙倒之后移居美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我偶遇，成了朋友。Roy 独自去古巴旅行了2个月，游记里流露出的极度失望成比例地反衬出他去之前的浪漫期待。我回复他，也许在消费文化里浸泡太久而心灵麻木了，也许对人性从好奇到怀疑直至失望，也许崇高在生存意义上属于短命的精神品质，活在今天的时代，有点像和穿速干运动薄衣的女人做爱，一种若有若无的隔层感。Roy 只回了一句，“革命不再时尚。”

看完邮件已是黄昏，树叶在夕阳里泛出秋色，晚风掠过有点凉意。回到屋里，电视正播放“占领华尔街”的示威场面，我思绪万千。对当下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利弊之争，我难以作道德评判——这不仅仅是智力问题。我在美国能有今天，其实是沾资本主义制度的光。咬喂自己的手，不仅道义虚伪，也有悖情理。意识到这点，我已难有崇高之举。然而，残存的理想主义，有时还会在心灵深处涌动，像余烬尚存的死火山，期待在不意之中迸发。

大部分日子里，我的精神之海都滞留在涨潮和退潮之间的平潮期，平静而非宁静，安定而非安详，充裕而非充实。也许，美式中产阶级的心态潜移默化地把我改造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 Redemption)中，Morgan Freeman 对Tim Robbins 说的那句话，”我们都被机构化了“。(We are all institutionalized.)

我有时想，切到底是谁？殉道圣哲，叛逆之子， 浪漫骑士，战斗诗人，还是终极冒险家? 或许，更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切的精神？人类一切罪恶都源自贪婪，贪婪虽无法杜绝，但必须抑制，就像杂草无法根除，但不拔就会疯长失控。切，以绝对的道德感，彻底的不妥协，无畏的勇气，向最顽固的人性癌症宣战，直到应验了他离开古巴之前写给卡斯特罗告别信中的预言：“革命只有两种结果—胜利或是死亡。”

今秋某天，我路过华盛顿市中心的杜邦广场（Dupont Circle), 一个长发披肩手臂有切头像纹身的流浪吉他手，坐在喷水池的台阶上，独自弹唱，我听出是披头士主唱列侬的“想像吧”（Imagine)。歌声触到了我内心深处的柔软地方，我浮想联翩，切要是还活着，能接受这个面目全非的时代吗？切的儿女们，还记得父亲去玻利维亚之前留下的寄语吗？

“ 你们应该对世上任何地方的非正义事情，都抱有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

戴高乐说过，“最不可缺的人都埋在墓地里”。耶稣基督、肖邦、帕布罗.张、以及被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称为“二十世纪最完美的男人”的切，都不到40岁就离世了。或许，切这样献身救世的人，在功利自私的二十一世纪不再会出现。但我企盼，切的故事及其赋予的灵魂感召力，不会消失，因为，离了献身精神，人类就无法自我救赎。

2014.10.30，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