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后, 我选择了一些我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广泛收集资料(主要是近年出现的新资料),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写成文章, 算是一个阅读小结。 这些文章大多只是直叙史实,有时也发一些感想， 总标题是“史实求索”。
我喜欢研究历史。古人说“以史为鉴”, 北大教授付鹰说: “科学给人以知识, 历史给人以智慧”, 我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更简单一些,就是想活得明白些。
旅美画家,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在凤凰电视台的一次访谈节目中说∶“我们是受骗的一代，我们从小学的都是伪历史”。这真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们一辈子中曾接受过多少为某种政治观点服务的伪历史啊！我们一直被告知义和团和太平天国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朝鲜战争是由南朝鲜首先发动的、八年抗战主要是共产党打的、斯大林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革命领袖。。。。。。，而文革中像刘少奇的专案材料，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那样的伪历史，更是不胜枚举！我们过去都接受这个结论, 即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要归之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一条伪历史。 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六大本，根据这些档案, 很多学者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应归之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指挥。 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而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所以历史研究学会名誉会长肖克上将感叹: “我们的党史从开头起就应该改写” 。
我对我这一辈子经历的或者是学到的历史，也很想弄个明白, 但过去资讯封闭，难以弄清真相。好在现在有了些变化，近年耒历史研究的大环境有了一些改善，有些过去的“禁区”现在已容许研究；近年出现了很多新历史资料,例如前苏联时期关于中国和中共的资料大多已解密,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档案已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备受瞩目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到1945年, 使一些看过此日记的学者惊呼“民国史应该重写”! 新的历史研究专著和回忆录也不断出现,这一切使我产生了对一些我所感兴趣的历史事件的新的史料归纳梳理的冲动。
我现在是否离真理更近了？真是不敢肯定。“第三帝国兴亡史” 的作者认为写一百多年前（例如拿破仑时期）的历史才可以不受当代人的干扰，才是可信的。其实一千多年前的史料又何尝一定可信？例如秦始皇的墓有没有被项羽挖开，汉书和史记都是肯定有此事的，但近年经过物理探矿方法和其他高科技方法（包括土壤中汞的测定），证明这个墓完好无损，其结构图也已绘出。又如很多史书都记载秦始皇建了阿房宫,唐代杜牧还写了长诗描写阿房宫如何宏大壮丽。但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阿房宫根本没有建成, 只是打了一些基础。历史实在是太复杂吊诡了。再则我读到的史料也极其有限, 很多史学界的最新成果我都没有机会读到。所以本文只是反映了我对某件事目前的认识水平。
我虽然喜欢研究历史，又有些害怕研究历史。余秋雨说过，不要轻易接近历史，对历史的多情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沈重。章立凡（章乃器之子，“往事未付红尘”一书作者）也曾说，研究历史经常在咀嚼痛苦。的确，历史这面铜镜常会引起沉重的联想与反思，这与我“淡定无为” 的养老生活会产生矛盾。虽然常用“进得去，出得来” 来自律，但有时也难以完全解脱。但历史实在太精彩了，想活得明白些这一宿愿又老在心头徘徊不去，所以终于下决心来写这个系列文章。但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这个系列文章能写多久，也就“顺其自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