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任政治队长时，陈宜森当书记。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十分信任我。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战友一起创建战斗队，一起上华东局，一起去南京。特别是我们去苏北外调近一个多月相处十分亲密默契。他1973年调至徐公桥小学当校长。我政治队长不当后去县里申请，一方面由包政委指示县文教局恢复我的民办老师，另一方面陈宜森同志也欢迎我到他学校。1974年我再次走上讲台，做六年级的班主任，上的语文课还兼音乐课。为了能早日转为公办老师，我工作十分积极。除了教学还和本校的王老师一起搞好学校的文艺宣传。我参加劳动十分积极，维修大年堂时我一个人放弃周日休息。1976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去参加七队的挖河劳动，挑担中突然头脑临时缺氧晕倒在工地上休克45分钟，好在由于张梅生和胞弟及时抢救才幸免于难。我星期一还照常去上班。尽管我如此的卖力，但命运总有些不公平也总作弄人。1977年教育部门第二次整编，为减轻国家负担，花桥乡按规定削减了九名代课和民办老师，我又是其中一个。工作又没了，生活怎么办，我不甘心，我一方面向党委提出要求安排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打算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春风，自谋出路。为了生存无奈我做些从来不想做也不适合自己做的事情，跑单帮，做个体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