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知: 痛悼周保中同志

痛悼周保中同志

　　王一知

　　《人民日报》 1964年5月6日

　　

　　在革命斗争中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亲密战友保中同志，同我和我的孩子们永别了。我们党失去了一名忠诚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这些天来，保中同志的音容笑貌，一幕一幕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和孩子们都感到无限的悲痛。

　　保中同志从入党以来，三十多年如一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所交给他的任务，积极地为党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党派他到东北去工作时，因他是云南人，首先要与酷寒作斗争;第二他是白族，说南方话，要进行语言上的革命。因此他在东北群众中能扎下根，闹起革命，是克服了无数困难的。在那些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生活条件下，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坚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日寇必败，中国革命必胜。

　　从大革命到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中，他一直是站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与国内外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他曾先后负伤五次，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就有三次，其中一次伤势很重，肠子也打出来了，当时斗争艰巨，又无医疗条件，他自己毫不呻吟地将肠子又装进伤口，采点野草敷起来。他这种安静如常的态度，影响到其他伤员也不再喊叫了，对其他同志也是很大鼓舞。他带着伤每天还要行军和指挥作战。宿营时又要给同志们上军事课或政治课，或开会研究对敌斗争部署等。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则说：“多少同志倒下去了，没倒下的就要坚持斗争，闹革命就是要经得住一切艰难困苦的考验。”

　　全国抗战开始后，东北游击战争进一步得到发展，抗日烽火到处燃烧，使日本侵略者到处碰壁，到处挨打。日寇为了侵略全中国，首先要拔除插在它心脏上的钢刀――东北抗日联军。那时日寇精锐部队关东军增加到五十万人，对东北抗日游击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围攻。在那些残酷的斗争年代里，断粮断盐，吃草根树皮，已是家常便饭。有时冬天换不上棉衣，在那大雪飞扬，烈风刺骨，敌人步步追踪，有时一天要打几仗的情况下，虽然饥寒交迫，困累难当，可抗日联军越战越坚强，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这时他鼓励同志们说：“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常说：“虽然我们不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但他们会知道东北人民子弟兵是在怎样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假如我们在胜利以前倒下了，中央也会来收尸的。若能和中央取上联系那该多好，真是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温暖怀抱。”这正是当时所有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们心坎上的语言。

　　记得在一九三八年的一个夜晚，部队已经露营，保中同志在篝火前召集了本战斗队的全体指战员，他手中拿着两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一般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这是《新华日报》，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响起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斗争更有办法了!”那种激动人心的情绪，是难以形容的。尽管那两张报纸已残缺不全，每到露营或休息时，他就和同志们一起坐在篝火前或山坡上进行学习讨论，并贯彻到实际战斗中去。

　　一九三八年冬整个情况愈加恶劣，敌人继续增兵到六十万，并采用依靠据点，稳步前进，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实行大包围套小包围，来回网罗搜攻;漫山遍野，满坡满谷，四出进攻，以数十架飞机轮番侦察、扫射、轰炸，以步兵骑兵交替搜索，妄图一网打尽，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尽管在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北风怒吼，大雪齐腰，冻得断指裂肤这种极度饥疲困乏的情况下，深陷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而他却坚定地向同志们讲清敌我情况与斗争前途，鼓励同志们：“振作革命精神，巩固革命必胜的信念，必须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即使在不能避免牺牲的情况下，也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苟且偷生，玷污伟大革命战士的气节。目前，要以迅速的行动进行突围。”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就跟着敌人踪迹行动，然后穿绕过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过两昼夜的强行军，行程二百里，钻出牡丹江东岸的敌人包围圈。紧接着又以神速的行动，袭击了方正县陈家亮子日寇森林采伐队，达到了歼灭日伪军、补充枪支弹药、服装给养的目的;并解放了一千多木业工人。他指挥的部队，在其他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下，就是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大讨伐”计划。

　　正是由于他忠于民族解放事业，忠于党的事业，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因而日寇对他深恶痛绝，骂他是“逆贼”。早在一九三六年日寇就先后在牡丹江地区，松花江下游等地区，张贴布告或散发传单，捉拿他和购求他的首级，赏金由五万元增加至十万元。

　　在解放战争中，他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仍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后来又参加解放大西南的工作。当他来京参加南下准备工作时，就发现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要治疗休息半年，他说：“多少同志们倒下去了，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眼看多年来的理想――解放全中国，就要成现实，决不能掉队。”他决然南下了，回到他的故乡――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由于他是白族，早期出来参加革命，对多民族的云南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他带病坚持了三年多的紧张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冬，心脏病就更加严重了。医生再三劝告他一定要坚持休息治疗一年，同志们也都劝他听医生的话，这时他才肯休息治疗。接着组织上调他到西南工作，他到了重庆，根本没有考虑治病问题，马上投入了工作。在他的心中只有党的工作，他总认为个人的病算不了什么。到一九五四年夏，病情已发展到难于支持的地步，才来京治疗。

　　九年来，他一直在和疾病作斗争。他又有胆结石病，每次发作都严重地威胁着心脏，随时存在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始终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处理自己的疾病，只要他的病痛稍有减轻，他就又忙着看文件，整理历史资料，接见来访同志，或出去参加会议等。我曾劝他少看点文件，多休息一会，他就说：“我为党工作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只要我能动，就要为党多做些工作，不看党的文件怎么行呢?”

　　一九五九年他发生了严重的心肌梗塞，正在医院卧床时期，从外地来了两位同志要找他谈问题，由于考虑到他的病还在危险期，医生嘱咐不准会客，秘书就迟延了几天才告诉他，他就批评秘书：“远道来的同志更应及时接见，我不能起床，躺着谈谈也好嘛。过去斗争时和群众在一起，今天更不能和群众疏远。”很多同志劝他多休息，把病养好了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总是说：“有口气、能吃饭，就应该工作，否则就是人民的‘账主子’了。”

　　保中同志对待群众、对待同志，有极深厚的阶级情感，热心地关怀和帮助同志。对来信来访是有问必答、有求必见。有的事已隔年久一时想不起来，他就写信向老战友询问后再回答。答复来信和接见来访同志，他都是很认真的。有的信他直接复，有的复信秘书写了还要他修改后才发出。今年元旦前，因病积压了些未办件，待病体稍有减轻时，就同秘书一起加班加点的赶了两个多星期。我劝他不是急件何必忙呢?他说：“就是不该积压，能动时就应赶着办完。”

　　保中同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注意俭朴，遵守制度。对孩子也从小就教育他们要养成艰苦朴素，能吃苦耐劳的习惯。他经常向孩子们讲，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的;饮水要思源，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斗争;因而孩子们也能较严格地要求自己。

　　保中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受到了党中央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战友们及同志们、朝鲜战友及其他国际友人们的亲切关怀，我衷心的感激。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继承保中同志的未竟事业，我要更好地工作，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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